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德国医学家胡思·梅林和俄国医学家奥斯加·明科夫斯基，为了研究人体胰腺的消化功能，将一只狗的胰腺切除掉。结果那条被切去胰腺的狗竟然患了糖尿病。两人敏锐地意识到，胰腺一定分泌了某种激素，而糖尿病与胰腺之间必定也存在有某种关系。
梅林和明科夫斯基将他们的发现写成论文，发表在一本医学杂志上，在当时的医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然而谁也没能分离出文中所说的那种神秘的激素。30多年后，加拿大安大略省一个小镇上的医生班亭看到这篇论文后，非常感兴趣。他决心亲自提取胰岛的分泌物。但是由于小镇医院条件限制，所以他准备去母校——多伦多大学开展工作，那里的实验室设备先进、试剂齐全。班亭找到了他的老师麦克里奥德教授。
麦克里奥德教授是一位不苟言笑的学者，他对解开这样一个世界医学界的难题毫无把握，因此他婉言拒绝了班亭的要求。班亭怀着满腔热情来，却被老师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只好狼狈地打道回府。但他并没有灰心。
第二年假期，班亭又跑到多伦多大学。这一次，麦克里奥德教授碍于情面，勉强答应将实验室和一个学生研究助理贝斯特借他一个暑期。班亭分析了同行失败的原因后，同贝斯特一道设计实验方案。为停止胰腺外分泌部分泌酶类的工作，他们把胰腺里的胰管结扎，再提取胰岛的分泌物。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可实验并没有取得进展。班亭重新审查了实验设计方案和操作方法，发现了失败的原因：胰腺里的胰管结扎不紧，造成胰腺外分泌部仍在分泌酶，从而影响了提取工作。1921年7月27日，当他把提取液注射到患有糖尿病的狗身上时，奇怪地发现狗的血液中的含糖量迅速降低！他又用牛做了同样的试验，也取得相同的结果。这意味着胰岛分泌物确实提取到了。
等麦克里奥德教授度假回来后，班亭激动地将他们取得的实验成果告诉了他。麦克里奥德教授根本不相信。他认为世界难题地解开绝不会是那么容易的。然而，当班亭重新为麦克里奥德教授做了一次演示性质的实验后，教授信服了。他连声称赞班亭的实验做得巧、做得好，并表示要帮助班亭将实验进一步开展下去。1922年1月1日，他们首次将提取出的胰岛分泌物注射到人的身上，一个年仅14岁的糖尿病患者接受了试验。之前他已濒临死亡，但是注射之后，他的健康状态得到了很明显的改善。
这样，班亭成功地提取胰岛分泌物的实验得到医学界承认。班亭把这种分泌物称为胰岛素。1923年，班亭和麦克里奥德教授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链霉素
链霉素的发现者是塞尔曼·亚伯拉罕·瓦克斯曼。1924年，他所在的研究所，接受了结核病协会提出的科研课题：寻找进入土壤的结核菌。瓦克斯曼带着一个学生，经过3年的追踪，确认结核菌进入土壤后，很快地消失了。这个很有吸引力的结论说明，土壤中存在着至少一种可杀死结核菌的微生物。瓦克斯曼立志一定要找到这种微生物。
然而，土壤里各种微生物种类有数万之多，要找到一种微生物，无异于大海捞针。然而瓦克斯曼毫不畏惧。此后，他天天泡在实验室里，像查户口一样，对土壤中那些微生物“居民”挨家挨户地进行检查。1940年到1941年间，他所鉴定的细菌种数就超过了7000种。1942年，鉴定的细菌种数达8000种。期间，曾经发现一种链丝菌素，能够杀死结核菌等，但由于它毒性太大，因此也被淘汰了。
1943年，当瓦克斯曼鉴定的细菌种数已达1万种后不久，他发现一种灰色放线菌，对结核菌有很强的抑制作用，且没有毒性。于是，瓦克斯曼将这种灰色放线茵的提取物，应用于临床。结果取得了相当满意的效果。
