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之虑，杂于利害”强调兴兵作战一定要兼顾利害，不能只贪功求利，草率用兵。
春秋时期，吴王想出兵攻打楚国。当时楚国正处于强盛时期，此时出兵凶多吉少，大臣们便纷纷进行劝阻。
吴王一心想称霸，根本不听劝谏之言，他拔出寒光闪闪的宝剑说：“我主意已定，谁再劝阻，我就把他碎尸万段。”吓得大臣再也不敢开口。
王宫里有个年轻卫士，对吴王的一意孤行十分忧虑，但又不敢对吴王直接讲。为了引起吴王对他的注意，他手里拿着弹弓，在王宫的花园里转悠了三天。
吴王发现了卫士奇怪的行踪，把他叫来，询问原因。
卫士恭恭敬敬地说：“这些天我在观察一件有趣的事。花园里一棵大树上，栖息着一只蝉，它整天在那里得意地鸣叫着，却不知道身后躲藏着一只螳螂，正准备捕捉它呢。可那螳螂也没有料到，它的身后有一只黄雀正悄悄地伸长脖子想吃它呢；而那黄雀却不知我在树下，正拿着弹弓瞄准它呢！”
卫士继续说：“大王，蝉、螳螂、黄雀只顾它们眼前利益，却没考虑到身后隐藏的危险。”
吴王恍然大悟，原来卫士在借题发挥，用寓言来巧谏他停止进攻楚国。吴王感到卫士讲得很有道理，就取消了攻打楚国的计划。
春秋时期，晋献公欲灭掉虢国和虞国以扩大地盘，先派荀息带上名马、宝玉出使虞国，向虞侯借路出兵去打虢国。宫之奇劝谏虞侯道：“虢国是我国的屏障，虢国灭亡了，我国也随之灭亡了。谚语曰：‘辅车相依，唇亡齿寒’，我们决不能给晋国借道啊。”可虞侯贪图晋献公送的罕世之宝，不听宫之奇劝谏，借路给晋军。晋军灭虢之后路过虞，虞侯出城犒军，晋人一拥而上，捉住虞侯，夺回名马、宝玉，顺手灭掉了虞国。虞侯贪利而不思害，为贪珠玉财宝而导致亡国。
两军交战，利与害是客观存在的。军事指挥员要做到趋利避害，化害为利，就应在顺利时多虑可能之害，防患于未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军突破到了离柏林60公里的奥得河，胜利在望，全军上下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可朱可夫元帅却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发现由于进攻神速，后方的补给一时跟不上，苏军中还出现了掉队的现象。他记得大战初期，德军攻到离莫斯科30公里处时，补给线太长，侧翼出现空隙，自己就利用这一空隙从侧翼反击，一举挫敌，扭转战局。现在情况倒过来了，德军会不会也利用空隙，从侧翼包抄我们呢？于是他下令部队放缓进攻速度，收缩战线，同时向侧翼派出坦克部队。结果，坦克部队遇上了敌人包抄的反击部队。由于朱可夫事先作了预防，使苏军顺利地攻占了柏林。
“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一个成熟的指挥官，不仅在顺利时要预见可能会有的祸害，在危难时刻也应该多寻有利因素，不能丧失必胜的信心。1800年的马伦哥战役，开战之初，法军便陷入了奥军的重围，惨遭 重创，这大大出乎拿破仑的预料。但他没有丧失信心，而是冷静地分析战况。此刻，初战胜利的奥地利军队正处于狂欢之中，何不利用军鼓，虚张声势，把敌军吓退呢。于是法军阵地上军鼓声骤然响起，沉浸在欢乐中的奥军大感意外，以为法军援兵到了。未等回过神来，刚才被杀退的法军跨着战马，挥舞着战刀，潮水般席卷而来，奥军惊慌失措，兵败如山倒。拿破仑抓住战机，终于反败为胜。
衢地交合
衢地交合。
《孙子兵法·九变篇》
