因此，所有关于21世纪的重大问题都归结为一个：这个新世纪对于我、家庭、社会、国家和整个世界来说，是好还是坏？这就是耶鲁在第四个世纪里要成为全球性大学的任务如此重要的原因。院长先生，当我的前任助理国务卿也是我的老室友--斯特罗布·塔尔博特成为贵校全球化中心的领导的时候，当他的妻子布鲁克·希勒同意负责世界学者项目的时候，我感到很高兴。我说我愿意成为一名世界学者，但是被告知我已经不再有资格成为一名年轻的世界领导者了。因此，今天你们不得不听完我的这些对耶鲁大学未来的研究无益的观点。
我们要做些什么才能确保我们鼓励互相依存的积极力量并抑制和抵抗消极力量？我有三点建议：首先，我们必须保护我们不受恐怖主义袭击。我希望你们了解，有许多优秀的人，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此。有许多袭击美国的计划都被那些公务员和我们的同盟挫败。仅在庆祝千禧年期间，我们就阻止了在东北和西北部的许多城市、洛杉矶的机场、约旦最大的宾馆、圣城的基督教址和其它六所城市多起恐怖爆炸事件。
尽管有许多优秀的人都在全力以赴，但很显然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要建立防御工事、加强我们的进攻能力、增强计算机追踪网络的能力以阻止企图威胁美国安全的人。现在我不想过多地谈论这个。因为我们的总统和国家安全机构，以及我们的盟友已经做出了很多强硬的战略决策。我想我们应该支持他们，并给他们做决定的空间。目前为止，他们一直在做着明智的决策，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在今后也会如此。在这次事件上，团结对我们美国来说非常重要。现在我们必须要团结。
当然，我知道，在美国的领土上发生首次大规模的袭击是令人恐惧的，任何事情都不能减少人们的损失。但是让我提醒在座的年轻人，我们刚刚经历的那个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一个世纪。一千两百万人在一战中丧生，两千万人在一战与二战之间死去，两千多万人在二战中失去生命，还有两千万死于战后的政府镇压，这还不包括死在朝鲜和越南的，以及后来发生在卢旺达和波斯尼亚大屠杀中的几百万人。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摆脱过暴力。当今，对恐怖分子来说，全世界互相依存的利益所付出的代价，是我们极大的弱点。但是我们的防御将会一直与时俱进。作为公民，我们要做的就是思考我们还能做什么，就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必须为创造更多积极的互相依存关系来扫清所有消极的因素。
美国应继续努力减少全球贫困并通过倡议免除更多的债务，更多的小额贷款，更多的明智交易政策将全球化的利益带给那些还没有感受到它的国家的人民。美国应该将我们的公平分配制度应用到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的健康基金会组织中去和艾滋传染病抗争。美国应该通过保护自然资源和发展可替代能源来应对环境变化的挑战，并帮助我们全世界的友国和邻国共同应对挑战。
美国应该继续宣扬民主主义。在当前的危机下，我们面临的一个特殊问题就是：有那么多听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蛊惑论调，以及对古兰经的误读的人们还生活在更广阔、更年轻、更贫困的国家。那里没有民主，没有可以表达异议或同意的正常的政治渠道。这使得那里的民众生活在蒙昧的状态下，在那里他们不必负担自己的生计和改善生活的责任，因为他们从来不去承担那些责任。因此，我们总是听到有人说："问题就是由美国的成功导致的。"这是一个很棘手的事情，因为那些国家的人来到美国分享成就。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因为美国的军事力量近来大部分都用在了保护波斯尼亚和科索沃贫困的穆斯林人，因为美国引领世界各国为最贫穷的国家免除债务，因为被免除的债务款必须用在贫穷国家的教育，医疗保健和发展上，不能用在其他地方。但是，如果你从不投票或是支持政府机构，那么你就永远都无足轻重。所以他们听着蛊惑论调：都是因为美国。我们必须促使我们的朋友采取措施，大力推广民主和自由。
最后，我要说的是，比知道我们要做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认清我们自己。我们必须明白当下的冲突，那些惨不忍睹的损失远远不只是大楼的倒塌和人们的死亡。这是一场由一股全球性的力量导致的冲突，它对真理性质的判断、生命价值的理解和人类社会特点的认识与我们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本·拉登和塔利班政府认为，他们掌握着真理，赞同他们的人就是好的，不赞同的人就是邪恶的。耶鲁大学奉行的是没有人拥有绝对的真理。所以我们要投票，我们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我们有宗教自由的权利，我们有集会自由的权利。我们有作为自由人应有的权利，因为我们相信，人生就是一段旅程，是努力接近真理的过程。但是我们永远无法掌握真理，因为我们是普通的凡人。
所以我们对于社会的性质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共同努力就能做的更好。在我们国家你们所要做的就是接受这个约定规则，每个人都要参与到这个规则中来，每个人都有发言权，每个人都要投票，每一天都要做正确的事情。我们要颂扬我们的多元化的自由，因为我们以共同的人性作为基础。恐怖分子的社会不是由共同的人性团结起来的，而是用反对普遍人性的观点来定义的。本·拉登希望整个中东看起来都像塔利班政府那样。那是多么可怕的世界啊！我们从电视上播放的那部电影《面纱背后》里看到过一些场景，展示了他们的信仰--他们逼迫妇女穿上那些可怕的罩袍，用棍子当众打她们甚至做出更糟的举动。
他们是可怕的敌人。他们不但不认为自己是邪恶的，反而认为自己是正义的。所以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清楚我们要创造的这个世界，要意识到创造财富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允许人们不负上帝赐予的能力，并通过努力超越人性中的差异。而且我们不应忽视在这个过程中所有要经历的困难。想想过去五十年里那些伟大的精神领袖吧：甘地，不是被巴基斯坦的穆斯林杀害，而是被一个印度教徒，因为他憎恨甘地，因为他想要建立一个属于穆斯林、锡克教以及每个印度人的国家；另一位杰出的精神领袖萨达特，被本·拉登集团现在的二号人物领导的组织杀害，这名杀手不是以色列人，而是埃及人。他憎恨萨达特，因为萨达特跨越了血腥的宗教和种族的鸿沟，寻求和平。我的朋友伊扎克拉宾毕生守卫以色列，最后也惨遭迫害，杀他的不是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而是一个愤怒的以色列人，因为拉宾想放下武器寻求和平，这很艰巨。我感谢上帝，在过去的五十年里所有伟大的精神领袖中，曼德拉还活着，那可能是因为在他的一生中有二十七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
狂热分子诠释了他们的仇恨，自由主义者诠释了他们的人性。纵观我们的历史，美国的使命是创造更多的机遇，加深自由的含义，加强社会的联系。现在，尽管超越了我们的界限，但是我们也不能再否定我们自己的主张，这是相互依存的世界交给我们的最深刻的教训。我们会走出这次危机。我们的领导人会做出最明智的决策。但是最终，我们不仅要阻止坏的事情发生，还要为你们建设一个前所未有的，最好、最繁荣、最和平、最振奋人心的时代。只要我们谨记自己的身份以及我们的信仰，我们就一定能做到。
谢谢大家！愿上帝保佑你们！
（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