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倒台后，苏共党内形成了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所谓“三驾马车”的领导核心。柯西金在“三驾马车”中位居次席，担任苏联政府首脑——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一上台就把扭转经济局面作为当务之急，全身心投入经济调整工作。1965年9月，他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作了关于改善工业管理、改进生产计划和加强对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报告。提出了“新经济体制”改革方案。方案主要针对过去经济管理中存在的混乱情况，改变赫鲁晓夫实行的经济行政区管理体制，撤销按地区原则建立的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转而按部门原则成立全苏和加盟共和国各部，加强中央的集中领导。为了提高经济杠杆的促进作用，减少国家下达给企业的计划指标项目，实行以销售额、利润和赢利率为核心的新指标体系，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加强经济核算，克服过去工业管理中行政命令过多、企业和职工不关心整个经济成果的缺点。为了解决经济比例的失调问题，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柯西金在会上还提出了改变农业和第二部类工业的落后状态是当前的“中心任务”，对过去长期“在工农业的发展上没有保持必要的比例”，“在第一部类工业的发展和第二部类工业的发展之间形成不正确的比例关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1966年3月底至4月初，苏共召开了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会上，柯西金作了苏联国民经济发展八五计划（1966年—1970年）指示草案的报告。报告提出要采取“求实”的态度，放弃苏共纲领中规定的1961年—1970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新计划降低了全部工农业发展的具体指标，降低工农业总产值、劳动生产率和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提出“将在保证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条件下重新分配资金”，使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同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速度相接近，保持工农生产的稳定增长。
随着苏联八五计划的逐步实施，一定程度上扼制住了以前的经济下滑局面。1966年—1968年，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8.2%，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5.8%，超过了1961年—1965年的水平，工业企业的利润率也有所提高。然而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新经济体制”的缺陷不断暴露出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企业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不愿采用新技术和试制新产品，严重阻碍技术进步。2.为了追求销售额的增长和赢利率以获取更多的经济刺激基金，企业在生产中不关心节约物化劳动，因为物化劳动消耗得越多，职工人数越多，对企业获取更多的经济刺激基金越有利。追求赢利率还妨碍企业的设备更新和现代化，因为更新设备会使企业的赢利率下降。3.由于国家不再给企业下达劳动生产率指标，加上奖励标准和条件由各部和企业自定，出现了企业平均工资增长速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现象。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再加上农业欠收，使得苏联经济增长又出现下降趋势。1969年工业增长速度只有7.1%，创5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对此，柯西金一方面坚持改革，一方面加强经济政策的调整。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改革已经证明了自己的生命力”，取得了“重大的积极成果”，“经济改革不是权宜之计”，要对新体制“进一步完善”。他针对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推出增加劳动生产率指标，改革经济刺激的办法等措施，以完善“新经济体制”。
考虑到八五计划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和缺陷，在制定苏联经济发展九五计划时，柯西金再次降低了绝大部分计划指标，调整两大部类工业的发展速度，使乙类工业产品的增长速度超过甲类，并拨出更多的资金发展农业。同时，他还提出了“加速科学技术进步，提高社会生产效率”的集约化方针，增加同科技进步有关部门的投资，加紧对现有企业陈旧设备的更新和技术改造。然而这些努力并没有改变苏联经济发展的不利局面。再加上七十年代以来苏联劳动力资源日趋短缺，欧洲部分易开采资源因为长期开采渐渐枯竭，自然资源开采基地不断东移，由于受交通等基础条件制约，资源开采成本不断提高，出现自然资源开采量相对不足，基本建设投资增长速度也从50年代年平均13.6%下降到1971年—1975年的8.3%。诸多不利因素使得九五计划期间苏联经济增长速度再呈下降趋势。