“衢地交合”是孙子在《九变篇》中提出的在不同的军事地理环境中的对策之一。衢，《说文》释为：“四达谓之衢。”即四通八达之意。衢地，《九地篇》云：“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意为敌我和其他诸侯国相接壤的地区，先到就可以结交诸侯国并取得多数支援的，叫做“衢地”。《九地篇》又云：“衢地，吾将固其结，”意思是说，在“衢地”，我就要巩固与诸侯国的结盟。交合，结交。
“衢地交合”意为军队在“衢地”作战要注意结交邻邦。这是因为战争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它受到政治、外交、经济等因素的制约。尤其在四通八达的多国接壤的地区作战，更要注意运用“伐谋”、“伐交”谋略，以外交活动配合军事斗争。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国就已明了军事作战不能不受到国与国间互相关系的制约。当时的谋士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政策就是以建立或破坏各国间军事联盟的外交战略活动为目的的，是“衢地交合”谋略的佐证。
一个国家要夺取战争的胜利，固然主要依靠国家内部的物质力量和全民的团结奋战，但是，来自外部援助，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东汉末曹操联合孙权以解救樊城被困之危，就是运用“衢地交合”的谋略达到军事目的的成功一例。
三国时期，蜀汉大将关羽率军北进，攻打樊城。守将曹仁力不能敌，曹操派于禁等人率七支劲旅前往救援。
当时正值秋雨绵绵。于禁将七军驻扎于樊城以北10里，依山下寨。连日大雨，襄江水涨。关羽派人在河上游堵住缺口，等江水暴涨时，蜀军又扒了上游的堤坝，致使洪水汹涌，将魏军驻地淹没。关羽乘势指挥水军进攻，俘获了于禁等步骑兵3万余人。
于禁兵败消息传来，曹操十分忧虑，想把首都许昌迁往河北，以躲避关羽兵锋的威胁。大将司马懿建议采取“联孙破刘”之策。他说：“为躲避关羽进攻而轻率迁都，会造成国内民众惊慌。倒不如设计破坏孙权与刘备的联盟。孙权与刘备虽为盟友，其实是外和内疏，赤壁之战后，双方为争夺荆州已结下怨仇。这次关羽围困樊城，又水淹七军，孙权必不高兴，不如派使者去东吴，卑词厚礼结交孙权，使他从背后牵制关羽，这样樊城之围就自然解除了。”
曹操采纳了司马懿的建议，修书一封，派人去东吴，并以“许割江南以封权”（《三国志·魏书·蒋济传》）为诱饵，说动孙权。孙权于是派大将吕蒙出兵袭占关羽后方荆州，迫使关羽弃樊城而去。曹操用“衢地交合”计谋，解除了樊城之危。
不仅军事作战需要外交斗争加以配合，处于强国间的弱国，为了生存和发展，更要运用“交合”之策。春秋战国时代，诸雄争霸，当时魏国居齐、楚两国之间，腹背受敌。齐、楚徐州之战时，双方都想拉拢魏国。魏王很为难，他哪一方都不能得罪，但如果保持中立，又怕齐、楚联手瓜分魏国。魏国大臣犀首献策道：“大王何不公开与齐国结盟，而暗中却与楚国结交呢？齐、楚两国以为有魏国帮助，必然大动干戈。如果齐国胜了楚国，大王您就和齐国一起乘楚国战败之机，占有楚国方城外的地区；如果楚国战胜了齐国，那么您就和楚国一起攻打齐国。”
魏王采纳了犀首之计，便以董庆为人质与齐结盟，又派使者出使楚国，向楚王保证不出兵援齐。这样，齐楚皆以为有魏国助阵，可以放手大干了一场。齐败，而魏不救。齐国大臣田婴大怒，欲杀人质董庆。谋臣盱夷以为不妥：“楚国打败齐国后，之所以没有乘胜追击，是害怕魏与齐暗中结盟。现在杀了魏国人质，等于告诉楚国齐魏之间没有盟约，同时也激怒魏国与楚国联手，这样齐国就危险了。不如把董庆送还魏国，楚国也就不敢出兵了。”田婴听从了盱夷的意见，送董庆入魏，果然，楚国打消了进攻齐国的计划。
