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
优良的政治体制，不仅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经济发展的基础，更是决定一个民族未来命运的基础。
只有制度优良，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腐败、最大限度地提高运行效率、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最大限度地给人民带来安全感和幸福感。
胡锦涛总书记早就指出：“今后，我们将继续根据中国的国情和中国人民的意愿，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将进一步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实施依法治国的方略，保障公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温家宝总理也多次强调：应该承认，随着发展市场经济，腐败现象接连不断地发生，而且越来越严重，甚至涉及许多高级的领导人。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还得从制度上入手。因为造成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这就需要改革制度……就是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减少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加强人民对政府的监督。今后，凡属审批事项，特别是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都要实行公开、公正和透明。
转变政府职能
当下的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转变政府的职能。
政府的职能应该是提供公共产品、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务。而现在的各级政府全力以赴地去主导经济发展，不仅滋生了大量腐败——投资项目从来都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尤其是在权力缺少制约和监督的情况下——而且，不断导致资源低效率、高损耗的错误配置。并由此挤压整个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使得企业尤其民营企业不得不大量依附于权力才能生存和发展。这又进一步扭曲经济发展的结构和资源配置，使得原本应该成为经济发展中最核心力量的企业成为权力的附庸。而这种状况又为相关既得利益集团的发展壮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不仅拉大贫富差距，也使得中国经济的效率进一步降低，严重的情况下，甚至使一些地方出现割据势力，危害社会稳定。
试想一下，如果中国的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不再深陷经济利益当中，他们只是全力以赴地提供公共产品、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务，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将爆发出更强劲的创造力，更惊人的前进动力！
“对后来者的诅咒”
中国当下最大的问题是，由于我们通过模仿发达国家企业走过的道路，通过发挥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低廉等优势，在高耗能高污染等产品领域，产生出强大的远远压过西方的竞争力，促使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由此导致一些人产生幻觉，以为中国这种模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事实上，我们不仅不应该沾沾自喜，还应该提防落入“对后来者的诅咒”的陷阱。
经济学家沃森曾经提出过“后发劣势”，他的意思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为什么说“诅咒”呢？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的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技术模仿的弊端在于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就此指出：“今天，我们都知道这种坚持官办企业的制度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劳力密集产品出口导向新工业化模式及大量模仿西方新技术来实现工业化，却相当成功。很多乡镇企业也是相当于洋务运动中的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这种极落后的制度，在今天却被很多人说成是‘制度创新’。从俄国的教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短期的成功，可能又是‘对后来者的诅咒’。它可能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产生很高的长期代价……用模仿新技术和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来代替制度改革，也是中国的后发劣势。这种后发劣势的最重要弊病并不是国有企业效率低，而是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既当裁判，又当球员。在这种制度下，国有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于长期经济发展。”
政府的角色
作为公共产品提供者与经济主导者的政府，不可能同时扮演好这两个角色。但是，政府可以做好前者，而让后者在企业家手中得到更健康和持续的发展。而政府一旦醉心于成为经济的主导者，不仅会影响公共产品的提供，还可能导致权力的进一步滥用——这一点正是前面中国领导人所提到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指出：“如果那些较为保守的干预主义者相信自己有能力把政府的控制活动严格限制在他们所赞同的特定范围内，那么我们便可以说，这纯属幻想……这种控制活动就不可避免地会被政府扩展到其他领域。”
著名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指出，“我不相信‘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政府应当做好它需要做的一切——在国内保护个体免受匪徒的暴力与欺诈的伤害，对外则保护国家不受外敌侵犯。这是自由体制、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政府职能。而干预主义意味着政府不仅没有履行保护市场经济平稳运行的职责，还去干预各种市场现象：价格、工资、利率和利润等。”
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诚如温家宝总理所言，关键的问题是权力的泛滥和扩张，在缺乏制约力量的情况下，无法得到根本遏制，遑论对经济的干预与主导？
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改革措施，能否到位，取决于政府自身的改革能否到位……避免政府越位问题的核心，在于限制政府权力，建设有限政府。市场经济中政府是权力和职能有限的政府，这与计划经济或命令经济中的那种全能的大政府显然不同。在市场经济中，政府除非在市场失灵而且政府干预确有效率的条件下，不应干预市场交易活动和企业的微观决策，不在地区、部门、企业间依据政府自身的偏好配置资源，市场机制才能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由于政府定位于主导经济，这种职能的错位，导致它在决策参考来源方面，也明显有别于发达国家。
