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张居正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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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将相和:全局观下的军事观

我们曾经讲过,张居正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如果没有张居正在位时期的善于识用将才,竭尽全力保卫国家,明朝的灭亡或许就要提前。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说张居正在国防建设上的成就实际上延长了明朝的国运。

名相保护伞:造就名将之路

谭纶和戚继光都是明朝时期有名的大将,为大明江山的稳固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两名将领的成功,有很大一部分是张居正的功劳,正是由于张居正对他们在政治上的保护和支持,才成就了这两位将军的英名。

第一件体现张居正善于识用将才的事例就是他对蓟辽总督谭纶和戚继光的政治支持。在讲述之前,我们需要先来了解一下张居正当政之前,明朝的国防体制。毫无疑问,整个明朝政治的重中之重就是国防。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方面,从历史上看,明朝自从开国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外患问题,因此明朝的制度几乎随时都是战时的体制,以防备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到来的战争威胁;另一方面,明朝的首都北京处于国防第一线,很容易就会被入侵的外敌进犯。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搞好国防建设,就别想谈其他国家大事。

有人可能会觉得奇怪:明朝为什么会把首都建到国防第一线上去?那不是给敌人的入侵提供方便吗?这里就涉及到了明朝的国防体制问题。其实,大家想一想也不可能,哪个统治者会将自己的老巢摆在最危险的地方呢?在明朝定都北京的最初,北京并不是位于国防第一线上,因为在它的外围,既有万里长城,也有长城内的国防重镇——九个著名的军事重镇,它们分别是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太原和固原。在这九个镇中,让明朝统治者最担心的是辽东、蓟州、宣化、大同四镇,而其他五个镇都不怎么需要费心,因为一方面河套的敌人势力一直较弱,另一方面太原又在长城以内。在那四个让明朝统治者寝食不安的军事重镇中,又以蓟州最让他们放心不下。

本来,这个地方在最开始也不是那么让人费心,只是在撤去了喜峰口、黄崖口和古北口这三个地方的防卫之后,蓟州的处境才变得危险起来。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三个关口在明朝与鞑靼交界的边城上,而蓟州却在长城外,敌人只要越过这三个关口,就可以长驱直入门户大开的北京了,蓟州实际上等于是形同虚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北京处于明朝的国防第一线。至于东边的其他几个军事重镇,由于它们的外面有山险可守,因此都没有蓟州的防务那么艰难!

在这样的国防体制下,明朝除了加固北方长城和长城以内九镇之外,还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设立了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一员,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一员,它们分别简称为蓟辽总督和宣大总督。这两个职位的设立,有着极其重要的军事和政治意义。仔细考察一下它们的地理位置,大家可以发现,它们无异于北京的左、右两翼,对北京形成犄角保卫之势。有着这样重要的作用,这两位总督的地位自然就高了:兵部左、右侍郎出任蓟辽总督、宣大总督;两位总督入京,则是兵部尚书。这样的体制安排,体现了政府对蓟辽、宣大的重视。

尽管上面的国防体制安排已经比较恰当了,但是却唯独没有想到要恢复总督喜峰口、黄崖口和古北口三个关口的大宁。因此,明朝的国防总是在这里出问题。其实,早在隆庆五年,当时的蓟辽总督刘应节就曾经上疏说:

“以今上计,发精兵二十余万,恢复大宁,控制外边,俾畿辅肩臂益厚,宣、辽声援相通,国有重关,庭无近寇,此万年之利也。如其不然,集兵三十万,分屯列成,使首尾相应,此百年之利也。又不然,则选主客兵十七万,训练有成,不必仰借邻镇,亦目前苟安之计。”(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

在这个上疏里,刘应节一共提出了上中下三个计策,其中的上策就是要恢复大宁,中策是将三十万军队分列屯军于边境,下策则是选兵十七万,将之训练有素,也可以苟安。

在他看来,只要恢复大宁,就能缩短东北的国防线,进而给北京的外围增加好几重的军事屏障,就有利于提高明朝的国防力量。虽然他的计划是很符合国防需要的,但是明朝自从明成祖撤消了大宁的国防建制之后,政府就再也不想恢复了。可以说,这是明朝国防体制上的重大失误。