魏臣犀首的“交合”之策耐人寻味。对魏国来说，在齐、楚夹缝中生存，如居“衢地”，不能公开得罪任何一方。然而齐、楚交战使魏陷入两难境地。聪明的犀首采用阳谋阴谋之策，阳与齐和，暗地与楚结交。这样，齐楚交战无论胜负如何，纵使知道魏的计谋，在两国已疲惫之时，也无力攻魏，于是魏国也就得以保全了。围地则谋，死地则战
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
《孙子兵法·九变篇》
孙子说：“大凡用兵作战的法则是，将帅接受国君的命令，征集民众组织军队，出征时，在‘圮地’不可宿营，在‘衢地’应结交邻邦，在‘绝地’不可停留，遇上‘围地’要巧计应敌，陷入‘死地’则要殊死战斗。”
“围地则谋，死地则战”是孙子在《九变篇》中提出的在特殊地形作战的谋略之一。围地：地形四面险阻，出入通道狭窄地区。《十一家注孙子》贾林注：“居四险之中曰围地。敌可往来，我难出入，居此地者，可预设奇谋，使敌不为我患，乃可济也”。《九地篇》云：“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为围地。”意为：进入的地方道路狭隘，退出的地方道路绕远迂回，敌人以少数兵力能击败我众多兵力的地区，叫做围地。《九地篇》又云“围地，吾将塞其阙”。意思是说：“军队在‘围地’，我就要堵塞缺口。”
“死地则战”是孙子在《九变篇》中提出的一种军事谋略。死地，指前不能进，后不得退，非死战就难以生存的地区。孙子把战争环境分成许多种类，其中最险要的一种环境叫做“死地”。《九地篇》云：“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又云：“无所往者，死地也。”意思是说，在前后受阻，背负险固的危境之地，战斗还有生存的可能，不战则唯有死路一条。军队陷入死地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敌方逼迫，或我方失误，陷入死地；二是人为地陷部队于死地，调动将士殊死奋战以夺取战争的胜利。无论哪种原因，都说明身处死地时，只有速战、奋战、决战，不惜一切代价地威慑敌方，方能死地求存，转危为安。
战争总是在一定的空间进行的。高明的将帅往往能根据不同的地形条件布兵排阵。在地势险阻的围地与敌争锋，只有出奇方能取胜。三国时期，诸葛亮率蜀兵北伐魏国，六出祁山，由于没有运用“围地则谋”之计，结果兴师动众，无功而返。
诸葛亮是三国时著名的军事家和谋略家，他辅佐刘备，联孙抗曹，建立了蜀汉。但他晚年五次出兵攻魏，都未能成功，在军事谋略上有失误之处。
魏蜀两国被高山峡谷的秦岭山脉所阻，在被孙子称作“围地”的山区作战，宜奇不宜正，宜轻不宜重，宜速不宜久，只有多用奇兵才会取胜。然而诸葛亮用兵虽善于审时度势，但决不冒险硬拼。这是他用兵所长，也是其用兵之短。
当时蜀军北伐有两条出击之道，一是沿斜谷而进，绕道阳平关，经武都、天水至祁山。此道平稳，能顺利通过险峻叠起的秦岭，但因路途遥远，也易被魏军防备。另一条是循秦岭而东，从子午谷而北，深入敌后，直捣长安。这是一条奇策，但要冒一定的风险。公元228年春，诸葛亮第一次率军北伐时，蜀将魏延建议，由他率5000精兵，循秦岭而东，直捣长安，但被谨慎用兵的诸葛亮以“轻躁冒进”为由而否决了。亲率10万大军北上，在崇山峻岭中按部就班攻关夺隘，虽引起魏主惊恐，但魏军已有防备，深沟高垒，严阵以待。直到马谡失守街亭，不得不班师回国。此后数年，诸葛亮又部署了四次北伐之战，但每次出战，都稳扎稳打，沿老路而进。连魏将司马懿都感叹道：“如果是我用兵的话，一定从子午谷直捣长安，这样能出奇制胜。”
