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短暂分裂后，进入隋唐，我国又来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全国统一时期。
在一个稳定王朝的统治下，儒学再一次得到了重视，科举制度的实行，更是把儒学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由韩愈等人发起的古文运动，也使这一时期的儒学更加丰富多彩。
一、总论
隋唐时期，儒学领域出现的最大事件就是科举制度的实施与完善。
同时，唐朝兴起的古文运动与新乐府运动，也是这一时期对儒学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
隋唐儒学与佛、道
隋唐时期思想界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儒、佛、道三教分立，相互斗争又相互融合。三教中佛教对儒学学术思想乃至世俗的影响力最大。唐代时佛教已经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
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特别是禅宗迅速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来佛教的面目，它们以更广泛的方式影响一般人的精神世界与思维方式。一般民众不用说，即使在士大夫中，像傅奕与韩愈那样完全不信佛教的儒生也是凤毛麟角。
不过从总体上讲，隋唐的国家政权的精神力量基本上是以儒学为主，而对佛教则容纳与限制并举，对佛教或鼓励或打击的政策使佛教的扩张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道教对儒学思想的影响虽远不如佛教，但由于唐代李姓皇帝把老子尊为远祖，对老子的祭祀被列入国家正式祀典，道教经籍成为科举考试的法定经典，道举是当时科举的组成部分，士人通过道经考试可以成为国家官吏。
相比之下，隋唐时期儒学对士人的影响在极大程度上受制于传统的力量，由于缺乏理论上的创新，儒学失去了在学术与思想上的号召力。
不过，在佛、道二教的刺激下，特别在中唐以后儒学有了相当的振兴，并努力寻找一度失去的传统的精神与文化优势。儒学在隋唐的发展始终受制于与佛、道二教及其它们相互之间的纷争。
从总的方面看，唐代后期儒学发生的转变已经透露出后来宋代儒学将要发生的变革。从这个意义上看，唐代后期儒学对于此前儒学具有了一个结构性的转变，作为中心唐代儒学由主要作为历史与典章制度向注重心念的学说转化。
虽然，这种转化只是在宋代理学兴起之后才完成，但是在唐代发生的变化具有明显的这种倾向，并开启了这种变化。
在唐代对儒学的理解正如帝王统治者对待儒学所持的政策所表明的一样，儒学只是作为教化的工具，而对它的完善也被认为主要是通过制度性的可操作程序加以规定的，如制礼作乐，祭祀与教育等。
唐代儒学由于佛教的刺激，首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唤醒人们对儒家所宣扬的圣贤之道的重新关注，让它不仅回到政治与社会生活的中心，同时也回到人们精神信仰的中心。特别是为了后者，儒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首先得益于佛、道两教的刺激，因为佛、道两教特别注重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关注，因此刺激儒学发展，自已的努力也越来越得以集中在这个目标上，并开拓了从自身经典寻找发展自身的道路。
韩愈除了寻找道统的支持，还特别转向《大学》的“将有为”思想以突出儒家的经世品格，除此，他还特别注重于对性情论的重新界定，以及对于人在世界的生存依据的探讨。
李翱则完全以性情问题为其中心，并充分注意到了《中庸》在这方面可能提供的资源。在《复性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学理论重心向心性论方向的明显转移。
儒学与科举
魏晋以来，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官。
为改变这种弊端，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来选举人才。隋炀帝时期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
隋朝灭亡后，唐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是完善科举制的关键人物。在唐朝，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科举对儒学的影响体现在科目的设置上。科举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50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
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
所称帖经，就是将儒家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
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儒家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称状元或状头。
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两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把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
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
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通过数读儒家经典就可以考试做官，这对天下读书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激励，从而也致使儒学得到了读书人的重视。
儒学与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是指唐代中叶及北宋时期以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因同时涉及文学的思想内容，所以兼有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性质。
“古文”这一概念由韩愈最先提出。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辞藻、排偶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认为自己的散文继承了先秦两汉文章的传统，所以称“古文”。这一古文运动有其发展过程：
在骈文盛行时，已有人提出改革的要求，初唐陈子昂曾主张“复古”，是文体革新的先驱者。其后，萧颖士、李华等继起，提出取法三代两汉的主张，为韩柳古文运动做了思想准备。