在恢复大宁的军事建制无望的情况下,明朝国防的中心就转到了蓟州。在明朝政府看来,只要能够搞好蓟州的防务,用这里的军事力量抑制住想要从喜峰口、黄崖口和古北口三个关口入侵的敌人,同样可以防御外患。因此,明朝一些有才干的官员就非常重视蓟州的防务。后来当上了兵部尚书的杨博早在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就上疏言明蓟州在国防上的重要性:

“今九边蓟镇为重,请饬边臣逐大同寇,使不得近蓟,宣大诸将从独石侦情形,预备黄花、古北诸要害,使一骑不得入关,即首功也。”

他的意思是蓟州是国防中最重要的环节,一面要驱逐大同的外敌,另一面则要守好黄花、古北诸要害,这样就可以防范外敌入侵了。他的这个观点一直持续到当了兵部尚书依然没有改变,在隆庆五年,杨博也说:

“议者以守墙为怯,言可听,实无实效。墙外邀击,害七利三,墙内格斗,利一害九。夫因墙守,所谓‘先处战地而待敌’,名守实战也。臣为总督,尝拒打来孙十万众。以为当守墙无疑。”(均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

在他看来,言官们所说的守边墙是怯弱的意见听起来好听,其实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在墙内御敌的危害更大。他认为必须严守蓟州,方能保证国防的万无一失。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在隆庆元年得到了印证!

隆庆元年的九月,鞑靼的首领俺答从大同入侵,一路攻占了石州、交城、文水。可这并不是最紧急的战事,就在西部战火突起的同时,土蛮进攻了蓟州,纵火劫掠了昌黎、卢龙,侵略者一直打到了滦河。如此一来,北京就再次面临着战争危机。就在紧急之中,穆宗下诏召集大臣商议战守的问题。在这次商议中,当时已经是工科给事中的著名大臣吴时来上疏推荐了谭纶、俞大猷和戚继光三员大将,主张用这三位平定南方倭寇的大将坐镇蓟州,抵御北方的外敌。他的这个主张很快就得到了同意,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吴时来跟张居正同为徐阶的门生,张居正自然会支持他的主张;另一方面也因为谭纶、俞大猷和戚继光的确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将才,让他们去镇守北方边境,是大多数大臣都赞同的。

吴时来的上疏得到批准后,原为两广军务总督的谭纶就被任命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戚继光则被任命为神机营副将,从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五月开始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的练兵事宜,统管所有的总兵官。张居正和这两位将才的友好合作关系就是从此时开始的,并且一直持续到张居正去世以后。至于张居正当政时期,他们两人更是得到了重用,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时谭纶还当上了兵部尚书。试想,如果没有张居正对他们作为一流将才的赏识和重用,他们的合作关系也不会持续这么久!

谭纶就任蓟辽总督后的所作所为,证明了张居正和吴时来的眼光的确超人。经过仔细的观察和比较,很快谭纶就对蓟辽的军事状况,尤其是明朝军队的素质情况有了深入的了解。他在一个上疏中反映了实际情况,并提出了解决之道:

“蓟、昌卒不满十万,而老弱居半,分属诸将,散二千里间。敌聚攻,我分守,众寡强弱不侔,故言者亟请练兵,然四难不去,兵终不可练。夫敌之长技在骑,非召募三万人勤习车战,不足以制敌,计三万人月饷,岁五十四万,此一难也。燕赵之士锐气尽于防边,非募吴越习战卒万二千人杂教之,事必无成。臣与继光召之可立至,议者以为不可信,任之不专,此二难也。军事尚严,而燕赵士素骄,骤见军法,必大震骇,且去京师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之士掣肘废功,更酿他患,此三难也。我兵素未当敌,战而胜之,彼不心服,能再破乃终身创,而忌嫉易生,欲再举,祸已先至,此四难也。以今之计,请调蓟镇、真定、大名、井陉,及督、抚标兵三万,分为三营,令总兵、参、游分将之,而授继光以总理练兵之职。春秋两防,三营兵各移近边,至则遏之边外,入则决死边内,二者不效,臣无所逃罪。又练兵非旦夕可期,今秋防已近,请速调浙兵三千,以济缓急,三年后边军既练,遣还。”(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

