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共中央******专门讨论有关中国劳动党问题的一次会议上，首先由内务人民委员，苏联国家安全总局（克格勃）局长贝利亚，详细地通报了有关中国国内的社会情势，以及有关中国劳动党的最新情况通报。在得到斯大林同志同意后，贝利亚局长用手扶了扶眼镜，拿起一本卷宗开始汇报起来。
根据来自中国劳动党党内高层的情报，自从延安收编了在华北的特纵以后，军事实力一跃成为国内第一。并且特纵不仅带来了大量的先进武器，以及先进的战略思想和战术，还有更多的民用先进技术。
特纵的首领人物刘剑锋和李爱国，受到中国劳动党最高领导人的破格对待，而且有种种迹象表明，这两个人对伟大的苏联心存芥蒂。而且对中国劳动党的首领影响颇深，可以明显地感到中国劳动党，在对待第三共产国际和苏联态度的巨大转变。
1938年底，中国劳动党在党内首先展开真理标准的辩论，矛头似乎指向我党和第三共产国际，把1934年的战败转移中的损失，全部归罪于共产国际的不合理地干预，以此来暗示要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紧接着在中国劳动党召开的九大会议上，没有邀请任何国家的劳动党人参加，会议很多文件中都十分明显地表示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布尔什维克的不满。
更为猖狂的是，在中国劳动党九大会议上，居然无耻地提出了思想，并声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以此来修正和取代马克思主义，把同马克思并驾齐驱，凌驾于列宁和斯大林同志之上。
听到这里，斯大林手握烟斗摇了摇说道：贝利亚同志，请你详细介绍一下，有关刘剑锋和李爱国的出身和履历好吗？
好的斯大林同志！说明一点，我们目前所掌握的两个人的资料，基本上是来自中国劳动党方面，我个人认为还有一些疑点。但是，中国劳动党高层已经认可，我们目前还无法进一步考证。
李爱国，原名周兴海，曾经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劳动党特科的前身，劳动党中央保密组的秘密情报人员。据说只同保持单线联系，所以劳动党党内几乎没有人知道他。1927年蒋介石发动一二政变，中国劳动党各级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紧急状态下为了转移同志了身份，因为当时形势紧急来不及通知组织，所以通过关系辗转到了美国。近十年来，一直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从事经营工厂、矿山，但是具体地址不详是疑点之一。
1936年回到北平，七七事变后，他用从美国带回的资金和技术，在太行山拉起抗日队伍，建立根据地，并且取得惊人的胜利和发展。但是，目前中国劳动党在军事和民用方面的技术，很显然美国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发展水平，这是疑点之二。
刘剑锋，原名石磊，是李爱国发展的单线下级同志，在李爱国的领导下从事兵运工作，同李爱国一起到美国，一直充当李爱国的助手。请各位注意，资料上说两个人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才到太行山拉起武装的。然而就在当年的年底，他们刚刚建立不久的武装，也就是八路军特别纵队，居然将日军精锐第14师团全歼。就算是他们拥有无穷无尽的金钱，然而他们在哪里购买的先进武器，到那里购买经验丰富的士兵，哪里来的力量一口吃掉日军的一个师团？这是疑点之三。
他们所领导的武装自闻名那天起，就自称是八路军特别纵队，而且还建立了十分完善的党组织。然而，除了口头证明他们的历史，再也没有第二个人了解他们，因此很难排除两个人同甚至之间，存在着不可告人的阴谋或是秘密交易，这是疑点之四。
在中国的抗战初期，他们领导的八路军特别纵队，同林彪的115师先后创造了歼敌逾千的战绩，在中国的国内影响很大。可是以他们成军的时间推算，士兵的战斗力连土匪都不如，战斗经验和战术更无从谈起，又怎能同训练有素的日军作战？这是疑点之五。
总之，这两个人十分神秘，有迹象表明，目前已经是和最信任的人，并且参与中国劳动党高层的重大决策的制定。
斯大林一口接一口地吸着烟斗，默不作声地在沉思，然而他并没有立即表态，而是转向驻外蒙（今蒙古国）苏军第1集团军级集群司令朱可夫：朱可夫同志，中国劳动党的部队在远东地区有什么动静没有？
