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一九三九年，党派我到吉红岭一带山区农村去工作。那一带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区，留下了革命的种子。过去曾经发生过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是群众的觉悟是比较高的；党的组织虽然打散了，还埋得有许多根子。我的任务就是去清理党的组织，发动和组织群众。
我为了走动方便，扮成一个收山货的行商，在凉风顶的小村头找了一间房子住了下来。为了要把自己装得体面一些，不仅在穿着上要费一点功夫，还要请一个老太婆来替我做饭洗衣服。我和一个外号叫一阵风的农民同志说了，并且告诉他，没有什么特别条件，只要政治上靠得住，千万不能暴露我的身份，只说是给一个山货客做饭就是了。他说，过两天就找一个老太婆来。
过了两天，果然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婆到凉风顶来找我，一见面就笑嘻嘻地说：
“一阵风叫我来给你做饭，你就是陈先生吧？”
“是呀，请坐吧，老婆婆，你贵姓呀？”
她脸上的笑容忽然不见了，把嘴噘起，很不高兴。我非常奇怪，为什么我才说一句话，她就这样子。我问她：
“老婆婆，你怎么了？”
“什么老婆婆不老婆婆的，这一带哪个不晓得我叫老三姐，一阵风没有给你说吗？快不要叫我老婆婆咒我吧，我还想多活几年呢。”
我听了这话，差点笑出声来，明明头发都白了，还不承认是老婆婆，硬要说是老三姐，岂不可笑。但是我一转念，也许她根本没有出过嫁，所以叫三姐吧。当时我并不想去挖根究底，叫老婆婆也好，叫老三姐也好，对我说来都没有什么。看她那样严肃地期待着我的回答，我只得说：
“好吧，以后就叫你老三姐吧。”
我仔细地看了看这位老三姐。看来她有五十几岁的年纪，大概由于忧虑过多，头发全白了，牙齿却出奇的白净整齐。衣服虽然很破，补丁压补丁，却是洗得干干净净的。大概由于劳动的需要，没有缠过脚，甚至那双脚大得有些和身体不相称。眼睛转动起来十分精神，老带着笑脸，好似在她面前永远展现着无限美好的前程，只待她走向前去。但是脸上的皱纹和压弯了的背，说明她和其他受着苦难的老太婆一样，几十年辛酸的生活挨过来，是很不容易的。
她是一个充满活力而又十分热心的老婆婆。她一到我住的地方，便不停地打扫和收拾我原来的烂摊子。甚至我觉得她过于热心了。我带来的几本书籍和文件是不宜于她动手收拾的，她也坚持要替我整理放好，想不叫她办，简直不行，好似她一到这屋子里来，就成为这屋子的主人了。我说：
“老三姐，你就歇一下吧，我的床铺和桌子，你就不用管了，我自己来收拾。”
“你忙你的，我收拾我的，我不碍你的事，闲着我才不惯哩。”她坚持她的做法，我也无可奈何，只好把文件和重要的书放进箱子里去。
老三姐是一个出色的好管家，我把钱交给她去办伙食，她计划得很好。虽然在山里买不到什么好吃的，可是她做的菜花样多，又有味道，并且特别替我节省钱。她既然给我做饭，本来就应该和我一样吃，她却不，给我吃好的，吃大米白饭，她自己却在饭里和上菜或者豆子。我看不过意，就对她说：
“你和我吃一样吧，不要分了。”
“你们的钱也来得不易呀！”她说。
“我的钱好办，只要运气好，收到好山货，拿出去就是对本利。”我很不习惯冲壳子，脸上发起烧来。
她笑了一下，没有说话。
这一带农民中的党组织，虽然清理得很顺当，但是还很不巩固。因此我们决定办秘密的轮训班。我为了要赶写出一个通俗党课教材，不得不留在家里，白天晚上伏案工作，相当紧张。
老三姐收拾了厨房后，就提一个瓦壶给我送开水来。然后她就靠在门口，微笑地望着我，也不说一句话，好似怕打扰了我。我很不愿意她来看我写东西，怕她泄密。我掩饰地说：
“老三姐，你没有事就出去转悠去吧。我正在记我收买山货的账，不喜欢人家来打扰我，怕弄错了。”
“你就好好地记你的账吧。”她笑了一下，离开了房门，可是并不走得很远。她拿个小竹凳子坐在那儿，一会望望房里的我，一会望着外面。隔一阵又来摸一摸瓦壶，看开水还热不热，同时好似在注意我到底写些什么。
我简直有些怀疑起来了，为什么她老是这样看我写东西呢？有一次，她一面给我倒开水，一面就看着我在纸上飞快写着的手，简直有些出神了，连开水都倒得满出杯子来了，她还不知道。我耐着性子问她：
“老三姐，你认得字吗？”
“扁担大的一字我也不认得。”她笑了。
“那么你为什么总看我写呢？”
“喜欢看你写。一看你写，我就想起一个人。”
“什么人？”我有点吃惊。