在谭纶看来,蓟辽军队的士兵老弱,大将分散,因此必须加以训练。可是训练却存在着四个大的难题:其一是训练三万人的骑兵每月花费太大;其二是有人非议将南兵与北兵间杂训练的方法;其三是有人会对严峻的军法制造谣言蜚语;其四是担心士兵难以做到失败却不气馁。在这样的情况下,谭纶自然需要得到张居正的帮助了,因为很多问题不是仅靠军事上的改进就能完全解决的,必须依靠政治的力量予以辅助。

对于谭纶的一切需要,身在内阁的张居正几乎是言听计从,一切的困难都帮助其解决。这样,谭纶的北方练兵得到了很好的支持,因而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举例来说,谭纶提议增筑抵御敌人的堡台,张居正立即就回信答应了要求,而且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审慎意见:

“昨议增筑敌台,实设险守要之长策,本兵即拟复行。但据大疏谓一台须五十人守之,则千台当五万人矣。不知此五万人者,即以摆守者聚而守之乎?抑别有增益乎?聚则乘垣者无人,增则见兵止有此数,不知又当何处也?又四面周广,才一丈二尺,虽是收顶之式,度其根脚,当亦不过倍此数耳。以五十人周旋于内,一切守御之具,与士卒衣粮薪水之类,充轫其中,无乃太狭乎?便中仍望见教。”(张文忠公全集《又与蓟辽总管谭二华》)

张居正的意思是:谭纶所说的筑台一事,立即就办理,只是还有些疑问需要弄清楚。他不明白,守台的五万人应该怎样防守,是聚守还是其他?为此他提出了疑问。另外,他还觉得所筑之台显得太过狭小,是否能够容纳五十人以及军器粮食等物资。

从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出,张居正虽然不是军事家,但是他善于用人,在知道部将所需之后,立即予以帮助。不仅如此,他还仔细地询问相关事宜,不耻下问,努力与部将一起干好国防事业。

除了解决谭纶的问题,张居正对于另外一位爱将戚继光也是照顾有加,对于他遇到的政治问题,也是极力帮助其解决。那么,戚继光遇到了什么政治问题呢?上文说道,戚继光从隆庆二年五月起开始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的军事,统管三镇的总兵官。可是,政治上的安排很多时候都不能与实际情况相符合。在戚继光总理三镇的事情上,就出现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戚继光虽然总理三镇军事,可是他只能训练三万兵士,可那三个镇的总兵官一共统领着十万人的军队,这样悬殊的力量对比,让戚继光怎样去总理三镇?事实上是无从总理和节制的。因此,戚继光到任后不久就上疏说:“臣官为创设,诸将视臣为缀疣(音同“尤”),臣安从展布?”意思就是在抱怨自己的为难处境。的确,明明有三镇的总兵官,现在又来了个节制总兵官的总理,事情变得复杂起来。

张居正看到戚继光的上疏后也很忧心:设立总理节制三镇总兵官是为了加强监督和军事训练,可是却存在着这样的制度冲突。一时间,他也没了主意。幸好,这个时候突然得知蓟辽总督谭纶对蓟州镇总兵郭琥不满意。于是,张居正就将自己的忧心告诉了时任兵部尚书的霍冀。霍冀是个聪明人,他知道戚继光的问题迟早得解决。因此,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既然蓟辽总督谭纶不满郭琥,那就把郭琥解职得了。那谁来坐郭琥的蓟州镇总兵位置呢?很显然,自然是戚继光了!他这样一做,张居正也很满意,满以为自己为爱将解决了一个难题:“戚继光不是觉得自己的兵不多、没有实权吗?这下就给他实权。”

然而,张居正开心得早了点。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得到的关于谭纶对郭琥不满的消息是假的,与此相反,郭琥却是谭纶的一位得力大将。张居正和霍冀的做法,实际上让谭纶、郭琥感到了委屈。而