1944年，瓦克斯曼把放线菌的分泌物称为链霉素，正式向外界报道了他的这一研究成果，他希望医学界的专家对链霉素的临床应用做进一步的研究，以便获取最佳的使用方法。
瓦克斯曼发明治疗结核病的特效药的消息传开后，世界各地表示敬意的贺电和贺信，像雪片似的飞到他的办公室，人们给予了瓦克斯曼极大的荣誉。
但瓦克斯曼并没有被成功冲昏了头脑。他仍保持严谨、朴实的学风，对于链霉素的研究进展和作用等，绝不做一点夸大的介绍。一次，瓦克斯曼在瑞典访问时，对一位医学教授提出的关于链霉素的疗效问题，做了以下回答：“我对结核病实在一点也不懂，这个问题还是你们搞医学研究的有专门了解。至于链霉素是否能够治疗结核病，还需要继续进行实验总结，我只是从试管中知道链霉素能够杀死结核菌而已。至于对人类的结核病疗效问题，虽然初步取得良好成绩，但还应做进一步探讨。如果您有兴趣的话，我愿将链霉素奉送给您做临床试验，以进一步帮助我们总结。”
凭着谦逊谨慎的作风、坚忍的毅力以及医学界的大力支持，瓦克斯曼对链霉素又做了深入研究，发现链霉素使用中方法和用量一定要慎重，否则容易发生危险。此外，他还发现链霉素对治疗结核性脑膜炎也有特效。
DNA双螺旋结构
1950年夏天，美国人沃森获得了博士学位。此时的生物学界正在进行一种叫双结构螺旋研究竞赛。结晶学研究的权威、英国的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已成功推出DNA分子有多股链，呈螺旋状。对DNA一无所知的沃森，在丹麦皇家学会听完劳伦斯·布拉格关于DNA的演讲后，决定研究DNA的三维模型结构。
次年秋天，沃森在导师的支持下，以美国公派博士后的身份来到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工作。在这里，他遇到了比自己年长十几岁的克里克，他们都被DNA结构之谜强烈地吸引着，于是，决定共同研究这一课题。
在建立DNA结构模型的过程中，沃森和克里克借鉴了美国化学家鲍林发现蛋白质结构的过程。他们注意到鲍林的主要方法是依靠X射线衍射的图谱来探讨蛋白质分子中原子间关系的。受此启发，沃森和克里克像孩子们摆积木一样，开始用自制的硬纸板构建DNA结构模型。他们利用了科学家们已经发现的一些证据，如DNA分子是由含有4种碱基的脱氧核苷酸长链构成的；维尔金斯和富兰克林通过X射线衍射法推算出的DNA分子呈螺旋结构的结论等。在此基础上否定了DNA是单链和四链结构的可能，首先构建了一个DNA链结构模型，他们将模型中的磷酸——核糖骨架安置在螺旋内部。但是，以维尔金斯为首的一批科学家在对此结构进行验证时发现，沃森和克里克对实验数据的理解有误，因而否定了他们建立的第一个DNA分子模型。
在失败面前，沃森和克里克没有气馁，他们第二次构建了一个磷酸——核糖骨架在外部的双链螺旋模型。然而，与他们同室的化学家多诺休从化学角度指出了这个模型的错误，于是，第二次实践又宣告失败了。
1952年春天，奥地利的著名生物化学家查哥夫访问了剑桥大学，沃森和克里克从他那里得到的信息是：腺嘌呤（A）的量总是等于胸腺嘧啶（T）的量，鸟嘌呤（G）的量总是等于胞嘧啶（C）的量。虽然查哥夫1950年就发表了这个结果，但是此时他们才强烈地意识到碱基之间这一数量关系的重要意义。于是，沃森和克里克又兴奋起来，他们经过紧张地工作，克服了一个个困难，终于在碱基互补配对原则的基础上，构建了DNA分子双螺旋结构模型。当他们把这个用金属材料制作的模型与拍摄的X衍射照片比较时，发现两者完全相符。沃森和克里克终于完成了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