“也是像你这样一个人，天天在这大山里东跑西跑，回来就在桌子上写呀写个不停。”
“和我一样，也是一个收山货的生意人吗？”我故意避开。
“不是，是一个大大的好人。可惜过不多久，赛阎王要捉他，他就跑了。赛阎王，你知道是谁吗？”赛阎王，我早就知道了，那是我们的死对头。但是我故意装作不知道，问她：“这名字好凶，到底是谁？”
“嘿，你在这一方跑，不知道赛阎王可不行哪。那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霸，我们这一方有了他，就像给黑锅盖住了。”
“你说的那个人跑掉了吗？”我问她。其实我完全知道她说的是谁。原来在两三年前，我们党曾经派过一位姓齐的同志到这一带来清理过党的组织，后来因为形势不好，他又为赛阎王注意了，因此就撤退了。
“当然跑掉了，还是我送他走的哩。他走的时候说，他不久还要回来，可是一去两三年，也不见他的影子。”老三姐有些感慨。我想，老齐撤退是她送走的，想必她是最可靠的人了。她究竟是什么人？她莫非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吗？
有一天，吃罢晚饭，在屋前闲坐乘凉，我就问她：
“老三姐，一阵风请你来给我帮忙，他说过是帮的什么人吗？”
“当然说过，他说是帮一个大好人。”她笑一笑，继续说：“大好人，我就明白了。上次帮老齐，不就是帮的大好人吗？我想你是和他一样的大好人。这个世界，除开你们和我们干人，哪里还有好人？”
“你怎么知道我是和他一样的大好人呢？”
“怎么不知道？我一看就认得出来。老齐上次来，晚上出去，深更半夜才回来，白天却在屋里写呀写的。你来了，在晚上也是东奔西跑，白天关在屋里写呀写的。我一看就知道你写的是什么。”
“你知道我写的是什么？我不是在记账吗？”
“哪里是记账？你是在哄我这个睁眼瞎子呢。我不认得字，但是我知道你写的是我们干人翻身的事情，上次老齐写的也是这些事情。他写了一段，就念给我听，问我懂不懂，我不懂的他都改了，硬是写得好，听起来叫我们心里舒气，脑筋开窍呀。”
“他要能再回来给我们念念就好了。”我打趣地说。
“他不回来，你这不是回来了吗？”她想了一下，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然后她就直截了当地揭开了我的身份：
“你不要装，我什么都知道。前不久，我的孙子和一阵风，还有别的人，晚上到我家里，嘀嘀咕咕说了好一阵悄悄话，我的孙子晚上就东跑西跑起来。我就明白，一定是有人来了；一阵风叫我来帮一个大好人，我更猜中了八九分。看你那个样子，一点不像山货客，你还在那里装模作样，以为把我蒙在鼓里。其实我站在明处，你却站在黑处呢。”
看来老三姐是完全猜对我的身份了。对她掩饰再也不可能，也再没有必要了，但是必须嘱咐她保守秘密。我说：
“好吧，你明白了也好，但是不要说出去，免得坏了大事。”
“这个你就放心吧，你去问问他们，哪一回我漏过风声？我倒是看你老在屋里写东西，却没有一个人给你放哨，不放心得很。哪有一个收山货的客商一天坐在屋里写的？我就只好给你放哨。我看你还是在屋里住两天，又出去转悠两天，收点山货，才像个样子。”
真是好三姐，她的批评完全对。我也真照她说的办，写了两天又出去转悠两天，不要被人看出破绽来。
自从我在老三姐面前公开承认我的身份后，她愈发对我好了。她十分关心我的生活，尽量叫我少花钱，吃得好。那时组织上的经费是非常困难的。在这一带山中，党员不少，可是除了象征性地交点党费外，谁也不可能多出几个钱。他们实在穷得揭不开锅了。一个赛一个凶恶的阎王把他们挤得精干，还不放手，还要把骨头都榨出油水来。他们能够胡乱塞满肚子，已经实在不容易，能吃下红苕、洋芋、包谷粑粑就很不坏，吃上白米简直是稀罕的事。这里有一首民歌唱道：
山高水险石旮旯，
红苕洋芋包谷粑，
要想吃碗大米饭，
除非坐月生娃娃，
等到大米找回来，
娃娃已能满地爬。
在这一带吃盐也是很困难的。由于那些奸商垄断，盐巴像金子，很多人家一年也难吃一回。比较好的人家，买一块盐巴用绳子吊起来，吃的时候放在锅里荡一下，就赶忙提起来挂上。
可是在这一带收山货的客商，用低价买高价卖的手法，一本万利，着实赚钱不少，他们就有资格在场上馆子里大吃大喝，气派得很。我既然扮成一个山货客，也就不能不装门面。所以，在凉风顶住的时候，总是勉强吃大米白饭，油盐炒菜，并且表示慷慨，要老三姐和我一样吃。其实我哪里有许多钱吃好东西？我吃着油盐好饭，看着许多农民同志吃白水南瓜加苕叶，有一顿无一顿的，真是心痛死了。
