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科普文明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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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黄铜冶炼之谜

在姜寨半坡型遗址的一间房子里,非同寻常地发现了一块残黄铜片。这可以说是“中华第一铜”,可以看成是人们认识金属的肇始,而它的时间是在距今五六千年前。

当然,这只是一种肇始,它并没有真正进入原始人的生活领域。只有当人们用铜制作某种器具,尤其是制作某种生产用具时,人类才真正跨入了所谓的“铜石并用时代”。

铜和许多其他金属一样,一开始就以美丽的光泽吸引了我们的祖先。而铜的特有延展性、耐用性和不易破碎的特性,又在我们的祖先面前展现出一个崭新的世界。因此,人们总是把铜的发明权奉献给了历史上的伟人、圣人。中国的古文献中有“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史记·封禅书》)和“蚩尤作冶”(《尸子》)、“蚩尤以金作兵器”(《世本》)的传说,正是这样一种民族心理的反映。

其实,最初始的铜的发现也许只是一种偶然,发现和发明冶铜的也不是什么伟人、圣人,也许只是普普通通的百姓。姜寨铜片就是一个明证。姜寨的残黄铜片是在一家普通的房子的遗址中发现的。也许,房子的主人只是原始公社的一个普通社员,他在采集植物或狩猎过程中,发现了含铜量相当高的一块铜锌矿石,于是带回家去,利用炉火加以重熔,就成了中华大地上第一块人工加工过的黄铜片。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的专家经过反复实验,取得了共识,他们认为:“早期黄铜的出现是可能的,只要有铜锌矿存在的地方,原始冶炼(可能通过重熔)可以得到黄铜器物。”(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

如果说姜寨发现的那块残黄铜片具有某种偶然性质的话,那么,一二千年以后龙山文化遗址中展示的铜器和铜炼渣,则具有某种必然性了。

在龙山文化时期,生产力有了相当的发展,犁耕的出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提高了翻地质量,还为畜力的利用提供了某种可能性。石制工具和用具的水平已经达到了极致。石制过程中的切割法和管钻法技术广泛应用,磨制成为制作石器的必然步骤。但是,石制物品的天然缺陷——笨重,不够锐利,无法通过广延改变自己的形态——限制了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说,石制制造技术和应用范围已经到了它的顶峰,易言之,也到了它的末路,人类在跨入文明社会之前,需要有另一种性能比石器更好的物品属类来辅助石器。这样,铜石并用时代的到来具有某种必然性了。

到了龙山文化时期,铜器被相互之间没多少联系的原始人普遍地发现和发明了。可以说,那时黄铜已是满天星斗了。

在山东胶县三里河发现了两段残铜锥。两段残铜锥发现于两地,而且先后两次发掘时发现的,但其形状和粗细程度相像,粗口大致能对接,成份也相似,可见其为同一物件的断残物。

山东诸城呈子的残铜片。

山东栖霞杨家圈的一段残铜锥。杨家圈的矿石主要是孔雀石,即碱式碳酸铜。在杨家圈还发现了一些炼渣和矿石碎末。

山东日照尧王城发现有铜炼渣。

山东长岛店子发现有残铜片。

河南登封王城岗发现的一件残铜器片。

河南临汝煤山发现的炼铜坩埚残片。这些坩埚残片分别发现于两个灰坑中,内壁保留有一层固化铜液,有的有好几层,最多的有六层。可以想见,这些坩埚是多次使用的。

山西襄汾陶寺的铜铃。这是墓葬随葬物。铃高2.65厘米,横剖面呈棱形,长6.3厘米,宽2.7厘米。系合范铸成,顶部钻有一孔。在铃外还包有布,可见对此铃是十分珍视的。

河北唐山大城山发现有两块穿孔铜片,穿孔方法系两面对钻,与石器钻孔方法一致。

内蒙古伊克昭盟朱开沟遗址发现有铜锥、铜手镯。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发现有不少铜块。

在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多处发现远古铜器,种类有刀、锥、匕、指环、斧、镜等。

这是距今约5000年的龙山时期的文化状貌的一个侧影。铜,作为一种全新的、经过人工加工的物品,进入了人类的生活领域。

上述来自远古的遗物告诉我们,早在原始社会末期,我国的原始先民已经掌握了最原始的冶炼技术,坩埚的发现证明当时人已经为冶炼发明了特殊的冶炼工具。从现在看到的原始黄铜是铜、锌合金,专家们一致认为,它不可能是原始人有意掺锌制成的合金黄铜,而应是利用铜、锌氧化共生矿矿石在木炭燃烧下冶炼出的产品。

这些来自远古的铜器遗物还告诉我们,这时铜已经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领域,尤其是生产领域,但范围很有限,而且只是一些小件手工器具,挑起大梁的还是石器。在原始铜器中发现了不少铜锥。《管子·海天》将锥与斤(斧)、锯、凿并列为古代人的四大工具,锥的进入生产领域应该看成是一件大事。此外,铜器还有以斧、刀、匕等形态出现的,这也应该受到充分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黄铜也被远古的人类用来作为日常用品的,如镯、指环、镜等,也有制成乐器的。这证明,铜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和重视。不过,由于当时的冶炼技术还十分低劣,黄铜的坚韧度、硬度都还比不上石质器具和骨质器具。这种种弱势,决定了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唱不了主角。

在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中,在范文澜著和郭沫若著的《中国通史》中,以及在周一良、邓广铭、唐长孺、李学勤编著的《中国历史通览》中,都没有提到铜石并用时期,只有在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中,专列“铜石并用时代”,并标出时间概念为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这是从石器时代走向青铜时代的一个过程时代。至于这种划分是否妥当,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