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谢尔曼法》是否真正起到了遏制垄断、鼓励竞争的作用，目前还存在许多争议。但老罗斯福总统强硬的反垄断态度及对《谢尔曼法》的坚定实施的确有效阻碍了大垄断资本的无限扩张，对它们达到进一步高度控制经济社会的目的设置了许多障碍。从此，美国结束了“镀金时代”，公众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更好的保护，社会矛盾逐渐缓和。
“镀金时代”是垄断寡头的辉煌时期，他们毫无顾忌的大肆扩张控制了整个美国的支柱产业，对政府实施渗透、施加影响，形成了一张企业巨网。洛克菲勒要出席37家公司的董事会会议，而摩根则有48个董事头衔。像康门多尔·范德毕尔特以及杰伊·顾尔德这样的铁路贵族们也纷纷拉帮结派，并且与诸如摩根之类的金融家们组成了动态同盟，以期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垄断市场并扩大他们的集体力量。20世纪初，摩根与洛克菲勒家庭的联姻使这张企业网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到1912年为止，“镀金时代”的企业网已经囊括了341位企业高层管理者，涉及一百多家美国的顶尖公司，其中包括原标准石油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大通银行、AT＆T公司、西屋集团通用电气公司以及美国一些主要的铁路公司。正如拉瑟福德·B.海斯总统对“镀金时代”发出的惊叹：“难道不是铁路公司正在统治着我们的国家吗？难道不是个人在统治着铁路公司吗？这已经不是一个民众的政府了——不是一个由民众选举的和为民众谋福利的政府了。这是一个企业的政府——一个受企业支配和为企业服务的政府。”（①查尔斯·德伯：《公司帝国》，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8页。）
根据1890年的统计数据，那时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拥有着54％的国家财富。理查德·霍夫斯泰德指出，“镀金时代”的财富和经济发展动力来源于“对民众价值的可怕压榨……无论是土地还是土地上的人都遭受了无情的掠夺。”在像匹兹堡的佩恩特米尔区这样的贫民窟中，人们就是在没有通风和饮水设施的黑暗地下室中淘米做饭的。纽约市郊拥有比孟买更为稠密的人口，大量人口聚集在贫民窟中，因而使纽约成为了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在“镀金时代”，超过80％的劳动人口都生活在贫困线之下。许多工人拿着微不足道的薪水，却仍然要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拼命工作。19世纪90年代，在马萨诸塞州的劳伦斯市，普通工人的平均寿命要比他们的老板短22年。从1888年到1908年，有超过70万名工人死于工伤事故。工人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正如当时人们所描述的那样，一个在火车上控制刹车装置的刹车手如果双手十指俱全的话，那么他不是技术十分过硬就是相当幸运或者调换了新的岗位。
另外那时的美国政府也成为金融寡头们攫取垄断利润的得力助手。曾经的美国国务卿威廉·施沃德认为，“镀金时代”的政治已经把政府变成为了一个股份公司。因此，谁在公司里的股份最多，谁就拥有绝对的权力。显然股份最多的是金融垄断寡头们，而不是普通民众。“镀金时代”的政治可以这样简单地被界定：崇尚民主的政府用花言巧语和机器的轰鸣掩盖了真正的民主。1890年，能言善辩的人民党演说家玛丽·埃伦·李兹不无讽刺地指出，在“镀金时代”，政府是华尔街的政府，由华尔街操控、为华尔街服务。
在喧嚣的“镀金时代”，公司帝国的崛起削弱了民主体制的基础。与此同时，也引来了“进步时代”与“廉政风暴”。由于很难与商界划清界线，因此改革者和“新政”的倡导者们仅仅部分恢复了民主体制的正常运作，消除了某些令人发指的腐败行径，而且重新缔造了一个不再任由商界摆布的民主党。正是因为反垄断与新政的实施，才使金融垄断寡头对社会的控制在达到其极限之前得到控制，资本主义社会也才没有像列宁所预言的那样，在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中灭亡。但资本巨鳄们并没有放弃他们控制社会、垄断商业、聚集巨额财富的追求，只不过换了一种更隐蔽、更“温柔”的途径和方法。因此，公司兼并仍然在他们的控制下不断发生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