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朝廷上下，反对改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而宋神宗在吕惠卿、章敦、蔡确等人的怂恿下，对反对改革的大臣采用贬官等办法进行处置。反对改革的主要以司马光为首。于是，朝廷形成了改革的新党和反对改革的旧党两个势力。
神宗死后，哲宗即位，但政权掌握在高太后手中，高太后很讨厌王安石那套新法，尤其是讨厌吕惠卿、章敦、蔡确那帮人。
于是，高太后起用被章敦、吕惠卿等人排挤的司马光、苏轼、吕公著等人，尽废神宗新法。此时旧党得势，与新党和其他不同政治集团不时发生争权斗争。
这段历史便被称作“元佑党争”，其实也就是元佑年间由于王安石变法引起的改革派和反对改革派之间的权力斗争。
但是这场党争的背后也涉及到儒学理论的争斗，王安石的理论基础是荆公新学，而反对者是二程的理学。理学主张尚德、非“兴利”、崇“公心”、废“私欲”。理学的这些主张，成为反对派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理论基础。
书院
书院，是东亚古代教育制度有别于官学的另一种教育系统，是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
我国最早的官办书院开始于唐朝，为开元六年唐玄宗所创设的丽正脩书院。宋代书院的兴起是始于范仲淹执掌南都府学，特别是庆历新政之后，在北宋盛极一时，这时候出现了四大书院的说法。到了南宋更盛，成为理学书院。
元朝时书院制度更为兴盛，专讲程朱之学，并供祀两宋理学家。明朝初年书院转衰，直至王阳明出，书院再度兴盛。
随后书院因批评时政，遭当道之忌，明世宗、张居正皆曾毁书院，尤其是东林书院事件，魏忠贤尽毁天下书院，书院乃大没落。
满清入主，对书院所保存的元气，犹有馀悸，继续抑制书院。雍正十一年，正式明令各省建书院，改采鼓励态度，书院渐兴；唯不分官立私立，皆受政府监督，不复宋元时的讲学自由。
直至戊戌变法，全国的书院全部消失。自民国年代起在香港、台湾均有不同学校称作书院，但已与古代的书院有所出入。
四大书院
我国自宋朝以来就有“四大书院”的说法，但是究竟哪四所书院可以称得上“四大”，则各有各的见解。第一个提出“四大书院”说法的是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他把山东徂徕书院、江苏金山书院、湖南石鼓书院和岳麓书院并称为天下四书院。
不久后，理学家吕祖谦也提出了“四书院”的称呼，但是跟范成大不同的是，他眼中的“四大”是指河南嵩阳书院、湖南岳麓书院、河南睢阳书院和江西白鹿洞书院。
两个人的意见相差如此之大，只有岳麓书院是他们的共识，所以后人把岳麓书院称作“四大书院之首”，甚至“天下书院之首”。
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位于庐山五老峰南麓，今属江西九江，享有“海内第一书院”之誉。白鹿洞与岳麓、雎阳、石鼓并称天下四大书院。后又与吉安白鹭洲书院、铅山的鹅湖书院、南昌的豫章书院并称为“江西四大书院”。
白鹿洞书院始建于南唐升元年，即940年，是我国首间完备的书院。南唐时建成“庐山国学”，又称“白鹿国学”，为我国历史上唯一的由朝廷于京城之外设立的国学；宋代理学家朱熹出任知南康军时，重建书院，亲自讲学，确定了书院的办学规条和宗旨，并奏请赐额及御书，名声大振，成为宋末至清初数百年我国一个重要文化摇篮。
自朱熹之后，白鹿洞书院与岳麓书院一样，成为宋代传习理学的重要基地。
元代末年，白鹿洞书院被毁于战火。明代最早的一次维修为正统元年，以后还有成化、弘治、嘉靖、万历年间的维修。
进入清代，白鹿洞书院仍有多次维修，办学不断。19世纪末期，我国的政治、经济发生急剧的变化，出现了教育改革的热潮。光绪二十四年清帝下令变法，改书院为学堂。
白鹿洞书院于光绪二十九年停办，洞田归南康府中学堂管理。宣统二年，白鹿洞书院改为江西高等林业学堂。
国民党时期，******准备要南昌中正大学接管白鹿洞书院，但未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对白鹿洞书院进行保护和维修。1959年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成立庐山白鹿洞文物管理所；1988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二级自然保护区，同年设置作为学术研究机构的白鹿洞书院建置；1990年成立庐山白鹿洞书院管理委员会。
现在，白鹿洞书院已形成集文物管理、教学、学术研究、旅游接待、林园建设五位一体的综合管理体制。