戚继光也因为由节制三镇的总理改任一镇的总兵,尽管增加了实权,但毕竟职位降低了,因而也觉得委屈。这一来,张居正对自己的爱将就犯了一次出于爱心的错误。怎么办?这时候,张居正一个人担起了责任,努力地进行补救。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他给谭纶的几封信,从这些信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张居正一方面在向自己的爱将细心解释,一方面也在将损失弥补回来:

“前闻道体小违和,无任悬念,今想勿药矣。近日处分戚帅,诚出下策,然非得已也。顷会霍司马云,‘公本欲论郭琥’,则属者之举,似亦与高见悬符。……但以总理体面,比之镇守为优,今既易衔,则上、下承接,自有常分,用之虽重,而礼则少损矣。昨本兵题复,虑不及此,不知公议疏中,亦可为一处否?如不可处,则于常礼之外,少加优借以鼓舞之。”(《张文忠公全集·与蓟辽总督谭二华》)

在这封信里,张居正解释了自己所谓处分戚继光的原因,是因为听信霍司马说谭纶不满郭琥,因而才导致问题发生。现在虽然给了戚继光实权,但是却有损他的体面。因而,张居正写信问询谭纶应该怎么办。

“戚帅以总理改总兵,诚为贬损!缘渠当仆以书相问之时,不急以此意告我,而本兵又仓卒题复,故处之未尽其宜,然及今尚可为也,望公于议疏中,委曲为言。不但体面降抑,为下所轻,且督、抚标兵皆欲付之训练,若不兼总理,何以行便?乞特致一书于阁中二公及虞坡、思斋,仆得从中赞之,更易为力也。倘得如意,当于敕书中增之,其关防当改铸矣。”(《张文忠公全集·又与蓟辽总督谭二华》)

这封信里,张居正首先就承认了自己处理戚继光的事情太过仓促,因而没有处理好,希望谭纶能够在上疏中说清楚原因。现在准备让戚继光既当总兵,也当三镇的总理,以使对戚继光的重用实至名归。

仔细阅读这些信件,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张居正当时那种既急着解释又急着挽救的心情。他肯定担心自己的好心办坏事会惹得爱将的不满,因而信中的语气极尽小心翼翼。从这些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居正对于真正将才的关爱和维护之心是十分真挚的。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他这种爱护将才的心胸,这些将才怎么能够为保护国家疆土竭尽全力?明朝的国防又怎么能够变得强大起来呢?

经过张居正的努力挽救,戚继光最终既成了蓟州镇总兵官,也同时官复三关总理,专门负责练兵事务。他这样的做法,完全没有私人的动机,在给谭纶的一封信中,他希望谭纶“谕意戚帅,努力功名以答群望,仆亦与有光焉。”(《张文忠公全集·与蓟辽总督》)如此的关切,其主要目的都是为了能够为国家争取一位良将,以保卫明朝的疆土。不仅如此,在以后的岁月里,张居正对于戚继光同样是庇护有加,尤其是在协调戚继光和北方将士的关系上,张居正可谓是颇费心思。为此,他还曾经专门写信给友人,叮嘱其代为协调:

“戚之声名,虽著于南土,然观其才智,似亦非泥于一局,而不知变者。且既已被镇守之命,有封疆之责,岂宜别有注画乎?今人方以此窥戚之衅,恐不知者又将以为口实也。公如爱戚,惟调适众情,消弭浮议,使之得少展布,即有裨于国家矣。”(《张文忠公全集·答凌参政》)

这封信里的凌参政就与张居正同年考中进士的凌云翼,他们关系一直很好,因此张居正就托他“调适众情,消弭浮议”,好使戚继光能够放开胆子做事,以“有裨于国家”。因为在当时,有人已经开始嫉妒戚继光了。而在张居正看来,戚继光的才干绝对不是只适用在南方,同样可以在北方发挥。

有着这样的政治支持和关护,戚继光自然为国甘效犬马之劳了!他在镇守蓟州的十六年中,使整个北方边境再也没有出现过大的外患,不可不谓是立下了赫赫战功!对于这样的成绩,我们应该如此评说:既是由于戚继光的武功,也是由于张居正的用人得当与极力帮助!

