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来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和大地湾文化遗址时，我们着到的是陶器，陶器，还是陶器。历史把我们带回到了公元前六七千年的那个时代——一个真正有所发明的时代。把平平常常的泥土，经过人为的加工，使之成陶制品，成为原始人的生活必需品，它的意义怎么理解也不为过。
问题在于：我们的原始人怎么想到制作陶器的呢？也就是说，中华大地上第一只陶罐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记得革命导师恩格斯说过：
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就发现，成形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恩格斯的这段话一直为人们所引述。其实，恩格斯是在读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其他一些著作后得出的结论。他的意思是在说：人们最初使用的是用植物的藤蔓编织和将树木挖空后制作的容器，这种容器的最大缺陷就是渗水性。对怎么防止渗水，人们一度一筹莫展。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把容器的外层涂上了一层粘土，粘土干后，把容器拿掉，也能起到盛物和防止渗水的作用了。正如英国的文化学家柴尔德说的：“可能是因为一只涂有粘土的篮子，偶然经过火烧，就成了不透水的。”
先用泥条盘筑，然后再用刮抹器加工，每一泥条的轮廓仍然清晰可见。
这种观点当然是有道理的。它讲的是一种偶然。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偶然性是必然性的反映，必然性只能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承认偶然性的同时，还要学会捕捉隐藏在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
近些年来，人们对陶器出现的必然性作了认真而富有成效的研究。林少雄在《人文晨曦》一书中指出：“对于史前人类来说，对陶器器形的发明和和制作工艺，也是十分重要和非常困难的。因为要做出第一只陶器，必须要有以下观念上的突破：首先要有需要保存和盛放物品的意识，因为人类最初的物质创造，莫不与人们现实的物质生活需要密切相关；其次要有一定的空间意识，即自己要创造出一个新的空间，而这个空间既要有一定的封闭性，可以盛物而又不遗漏，又要有一定的开放性，即可以放入或取出物品；此外，这个空间必须是圆形的（至少是准圆形的），因为迄今为止的全部考古发掘，还从来没有发现一件除了圆形之外的其他形状的陶器。而所有这些在我们今天看来十分简单的问题，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并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解决的，一定要经过长期的思索和摸索。”从一定意义上讲，第一只陶器是人们长期思索和摸索的产儿。
陶器的普遍使用，意味着人们食用熟食的开始，这就使人类的智力与体力有了飞速发展。
在陶器的制作上，大致有那么几种：一是捏制法。就是用手把泥团捏制成一定的器物形状，然后制作成一定的器皿。这种制作方法比较粗糙，不规则。二是贴筑法。将粘湿的泥团捏成片，再一片片地贴在某一物件上，烘干后就成了一件陶制品。三是盘筑法。将泥料搓成条，从下往上盘绕成形，然后拍打、压抹完成。这三种中最常用的是第三种。
陶器对于人类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有些专家把陶器盛行的时代称为“陶器时代”，那也是不无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