斯大林同志，中国劳动党的部队同我军还算友好，并没有什么越轨行为，只是对倭国的关东军部队经常挑衅，常常有小规模流血事件发生。但是具有关情报，在内蒙地区有大量的中国劳动党坦克部队，以及数目庞大的火炮，但是并不一定是针对我军的，很可能是准备从内蒙古方向突击满洲。唯一使我们感到不安的是，中国劳动党的武器装备十分精良，很可能已经超过了我军，据说中国劳动党的坦克性能十分优越，还布置了大量的作战飞机，飞机都是缴获倭国人的。但是，在平坦广阔的草原上，一旦双方动起手来，中国劳动党的飞机和坦克会是我军的最大的威胁！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1879年12月21日生于格鲁吉亚的哥里，格鲁吉亚人，原姓朱加什维利。钢人斯大林站在金字塔之巅数十年。他的内心始终孤独，他的一生都力图把自己的某一弱点变成力量的标志，他的错误众所周知，他的功绩无可争辩！
苏联和芬兰之间的战争是在1938年4月纳粹德国入侵奥地利后，苏联多次以维护西北边界和列宁格勒的安全为由，要求同芬兰交换领土和租借军事基地，1939年11月9日谈判彻底破裂。
11月28日，苏联单方面废除《苏芬互不侵犯条约》，次日中断了两国外交关系。
11月30日，苏军以20个师（45万人）、2000辆战车和1000余架作战飞机向芬兰发起全线进攻，宣布在其占领区帖里约基成立了以O.V.库西宁（1881～1964）为首的芬兰民主政府，声称红军是应该政府要求越过边界的。芬军凭借在卡累利阿地峡修建的曼纳海姆防线的坚固工事，利用严寒和沼泽森林的有利地形，展开反击，苏军除在北冰洋的贝柴摩和萨拉地区进展较快外，在卡累利阿地峡和拉多加湖一带伤亡较大，对芬军主阵地久攻不克。
1940年1月苏军重新组织攻势，总兵力增加到46个师，以密集炮火和重型坦克在地峡发动总攻，空军对芬后方城市和交通线狂轰猛炸，突破曼纳海姆防线，芬军于2月26日退守维堡一线。
3月13日两国签定了和平协定，芬兰将其东南部包括维堡（芬兰第三大城市，重要工业中心和塞马运河出海口）在内的卡累利阿地峡、萨拉地区和芬兰湾的大部割让给苏联，并把汉科港租给苏30年。
由此可以看出，尽管苏联号称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政党的指导思想，然而在行动上却处处显露沙俄帝国主义的痕迹。在原历史进程中，斯大林和苏共对中国劳动党这个小兄弟，把大国沙文主义，大党主义耍得淋漓尽致，要不是的脊梁骨硬，恐怕中国也会同其他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国家一样，成为苏联的附庸。
时间已经进入1940年4月，国共的深化合作的进程已经进入实质阶段，两党都花费了很大精力，做好本党党员的思想转变工作。虽然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在许多地方都发生过小规模的不愉快事件，但是两党的高层意见和决心是一致的，因此整个局势都在控制中。在中国劳动党党内的组织严密，党员的党性较强，就像抗战初期换上****制服和青天白日的帽徽一样。许多同志在感情上虽然暂时扭不过来，但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说明国共联合一致对外的必要性，基本上都能够理解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
蒋介石一手挥舞着面包，一手挥舞着大棒，能说通的最好，说不通但是不反对也行，说不通还在行动上做出对抗的坚决消灭。好在大道理是明摆着的，全国人民十分地支持，发展的洪流犹如滚滚的长江水，所有不协调的声音和行为，在强大的主流之中，就像偶然翻起的小小浪花，在瞬间便消失不见了。
国共深化合作筹备委员会进驻南京的总统府，并在筹备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临时过渡政府，就任临时大总统，蒋介石、为副总统；兼任政务院总理，汪精卫、张闻天、刘少奇为副总理。主要的政府部门任职情况是，宋子文为财政部长，为国防部长，孙科为司法部长，蔡元培为教育部长，王铁为农工部长。此外，其他各部也按部就班地组建，副职以及工作人员也很快配齐，并迅速投入到全国的善后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