不仅在进军路线上，连用兵布阵，诸葛亮也多以正兵常法打阵地战。第五次北伐时，司马懿曾说，如果诸葛亮敢于冒险，当会北出武功，依托山地向东扩展。假若他西上五丈原，我军就没什么可忧虑了。结果诸葛亮果真兵上五丈原。司马懿得意地写信给其弟司马孚道：“诸葛亮志向远大但不善于选择时机，多于谋划但缺少决断，喜好用兵但不懂权变。”可谓一针见血。所以，尽管诸葛亮统军有方，进则敌不敢战，退则敌不敢追，但用兵过于谨慎，违反了“围地则谋”，是他五次北伐未能取胜的主要原因。
中国古代的军事家还很善于运用“死地则战”的计谋，把生死关系当作调动将士战斗激情的重要杠杆，将对作战缺乏信心、“未肯用命”的士兵“置之死地”，使其抱定必死之志去战斗。
秦末，陈胜、吴广首举义旗，各地抗秦大军风起云涌。陈胜大军失败后，项梁采用谋士范增之计，拥立原楚国怀王之孙心为楚怀王，形成新的抗秦中心。秦将章邯大败项梁楚军，杀死项梁后，又挥军渡河攻击另一股起义军——赵王歇和陈余、张耳率领的赵军。赵军向怀王求救，怀王派上将军宋义前去救援。宋义驻守观望，被项梁侄子项羽斩杀。项羽夺得兵权后，率两万大军渡过漳河前去救赵军。大军过河后，项羽传令将所有渡船全部凿沉，又令将士们只带三天的口粮，将其余辎重焚掉，军锅砸烂，以示“必死无还”的决心，然后率军向秦军发起进攻。手下的将士们一看，没了退路，绝了生路，个个奋勇当先，全力拼杀，把20万秦军打得大败。从此项羽威名远扬，九战九捷，做了天下霸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破釜沉舟”的故事。
外国的军事家也懂得“死地则战”、“破釜沉舟”的谋略。19世纪中叶，俄国将领米洛拉多维奇率军远征瑞士，经过长途跋涉，俄军终于要追上瑞士军队了。然而一座山峰矗立在前进的路上。等俄军费尽力气爬上山顶，早已人困马乏。再往山下看，山的彼侧悬崖峭壁，简直无路可走。山脚下的瑞士兵正严阵以待，幸灾乐祸地望着山顶的俄军，看他们如何下山。
俄军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进攻无路，后退则前功尽弃。士兵们拥挤在狭窄的山顶，惶恐不安地望着陡峭的山坡和山下的敌军，不知如何是好。
米洛拉多维奇明白，在山顶多逗留一分钟，部队的士气就降低一分，战士们的恐慌厌战情绪也会成倍增长。如果后退，前功尽弃不说，沿途还会遭到瑞士军的袭击。既然无路可退，不如咬牙冲下山去，杀开一条血路。米洛拉多维奇主意已定，对士兵大叫一声：“看吧！看敌人怎样来俘虏你们的将军吧！”说罢，他一个翻身，从山峰的悬崖上滚了下去。
俄军见此情景，胆怯、惊恐的心理一扫而光，也学着将军的样子滚下山坡，顿时，杀声四起，震撼山谷。
瑞士兵没想到俄军会不顾死活地滚下山来，面对如狼似虎的俄军，他们胆怯了，纷纷临阵溃逃，死伤无数，俄军大获全胜。
这则俄国的“死地则战”的故事也相当精彩，略有不同的是项羽破釜沉舟是有意为之，将部队陷入死地，激起他们奋战的决心；而米洛拉多维奇是被逼无奈，不得不为生存而战。无论是自觉的还是客观情势所迫，他们都懂得当事物走向极端时，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他们的高明之处，是促使了这一转化的进程。这就是“死地则战”之所以能成功所蕴涵的哲学辩证法。
将通九变之利
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孙子兵法·九变篇》
“将通九变之利”是孙子在《九变篇》中提出的治军用兵的重要原则。九，古时表示数之极，泛指多。变，不拘常法，应敌变化。“将通九变之利”意思是说，将帅要能根据实际情况，随机应变，以克敌制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