名将胜似长城

边防的稳固,极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兵将领的才能。神宗时期,明朝的边患问题之所以日益严重,是因为一些汉奸得到了鞑靼势力的重用。在这种情况下,张居正信任和支持深悉敌情的著名边防将领王崇古,最终不仅消灭了汉奸,而且取得了对外关系的改善。

在讲完了第一个事例之后,我们再来看张居正善于识用将才的另一个事例,这件事情就是重用王崇古除掉汉奸赵全。

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民族的背叛者,有的背叛者是从汉民族背叛到其他民族去了,因而被称为汉奸。在明朝和鞑靼首领俺答对抗的时期,就有那么一两个汉奸,站在鞑靼武士一边,帮助他们侵略明朝的北部边疆。大家千万不要小瞧了这些背叛的汉人。在他们去鞑靼之前,鞑靼武士的战斗力虽然强,却缺乏良好的军事组织制度,因此他们对明朝的侵略,只能是强盗似的劫掠,根本形不成有组织的进攻。等到这些汉奸去了以后,鞑靼武士的组织力加强了,战斗力进而得到提高,对明朝北部边疆的劫掠逐渐变成了有组织的战争,这就是为什么明世宗时期,明朝的国防力量显得疲弱的外部原因。在明世宗的时候,有两个著名的汉奸投降了鞑靼,他们在鞑靼勾结了几万人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汉奸集团,为俺答计划作战策略,这两个人就是邱富、赵全。起初,这两人都是俺答的谋臣。邱富比较短命,死在了与明朝军队的作战之中。因此,赵全就成了最大的汉奸,也成了明朝政府的心腹大患。赵全是个野心极大且颇有政治头脑的汉人,就是他为俺答出谋划策,要其进攻大同的。随着他在鞑靼地位的升高,他的权力野心也逐渐膨胀,他甚至梦想着尊俺答为帝,自己也就可以凭着功绩当王了。可是,就在他为自己的计划暗自得意的时候,一场最终导致他灭亡的危机正在悄悄地发生着。

这是一场怎么样的危机呢?

事情要从俺答的第三个儿子铁背台吉的死说起。铁背台吉死之后,为自己的父亲留下了一个不成年的孙子名叫把汉那吉。俺答自然就负起了当爷爷的责任,与自己的妻子一克哈屯一起抚养着这个孙子。很快,把汉那吉长大了,俺答还给他娶了一个妻子名叫比吉。可是,这个把汉那吉还不满足,因为他这时又看上了自己姑母的女儿三娘子,并且很快就把她给娶了。很多人以为这件事情就这样结束了,然而一件最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俺答突然喜欢上了自己的外孙女三娘子。在一番思想和权力的斗争之后,三娘子最终决定投向外祖父俺答的怀抱。这样一来,那位孙子立即陷入了痛苦的境地,所有坏的情绪都汇集到了他的头脑中。但是,他却不能向任何人倾诉自己苦恼。最终,这个鞑靼贵族选择了出走,他带着自己的结发妻子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一共十几个人一起逃离了伤心地。

有人可能会问:这位鞑靼贵族的出逃跟赵全即将面临的那场危机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可以说是非常重大,因为把汉那吉逃出鞑靼后,没有去其他地方,直接就到了曾经的敌人、明朝的大同巡抚方逢时那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风打霜冻的十月天里,看见自己的对手可怜巴巴地前来投靠,方逢时的内心该有多么激动和兴奋!然而,他的心里同样有着一丝丝的怀疑和提防,因为有人说可能这只是一个诱饵,在把汉那吉一行人的后面就是俺答的大军。于是,这位巡抚在向宣大总督王崇古通告的时候,就表达了这样的心情。可是,经过商议和观察,方逢时和王崇古都认定这不是骗局,于是就派了五百骑士将把汉那吉迎接进了巡抚衙门,并且奉为上宾。

遇到这样大的事情,王崇古自然想到了向张居正汇报。他一边写着上疏,一边不敢相信地想:“自己才调到宣大任总督一年,怎么就会有这样的好事?”王崇古的心中,此时还回响着赴任前张居正的叮嘱:

“……此中事惰,与关西稍异……夫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张文忠公全集·答王鉴川》)

张居正是在叮嘱王崇古,守卫北部边疆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因此也需要用不寻常的办法处理问题,才能获得不寻常的功绩。

是啊!王崇古觉得张居正的话算是说准了,自己这下子果然遇到非常之事了!应该怎么应付呢?敌人既然来投靠,就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为明朝的国防建设作点儿贡献。可是,该从何处着手?利用把汉那吉是俺答的孙子,要挟俺答投降或者退兵,简直痴心妄想!这个目标太高了,实现不了,那么就应该想个实际点儿的要求。“对了!不是还有个大汉奸赵全没有除去吗?何不趁此机会用把汉那吉交换赵全,进而杀死这个大汉奸!”王崇古突然想到这个聪明的做法。他不禁为自己的英明笑了起来。说干就干,他一面向张居正汇报情况,一面就和方逢时商定派鲍崇德去和俺答谈判。一切都在顺利地进行着!

很快,张居正就得到了消息。他半是疑惑,半是谨慎地回信给王崇古说:

“昨有人自云中来,言虏酋有孙,率十余骑来降,不知的否。俺答之子见存者,独黄台吉一人耳,其孙岂即黄台吉之子耶?彼何故率尔来降?公何不以闻?若果有此,于边事大有关系,公宜审处之。望即密示,以信所闻。”(《张文忠公全集·与王鉴川访俺答为后来人贡之始》)

张居正的意思是:他已经听说了把汉那吉前来投降的事情,但是他觉得疑问,因为在他看来,俺答的儿子只有黄台吉一人,难道是黄台吉的儿子来投降了?为什么呢?张居正对这些都不明白。因此,他希望王崇古谨慎处理,并且及时给他消息。

从这封信看来,张居正当时得到的情报还不是十分准确,因而他的回信充满了困惑和不知情。幸好,王崇古的报告很快就到了。张居正这下终于知道了真实情况,于是他在北京作了这样的决策:

“虏种来降,虽朝廷有道,能使远人向化,亦公威德所及也。庆幸庆幸!顾此事关系至重,制虏之机,实在于此。……顷据报,俺酋临边索要。仆正恐彼弃而不取,则我抱空质而结怨于虏,今其来索,我之利也。公第戒励将士坚壁清野,扼险守要以待之,使人以好语款之曰:‘吾非诱汝孙来降,彼自慕吾之化,丑彼之俗故耳。中国之法,得虏酋若子孙首者,赏万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但以彼慕义而来,又汝亲孙也,不忍杀之,且给赐衣服饮食甚厚。汝欲得之,自当卑词效款,或斩吾叛逆赵全等之首,盟誓于天,约以数年,骑不入吾塞,乃可奏闻天朝,以礼遣归。今乃肆其凶逆,称兵挟取,吾岂畏汝者?今宣大人马,非复往年之比,汝来则来,吾有以待之!……’……但那吉数人,置之镇城,宜加防范,毋令与外人相通,厚其给赐,毋使复萌归念。续降之人,真虏分配将士,华人各与宁家,亦不宜聚于一处,恐生他虞。”(《张文忠公全集·答鉴川策俺答之始》)

在这封信里,张居正首先表达了自己的喜悦。接着,他嘱咐王崇古说,现在既然敌人前来索要,那么我们就应该抓住时机解决边患问题。一方面,需要命令士兵严加防守,另一方面也须对俺答说以好话,说不会亏待他的孙子,只要俺答保证不再入侵,就可以将他的孙子放回。如果俺答不答应,也不用怕他,直接与之进行军事对抗,因为现在明朝的军事实力已经增强了。对于把汉那吉,则要严加看管,不要让他与外界沟通,而且要好生款待。

看完这封信,不得不佩服张居正的谨慎和机智。他首先明确告诉王崇古,这是一件事关“制虏之机”的大事,必须慎之又慎!接着就详细地教示了应对俺答的办法,既要晓之以理,也要威之以兵,同时做好继续防范外患的工作。有这样一位细致的长官,王崇古自然就能够得心应手地处理看起来棘手的问题了。