现在既然老三姐知道我的底细了。我就不能不和她商量，如何省吃俭用。老三姐实在是一个十分有心计的管家，她买些包谷来磨得细细的，筛得干干净净，蒸来吃比白米饭还香些；她得空就在屋前屋后空地上种上小菜，还时常到野地去扯野葱之类的野菜来补充。最好吃的是她泡的咸菜，酸酸的实在有味。假如她能找到一点黄豆，就做成连浆带渣煮青菜的菜豆腐，拌上辣子，真叫做“肉不换”，实在吃得过瘾。我长期在外奔波，从来没有像在这里吃得这样舒服，但是这花了老三姐不少的心血，我简直有些过意不去。我对老三姐说：
“老三姐，只要吃得就算了，不要为我太操心。”
“嗯，我才不是光为你一个人操心咧，我这也是为大家的事操心。”
这一句话说得我的眼睛起眼泪花花儿了。
“这样大了，还鼻涕眼泪的，不害羞吗？”她笑着用衣襟来替我拭眼泪，我不好意思，转过头去，自己拭了。我拉着她的衣襟叫了一声：“老妈妈。”
“别人叫我老妈妈，我是要生气的，你愿意叫我老妈妈，我就收了你这个干儿子吧。我的儿子也是为干人办事的。”她把我拉到她的面前坐下来，仔细看我，微笑着，但是眼里却闪动着晶莹的泪花。
“唉，我的亲生儿子还在的话，怕也有你这么高呢。”她长叹一声，马上又振作起精神来，强露笑容。
她儿子的情况，前些日子我问一阵风才知道的。原来就是这一带有名的一个农民领袖，我们的党员，在上一次暴动中英勇牺牲了。我虽然对这位烈士的母亲，怀有极大的敬意，但是我从来不敢在她面前提起她的儿子，总怕触动她，使她伤心。她今天自己偶然提起来了，很悲痛，但是马上又使自己镇定下来，不愿表露。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女人，对于痛苦能够负担得这么重，对于未来美好生活，是这样的殷切盼望，对于我，这样一个普通革命者，倾注着全部的爱，而一提到敌人却是那样的切齿痛恨。
我不是为了安慰她，我打从心底愿意做她的儿子，我想再也没有比做这样一个革命母亲的儿子更光荣的了。我说：
“现在你不是又有了一个儿子了吗？”
“有你这样一个儿子，我很高兴。”她笑起来，用手摸了摸我的头。
自从我和老三姐的关系更亲密了一层后，我才发现她是一个十分健谈的人。她讲到这一带的奇风异俗，使我笑痛了肚子；她讲到各色各样的老财，以及他们做的各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使人痛恨。但是她不大愿意讲述这一带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各种斗争，特别是上一次失败的暴动。我完全理解她的这种隐衷，但是让我了解这一带农民斗争的历史，对我是非常重要的。我曾经向一阵风和其他同志打听过，都说得过于简单，因为他们那时候还年轻，只是一个普通的参加者，不可能知道很多东西。老三姐就不同了，因为她的儿子是暴动的领导人，在她家里进行准备活动；她也参加了暴动，她亲眼看到她的儿子和其他几个农民领袖从她的家里被捉去，牺牲在她家门外的草坪上。因此我总想从她的口中了解当时的情况，以便从中吸取教训。
每天吃罢晚饭，我要是不出去接头，就和她坐在屋外瓜架下面。繁星满天，蟋蟀啾啾，晚风吹来，分外凉爽，正是谈心的时候。我就试着问她当时的情况。她本来不想说，但是看我这样三番五次十分热心地问她，她也就谈了一些：
“那一回是秋收的时候，年成很好，我们都想，该吃口饱饭了吧。谁知道那些老财们算盘打得精，给你七算八算，又是欠租，又是欠利，还要加押。枪杆子在他们手里，道理也就在他们口里，结果一箩一箩黄澄澄的谷子都算到他们的仓里去了。大家气得不得了，都说这日子活不下去了，和他们拼了吧。许多人来找我儿子，要出这口恶气；我的儿子也天天在屋里生气，他是没有接到命令，也不敢动。后来果然来了命令，叫搞秋收暴动，打了土豪，把粮食分给干人，为首的人蹲不住，就拖上山去，跟他们干。大家一听这个消息，高兴得不得了，都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不要说年轻小伙子，连一阵风他们那些半大不小的娃娃都串起来了，有的就只拿到一根竹竿，也当作武器。我们女人们也都准备了，大家把瓦罐子、瓦坛子、麻口袋洗得干干净净的，没有麻口袋就把裤脚补得结结实实的，把裤腿扎起来，准备装粮食。事情本来进行得很顺当，大家都悄悄地搞，一点风声都没有漏出去，只等日子一到，等到半夜，乡公所的张师爷，他是一个党员，把寨门打开，拥进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就好办了。”老三姐正讲得有声有色，忽然停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