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享有“千年学府”美誉。南宋理学家朱熹等曾在此讲学，据说，鼎盛时期从学有千人之众。
从岳麓书院至湖南大学的千年办学历史，反映了中国教育制度的变迁，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岳麓山自古就是文化名山。西晋以前为道士活动据点，曾建万寿宫、崇真观等。西晋泰始四年麓山寺创立。六朝建道林寺。唐代马燧建“道林精舍”。唐末五代智璇等二僧建屋办学，形成书院的前身。
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初期，北宋开宝六年，即973年，朱洞以尚书出任潭州太守，鉴于长沙岳麓山抱黄洞下的寺庵林立和幽静环境，接受了刘鳌的建议，在原有僧人兴办的学校基础上创建了岳麓书院。
初创的书院分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其中“讲堂”是老师讲学道的场所，“斋堂”则是学生平时读书学习兼有住宿的场所。岳麓书院的这种中开讲堂、东西序列斋舍的格局一直延续至今。
宋太宗咸平二年，李允则任潭州太守，他一方面继续扩建书院的规模，增设了藏书楼、“礼殿”，并“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一方面积极取得了朝廷对岳麓兴学的支持，以促进书院的更大发展。
咸平四年，朝廷首次赐书岳麓书院，其中有《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等经书。当时书院学生正式定额60余人。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经学家周式担任山长主持岳麓书院后，书院得到迅速的发展，学生定额愈百人，周式本人还得到宋真宗的召见和鼓励。
到南宋的乾道年间，岳麓书院达到鼎盛时期。著名理学家张栻主持岳麓书院，他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办学的指导思想。
在教学方面，提出“循序渐进”、“博约相须”、“学思并进”、“知行互发”、“慎思审择”等原则；在学术研究方面，强调“传道”“求仁”“率性立命”。从而培养出一批如吴猎、赵方、游九言、陈琦等经世之才的优秀学生，湖湘学派多数学者也在岳麓书院学习过。
一时间，大批游学的士子前来书院研习理学问难论辩，当时的岳麓书院成为全国闻名的传习理学的基地。
南宋淳熙七年，张栻去世后，朱熹、真德秀等人对岳麓书院的办学和传播理学，也表现出极大的热忱。朱熹还将《白鹿洞书院教条》的学规，颁于岳麓书院。
从元、明至清初，由于战乱，岳麓书院曾两度遭到焚毁，后来虽然得以重建和恢复，已不复旧观。清初。书院被禁。后康熙为了表彰理学，放宽书院政策。
康熙二十六年的御书“学达性天”匾额，并以十三经、二十一史、经书讲义等遣送至岳麓山。乾隆九年又御书“道南正脉”匾额送至岳麓山，岳麓书院又得以复兴。
复兴后的麓书院，除了对斋舍屡加扩建外，其书院性质也由民办而逐渐演化为官办。随着乾嘉考据学的兴起，岳麓书院往往由从事诂经考史的著名汉学家主持。
学习的内容也由理学转向经史考证，特别是在王文清主院期间，更以“群经教授诸子”。此后罗典任山长。道光年间巡抚吴荣光在岳麓书院增设“湘水校经堂”，专以研习汉学为主。岳麓书院的最后一任山长是王先谦，他是清末湖南著名的经学家。
清代的岳麓书院，集聚了一代常识博洽、德高望重的大师，培养出诸如王夫之、陶树、魏源、左宗棠、胡林翼、曾国藩、郭嵩涛、李元度、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等著名的湖湘学者。
清光绪二十九年，在新政之议的呼声中，延续了近千年的岳麓书院正式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历经千年，弦歌不绝，故世称“千年学府”。
应天府书院
应天府书院，又名睢阳书院、南京书院，是北宋时期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因为商丘在唐供称为睢阳，北宋景德三年升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又升格为南京，为当时四京之一。
商丘濒临汴水，交通方便，商旅辐辏，隋唐以来，已发展成为一方都会。宋代的应天府书院就设立在商丘的繁华闹市中。
应天府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五代时的后晋。当时有邑人杨悫“乐于教育”，在将军赵直的支持下，聚徒讲学。杨悫去世后，他的学生楚丘人戚同文继承师业，继续办学，培养出诸如宗度、许骧、陈象舆、高象先、郭成范、王砺等后来都成为台阁重臣的著名人物。