经济学家汪丁丁指出：“……在美国公共政策的决策圈子里，法学家通常享有超过经济学家的话语权力，那是因为任何公共政策都首先必须处理好法律程序问题……相比之下，我们社会里的话语权力分布是非常不平衡的，尤其是经济学家们，从经济发展中占据了太多太大的话语权力，以致这权力早已异化为‘话语霸权’。现在我们经济学家有权对几乎任何公共事务发表意见，我们有足够大的霸权不倾听其他人文与社会学科专家的意见。不仅如此，我们的意见往往受到其他学科专家的高度重视，例如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文学批评家、哲学家，他们都在读我们经济学家写的文章。更有甚者，其他学科知识分子的意见往往非通过经济学家的话语说出来才引起公众注意。一个眼前的例子就是《读书》发表的‘道德问题’争论，那原本是道德哲学的本行，却非要从几个经济学家的笔下引发，然后蔓延到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领域里去，好像不如此便不具备‘合法性’。对思想的发展来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畸形啊！”
由于依附于权力机制而缺少独立思考的能力，一些经济学家其实就是墙头草，他们很难发表有独立见解的观点，对这个国家提出中肯的建议，更大程度上是迎合各级政府的决策——无论这种决策所导致的后果是什么。
制度是大棋局之根本
在所有的大棋局上，机制的比拼、制度的比拼是第一位的，是根本，其他所有的策略都基于此，因此，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能否尽快推动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使中国以更高效率、更具凝聚力的状态去迎接挑战，是一切一切的核心。
如果没有这个前提，这盘棋是无法下的。
优良的制度是“资源为王”理念的核心。
美国为什么能够称霸全球？这首先就得益于它的制度。
有研究者认为：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帝国不同，美国不是依靠发动战争、建立和控制、掠夺殖民地而成为世界大国的，它依靠的是一个资源配置效率极高的自由市场体系，以调动或配置世界上的资源，并使其他国家对其产生严重的经济、金融依赖。今天，美国凭借发达、开放并具有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不仅可以放纵地使货币政策集中于国内经济目标，不必担心其国际收支状况和汇率水平，让“贸易国家”来承担着主要的调整压力，而且还可以滥用美元作为国际交易中主要交换媒介的垄断地位，以通胀或美元贬值的方式谋取更多的铸币税收入。同时，正是由于美国通过向世界提供市场来维系美元资金的回流，既增加了世界各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增强了其在国际贸易中的谈判地位，也有利于美国通过维持一种不均衡的经济体系来占有世界的资源、商品和财富，更实现了美元（国）对全世界的“绑架”，使那些向美国输出商品、资源的国家成为美元（国）的“人质”——它们必须自发地维持美元不断地作为一种有竞争力的货币而存在。
美元之所以能占据霸主地位，且经过多次危机不动摇，固然与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卓尔不群的创新能力相关，但与其所依托的“良性制度机制”更是密不可分的。换句话说，美元是在与其他货币博弈、竞争中胜出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对美元的认同感，与他们对美国完善的制度体系的认同感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一种制度超越美国，那么，就意味着，很难有一种货币真正能够取代美元。
相反，那些专制、腐败的国家，即使有丰富的资源，也可能走向悲剧。戈尔巴乔夫在反思苏联解体的教训时说：“我们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把我们宠坏了，说得粗鲁点，使我们腐化了。我国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能在几十年里一直以粗放方式向前发展。”
只有认识到这一点，中国才能发现自己的问题，及时修正，并找到通往强盛之路。
优越的制度对资源价值的提升作用是非常强大的。比如，它对人才资源的吸引就是一个强大的优势。来自新华社的数据表明：1998年，清华大学毕业生直接申请出国留学的为760多人；1999年为960多人；2000年更是突破千人大关，达1120多人；2001年继续保持在千人以上，而且每年都是持续增长的势头。中国留学生出国最多的是美国，2000年，北京大学出国留学选择美国的比例为78%，2001年则高达87%。据统计，在我国的出国留学人员中，有一半以上是自费出去的，而学成回国的人员不到1/3，其中自费留学生回国率只有4%左右。绝大多数北大、清华的学生都是靠奖学金自费留学的。如果按照上述比例推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黄鹤一去不复返。为什么不愿意回来？国内的发展条件不好、体制不健全、国内的薪资待遇不高、国内的政策不够有吸引力……同美国等发达国家比起来，上述理由的确成立。
这种状况读来令人痛心，毕竟，自己的祖国更需要宝贵的人才！人才资源的流失在弱化中国技术和创新提高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在这方面的优势，提高了其竞争力。这不仅仅是我们的孩子爱国不爱国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机制能否对他们，对每一个公民产生足够的吸引力的问题。
每个人的责任和奉献
我们应该认识到，没有一个良性的制度作为基础，任何棋局都会被轻而易举地下成死棋。良性机制是大棋局中至关重要的保障。说白了，无论是所谓的石油战、粮食战、金融战还是军事战争，都是体制的比拼。
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在其《中国金融战略2020》一书中指出，国内的各项金融、经济制度还不适应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作为一个人均收入近4000美元、又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经济大国，迫切需要一个能基本满足适应自身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金融体系。任何国家的货币、金融体制都是由它的政治体制、文化价值等所决定的。
金融大战略依托政治体制而存在。因此，中国的金融战略，中国在金融博弈中能否改变被动局面，并逐渐占据主动，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改革能否顺利进行。因此，夏斌强调：“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挑战，其实不在经济本身，而在经济之外。‘之外’为何物？作为赶超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中国，其经济发展最大的福音，是期盼有一个有效率决策体系的出现，拜托于民主政治制度框架的早日降临。”
优良的制度是权力得到有效制约并围绕公共服务、公共福利、公共产品等核心功能良性运转的结果，它是要靠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如果我们的制度也完善起来，那么，中华民族，这个曾经有过辉煌也遭受过巨大磨难和痛苦的民族，一定能够焕发出蓬勃的活力，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走向世界，中国将不惧怕任何挑战和博弈。中国所面对的棋局，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活棋，这盘棋无论谁下，都应该可以得心应手——失去这个前提的任何所谓策略，都将成为无稽之谈。
这是期盼，是所有人心中的梦，而这，需要每个个体的努力。每个人都不应该简单地做一个等待者，而应该是一个推动者、行动者。每个人都应该为这个苦难的民族奉献智慧、勇气和力量，让中华民族真正地实现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