在经济发展速度连续下滑的情况下，柯西金在1976年的苏共二十五大的报告中指出：苏联经济发展的十五计划（1976年—1980年）以“提高生产效率、加速科学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力改进国民经济一切环节的工作质量”为“中心任务”，要“特别严格地遵守国民经济和各部门的比例关系，继续执行有利于农业的极为重要的积累再分配的路线”。在“十五”计划中，柯西金特别强调科技的作用，提出要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加强科技进步”。这些政策实际上是九五计划中的“加速科学技术进步，提高社会生产率”的集约化方针的延续和进一步强调。
为了促进苏联经济技术的全面发展，柯西金非常重视对外经济联系。他不仅多次率团出席经互会会议，参与制定经互会的“一体化综合纲要”、“一体化法”等一系列章程和决议，加强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而且还大力发展同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争取西方的投资，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促进苏联化学工业、汽车工业、石油勘探、电子计算机等工业的发展。仅九五计划期间，苏联就买进技术专利130项，十五计划中上述指标又增加两倍以上。与此同时，柯西金还重视同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交往，在增加对这些国家的军事、经济“援助”的同时，还同这些国家发展贸易关系，在这些国家开办跨国公司和银行。
柯西金在担任政府首脑期间除了致力于经济工作外，还积极从事外交活动。1965年9月，在克什米尔的印巴武装冲突问题上，柯西金出面参与调停，并在1966年1月邀请印度夏斯特里总理和巴基斯坦尤布·汗总统在塔什干会晤，在他的调解下，印巴双方签署了《塔什干宣言》，宣布双方有义务不使用武力，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他们的争端。此举为稳定南亚地区的局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69年9月，柯西金曾来北京，在北京举行两国总理会晤，就改善中苏关系和边界问题达成了一些谅解，可惜被勃列日涅夫否定而成一纸空文。在柯西金的外交生涯中，除了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外，还曾经多次会见西方国家领导人。
苏共二十四大以后，勃列日涅夫个人集权倾向明显加强，成立了由“总书记助理”组成的私人秘书班子，经常插手政府事务并过问外交工作，集体领导徒有虚名。在1979年至1980年的三次中央全会上，勃列日涅夫连续批评政府的经济部门，对经济状况表示不满，实际上是将经济状况恶化的责任推给了柯西金，使柯西金处于困难境地。再加上柯西金患有“动脉粥样硬化症”，1976年后曾几次病倒。1980年10月，柯西金以“健康欠佳”为由提出辞职请求。同年12月18日，柯西金因心脏病复发逝世，终年76岁。
Δ作者点评
柯西金是前苏联政府经济工作的重要领导人。青年时期的柯西金就受到了比较好的专业训练，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经济工作能力。这是他受到上峰赏识、步入政坛的重要原因。进入政界后的柯西金长期从事经济计划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不论在斯大林时代，还是在赫鲁晓夫时期，柯西金虽宦海沉浮，职务屡有变迁，但从未离开过经济工作岗位。这为他后来出任部长会议主席，主管全苏经济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4年10月，由于诸多原因，失去人心的赫鲁晓夫终被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赶下台，柯西金抓住了这一机遇，积极参与这一谋划，因而成为勃列日涅夫时代所谓“三驾马车”领导集体成员之一。
在柯西金担任苏联政府首脑的十六年间，苏联政局相对稳定，这为他在经济工作上施展拳脚提供了一个好的政治环境。柯西金上任伊始即推行他的“新经济体制”改革计划。在他的主持下，苏联政府共制定了三个五年发展计划，即八五（1966年—1970年）、九五（1971年—1975年）、十五（1976年—1980年）计划。从前两个计划的内容上看，基本上是一致的，即降低工农业总产值、劳动生产率、国民收入等经济增长指标，调整两大类工业发展速度，发展农业。不同的是，在九五计划中，柯西金增加了“加速科学技术进步，提高社会生产效率”的集约化方针的内容。而这一方针又是十五计划的主要内容。柯西金主持制定的改革和发展计划是比较务实的计划，是对赫鲁晓夫冒进经济政策的一种修正。务实是柯西金经济政策的重要特点。
在柯西金领导苏联政府期间，经济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受历史的局限，柯西金的经济政策并没有摆脱旧有计划经济的模式，因此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在当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对峙、苏联军费开支占全部财政支出的1/3的大背景下，柯西金纵有三头六臂也没有办法让各门类经济发展真正协调起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所以说柯西金是一个务实的经济专家，但不能算是一个成功的经济领导人。
【刘卫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