中唐时期虽经安史之乱，唐朝国力衷弱，但贞元以后，社会暂时安定，经济有所发展，出现了“中兴”的希望。这样韩愈等人倡导古文运动的时机也就成熟了。
他们提出“载道”、“明道”的口号，这是古文运动的基本理论。他们重视作家的品德修养，重视写真情实感，强调要有“务去陈言”和“词必己出”的独创精神。他们一方面亲自实践，一方面又培养了许多青年作家，使古文运动的声势日渐壮大。
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将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变为相辅相成的运动。在提倡古文时，进一步强调要以文明道。
韩愈等人举起“复古”的旗帜，提倡学古文，习古道，以此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儒家思想。这主张得到了柳宗元等人的大力支持和社会上的广泛反应，逐渐形成了群众性的斗争浪潮，压倒了骈文，形成一次影响深远的“运动”。
儒学与新乐府运动
所称新乐府，是相对古乐府而言的。这一概念首先由白居易提出来。其特点是自创新题，咏写时事，体现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新乐府运动是唐代中叶发生的一起诗风改革运动，是儒家文艺思想与唐代中叶的社会需要相结合的产物。
唐朝贞元、元和之际，广大地主士大夫要求革新政治，以中兴唐朝的统治。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下，白居易、元稹等诗人主张恢复古代的采诗制度，发扬《诗经》和汉魏乐府讽喻时事的传统，使诗歌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
在《新乐府序》中全面提出了新乐府诗歌的创作原则，要求文辞质朴易懂，便于读者理解；说的话要直截了当，切中时弊，使闻者足戒；叙事要有根据，令人信服；还要词句通顺，合于声律，可以入乐。
白居易、元稹等诗人或“寓意古题”，或效法杜甫“即事名篇”，以乐府古诗之体，改进当时民间流行的歌谣，积极从事新乐府诗歌的创作。
新乐府运动的精神，为晚唐诗人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所继承。皮日休的《正乐府十首》和《三羞诗》，聂夷中的《公子行》，以及杜荀鹤的《山中寡妇》、《乱后逢村叟》，深刻地揭露了唐朝末年统治者的残暴、腐朽和唐末农民战争前后的社会现实。
从新乐府运动的宣称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到新乐府诗歌的特征，人们可以看到，这场运动是在儒家思想主导下进行的，它把儒家思想与文学艺术紧密结合，与社会现实相联系，从而使儒学的政治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
开成石经
开成石经，又称唐石经，唐代的十二经刻石，属于国家级儒学文物。始刻于文宗大和七年，于开成二年完成。唐初诏命经学大师贾公彦、孔颖达订正经籍。
至文宗大和年间，在郑覃、唐玄度的建议下，依汉故事镌石太学，共计有《周易》等12种经书。共刻114通碑石，每石两面刻，共刻经文650252字。每通碑经石高约1.8米，面宽0.8米。下设方座，中插经碑，上置碑额，通高约3米。1949年以前“碑林管理会”将碑石去额平列，成现存的形状。
开成石经的版面格式与汉魏石经不同，每碑上下分列8段，每段约刻37行，每行刻10字，均自右至左，从上而下，先表后里雕刻碑文。
每一经篇的标题为隶书，经文为正书，刻字端正清晰，按经篇次序一气衔接，卷首篇题俱在其中，一石衔接一石，故不易凌乱。可见当年刻石是颇费一番构思的。
原碑立于唐长安城务本坊的国子监内，宋时移至府学北墉，即今西安碑林。自宋移置于今址，皆座北朝南，中留缺口断开为东西两厢。
东厢石经次序，由南至北，折向西行，旋向外侧，计57石，自《周易》卷一起，有《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至“五经文字序列”及“九经字样”。
西厢的石经次序，也如东厢，自《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至“呈进状子”等，也57石，整齐有序。
我国清代以前所刻石经很多，唯开成石经保存最为完好，是研究我国经书历史的重要资料。1961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九经
九经，即九部儒家经典的合称。关于九经历史上有多个说法，这里指的是隋唐期间通用的九经。
隋炀帝以“明经”科取士，唐承隋制，规定《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连同《易》、《书》、《诗》，合称为“九经”。读书人熟读这九部儒学经典，即可参加科举“明经”科的考试。
二、儒学名家
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兴起，对儒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同时，唐代中后期兴起的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这些社会环境的变化，都对儒学的发展产生了一些影响。
这一时期也诞生了许多儒学名家，如孔颖达、韩愈等。
刘焯
刘焯（544年～610年），字士元，河北冀县人。隋代儒家学者、经学家、天文学家。
他的儒学著作《五经述义》等若干卷，传播开来，使他名声大振。同时，他着力研习《九章算术》、《周髀》、《七曜历书》等，还著有《稽极》10卷，《历书》10卷。
提出新法，编有《皇极历》，在历法中首次考虑太阳视差运动的不均匀性，创立用三次差内插法来计算日月视差运动速度，推算出五星位置和日、月食的起运时刻。这是我国历法史上的重大突破。
王通
王通（584年～617年），字仲淹，是隋代大儒，山西的一位私人教育家。
他出生在官宦世家，其父王隆，曾于隋开皇初，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向隋文帝奏《兴衰要论》7篇，颇为隋文帝所称道。王氏家学渊源深厚，所以王通从小就受到儒学的熏染。
据说在隋文帝仁寿三年，王通曾经没有受到重用，后来才被授以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郎。王通并不满意，所以不久就“弃官归，以著书讲学为业”。
王通弃官归乡后，便潜心钻研孔子的“六经”，曾经受书于东海李育、学诗于会稽夏典，问礼于河东关子明，正乐于北平霍汲，考易于族父仲华。经过一番研究，王通自觉很了不起了，便以“圣人”自居，模仿孔子，作《王氏六经》，或称《续六经》，并开始在家乡的白牛溪聚徒讲学。
王通著述甚丰，主要著作有《十二策》、《续六经》、《续诗》、《续书》、《元经》，有记载；《中说》尚有保存。
刘炫
刘炫，字光伯，河北献县人。隋朝著名经学家。刘献之的三传弟子。开皇中期，刘炫奉敕修史。后与诸儒修定“五礼”，因此被授旅骑尉。不久有任太学博士。
刘炫所提出《春秋》规过之论，对后世影响大。撰《尚书述义》诸书。
陆德明
陆德明（550年～630年），名元朗，以字行。苏州吴人。唐代经学家、训诂学家。
陆德明初受学于周弘正，善言玄理。陈太建中期，后主为太子时，常集名儒入讲承光殿。陆德明以弱冠之年与国子祭酒绿孝克抗辨，屡夺其说。陈亡后陆德明回到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