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也出自这所学校。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戚同文病逝，学校一度关闭。宋真宗大中祥符初，应天府民曹诚实资雄厚，藏书丰富，慨然继承戚同文的办学事业。由他筹资300万，增建校舍150间，聚书数千卷。
大中祥府二年，曹诚呈请朝廷，以学入官，得到了宋真宗的赞许，并正式赐匾额为“应天府书院”，以曹诚为书院助教。从此，应天府书院便由应天府幕职官直接“提举”的官方书院。
宋仁宗初年，著名文学家晏殊出任应天知府，聘请著名学者王洙为书院说书，王洙博学多才，应天府书院在他主持下其名声著天下。
仁宗景佑二年，应天府书院改为府学，晏殊又聘请因服丧而退居睢阳的范仲淹执教，任教期间，范仲淹撰写《南京书院提名记》。当时的应天府书院，是中州的一大学府，据《宋史》记载：从大中祥符以后的20余年间，应天府书院的学生“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
宋仁宗庆历三年，应天府书院改为南京国子监，其地位也高于其他一般书院。宋哲宗时，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的幼弟曾肇知应天府，更是“积公帑之余，大兴学校，亲加训导，养成人才为多”。应天府书院历经北宋100余年而不衰，在宋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宋钦宗靖康元年金兵南侵，应天府书院毁于战乱。同时也因南宋偏安，就读于书院的文人、士子纷纷南迁，中国书院教育中心向南移，在南宋理学大盛日时，应天府书院已不如白鹿洞书院，未能扮演文化传承角色。
明朝嘉靖十年，御史蔡瑷在商丘城西北隅以社学改建，而沿用旧名，重建书院，但万历七年，宰相张居正下令拆毁天下书院，应天书院遂废。清乾隆十三年，知府陈锡格又重修应天府书院，但为时不久，书院又废。
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是我国创建最早、影响最大的书院之一，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重要的儒家思想研究和传播基地。它和湖南的岳麓书院、江西的白鹿洞书院以及河南商丘的睢阳书院并称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
嵩阳书院因位于嵩山之阳而得名，它背依嵩山主峰峻极峰，面对清澈缓流双溪河，东傍林泉深幽的逍遥谷，西望如凤飞舞的少室山。景色清幽、环境宜人，确实是一个修身、读书、著书、讲学的好地方。
嵩阳书院的前身叫嵩阳寺，始建于北魏太和八年，即484年，是一处佛教活动场所，僧徒曾经达数百人。隋朝时期更名为嵩阳观，开始被道教占据，著名道士潘师正、孙太冲等曾在次修炼。
五代时期，天下大乱，社会动荡，许多有识之士为孔孟思想不至没落，把办教育、传授儒学为己任，纷纷聚集于嵩山开课授徒，后周皇帝柴荣将嵩阳观更名为太乙书院，嵩阳观逐渐成为一个儒家思想传播场所。
北宋之后，文风大行，著名学者吕蒙正、滕子京以及理学的奠基人程颢、程颐、朱熹先后在这里聚徒讲学、传播儒家理学思想，这里成为“洛派理学”的诞生地，宋仁宗亲赐匾额更名为嵩阳书院。
王安石变法之后，许多的大臣与王安石政见不和，便退居离开朝廷，因这里和都城开封很近，他们便云集于此、著书立说、传徒授艺，嵩阳书院名噪一时。
范仲淹、司马光、杨时等均在此执教，而司马光的伟大巨著《资治通鉴》其中9至21卷就是在这里写就的。
明朝末年，嵩阳书院不慎遭了一场大火，殿堂建筑被焚烧殆尽。到了清朝，由于嵩阳书院的盛名远播，登封知县叶封、名儒耿介、河南巡抚王日藻等人先后主持重修书院，至康熙年间累计学田1427亩，四方求学者不远千里而来，重新恢复了往日书声朗朗的场景。
以后一直是历代名人讲授经典的教育场所。明末书院毁于兵火，历经元、明、清各代重修增建。鼎盛时期，学田1750多亩，生徒达数百人，藏书达2000多册。
1711年，河南全省在开封选拔举子，按照录取名额每个县不到一人，可是单嵩阳书院就考中了5人，在全国都引起了轰动。
清代末年，废除科举制度，设立学堂，经历千余年的书院教育走完了这的历程。但是，书院作为我国古代教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永远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