张居正的决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是这样的大事自然也要经过朝廷的商议。在收到王崇古和方逢时的联名上疏后,整个朝廷立即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接受投降,一派坚决反对纳降。还是先来看看他们的上疏吧:

“俺答横行塞外,几五十年,威制诸部,侵扰边围。今神厌凶德,骨肉离叛,千里来降,宜给宅舍,授官职,丰饩(音同“戏”)廪、服用以悦其心,严禁出入以虞其诈。”(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

这样的上疏很明显是站在接受投降派一边的,可是反对派也有自己的道理。在反对派的代表御史叶梦熊、饶仁侃和武尚贤的历史眼光看来,宋代就是因为接受郭药师和张彀的投降,才最终招致战祸的,因此如今之计最好是将把汉那吉送回去,以免引起北方战祸。可是,他们的主张只是很小的声音,由于包括张居正和高拱这些政治实权派人物在内的多数大臣都主张接受投降,因此这件事就这样决定了下来。朝廷授命把汉那吉为指挥使,阿力哥则当上了正千户。

朝廷接受投降的决定虽然有另外的考虑——用把汉那吉来交换大汉奸赵全,但是毕竟作出了友好的表示。然而,粗鲁的鞑靼骑士却管不了那么多!气愤的俺答亲自统领大军进攻平虏城,同时命令儿子辛爱统兵二万进入弘赐堡,命令侄儿永邵卜统兵进攻威远堡。一时间,明朝的北方边境再一次陷入了紧张的战争状况。有人或许会觉得奇怪:俺答难道不知道自己的孙子在敌人手里吗?他难道不害怕自己这样做会激怒敌人,进而危害自己的孙子?俺答自然是知道的,也是害怕的。然而,他经不住自己妻子一克哈屯的一再要求,加上自己的尊严,于是只好硬着头皮前来挑战。这个时候的他,其实是很没有信心的。与之相反,明朝在这场战争面前,显得更加自信,这一方面是由于自己抓着别人的软肋,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自从张居正当政以来,明朝的国防已经日益加强,不再像以前那样软弱可欺了。此时的明朝,已经做好应对这场战争的充分准备。

也就在俺答对打这场仗没有信心的时候,前面说到的被王崇古和方逢时派去和他谈判的鲍崇德来了。当然,作为政治家的俺答是很有胆识的,他在鲍崇德面前愤概地说:“没有什么好谈的!我的大兵一到,你们的军队立刻就会土崩瓦解!”

“不错,”颇有外交才华的鲍崇德回答说,“但是我们的将领和军队,究竟不比你自己的孙儿。朝廷待你的孙儿非常宽厚,然而战事一旦出现,你的孙儿自然也就没有了。”

听到这话,俺答一面觉得害怕,一面也觉得不敢完全相信,因为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把汉那吉的任何消息。于是,他就派人去核实是否真有鲍崇德说的事情。派出去的人很快就回来了,告诉俺答果然有那么回事。俺答沉默了。看见他这个样子,鲍崇德抓住机会,进一步向俺答提议,说只要俺答交还赵全这一群汉奸,就可以让把汉那吉随时跟他回去。俺答这时有些明白明朝政府的意图了,但是他当着鲍崇德的面并没有立即答应他的提议。尽管如此,俺答还是改变了一开始不友善的态度,对鲍崇德表现出了非常的好感,临别时还送给了鲍崇德一匹鞑靼好马。

可以说,鲍崇德的出使取得了初步的成功。虽然俺答并没有直接答应交换人质,但是他对鲍崇德的好感表明张居正和王崇古的计划已经有了实现的可能,只是还需进一步的策划。因此,鲍崇德出使的情况由王崇古转告到张居正那里后,张居正给王崇古去了一封信,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安排:

“据巡抚差人鲍崇德,亲见老酋云云,回时又令自拣好马,其言虽未必皆实,然老酋舐犊之情,似亦近真。其不以诸逆易其孙者,盖耻以轻博重,非不忍于诸逆也。乳犬驽驹,蓄之何用?但欲挟之为重,以规利于虏耳。今宜遣人先布朝廷厚待其孙之意,以安老酋之心。却令那吉衣其赐服,绯袍金带,以夸示虏。彼见吾之宠异之也,则欲得之心愈急,而左券在我,然后重与为市,而求吾所欲,必可得也。……或虑虏久住不退,兵连财费者,此不揣于利害者也!今日之事,幸而成,即可以经数年边患,其所省岂直数十百万而已哉?而又何惜于目前之少费哉?”(《张文忠公全集·与王鉴川言制俺酋款贡事》)

张居正的意思是:通过俺答对鲍崇德的态度看得出,俺答对明朝的态度已经好转了,这证明了俺答的心中还是看重自己孙子的,不是看重那几个汉奸。既然这样,就应该对俺答的孙子更好点儿,以安定俺答的心。然后,就可以与之商议互市的事情了。只要谈成功,那就可以彻底解决边患问题,因而不需要为花费少量钱财而觉得可惜。

这封信里,张居正给王崇古分析了俺答的心理,并指出了进一步利用他的这种心理实现交换汉奸以及与鞑靼互市的目的。这样的决策在当时是最英明不过的。为什么这样说?原因在于:虽然此时的明朝已经不再会被外族随意入侵,但是也没有达到轻易就能应付战争的国力,因此不打仗是最好的。另外,如果能够利用这次机会抓住危害甚大的汉奸,同时与鞑靼互市发展经济,那就更加有利于明朝的强盛了!因而,不仅不能打仗,还要尽量与鞑靼交好。而鞑靼方面,俺答也不会轻易进攻,因为自己的目的是救回孙子,动兵则意味着置自身于死地。而要救回孙子,只要放弃一个汉奸就行了,还不用打仗,自己何乐而不为?于是,俺答慢慢地在心里答应了明朝的要求。

就在双方主将都在互相权衡利害时,另外一个人也在权衡自己的利害,这个人就是赵全。赵全的主意打得很好,他一味劝俺答将大军屯兵边外,以此来要挟明朝放人。然而,赵全没有考虑到一点:俺答要救的不是随意一个人,而是自己的孙子,怎么会轻易动兵呢?赵全甚至想,干脆放弃把汉那吉得了,可这就更加不可能了!总之,一场危机正在向赵全袭来,他意料到了,却并没有太在意。他认为自己可以逢凶化吉,可是这次等待他的却是死亡。

一切似乎都在正常进行。双方人马均做好了准备,迎接那个时刻的到来。张居正应该能够安坐了吧?不,他是谨慎惯了的,越是事情有眉目的时候,他却显得越加慎重,在给王崇古的一封信中,他再次嘱咐道:

“降虏事,前已悉。若彼果能执送诸逆,则当以礼遣归那吉,厚其赏赉,以结其心,却责令奉表称臣,谢朝廷不杀之恩,赐赉之厚,因求讲和,纳款效贡。俟其诚心向化,誓永不犯,乃可议其封爵贡额耳。但仆犹有意外之防,不敢不告。赵全诸人,背华即夷,为日久矣,彼岂不预结于俺酋之左右,边墩之人,亦岂无为之耳目者?今我明以此要求,彼亦慨然允许,此辈岂得全不知觉?若知之,彼亦安肯坐而待缚如鸡狗乎?万一语泄,彼得而谋,或聊以胁从数人塞责,而朝廷明旨,一出不可复返,轻弃重质,但获其毛贼数人,则于国家威重,岂不大损?此其可虑者一也。据鲍崇德所传,俺酋之言,虽若哀恳,然犹身驻近边,拥兵自强,平虏城外,游骑不绝,转饷哨探,俱属艰难,名虽哀求,事同强挟,未见其为诚款也。今必责令将有名逆犯,尽数先送入境,返其巢穴,掣回游骑,然后我差官以礼遣归其孙,则彼之诚款既伸,我之怀柔有体。若拥兵交质,两相交易,则夷狄无亲,事或中变,唐时吐蕃劫盟之事,取笑强胡。此其可虑者二也。今之议者皆以小酋为祸媒,急欲遣之,图眼前无事耳,至于封爵、贡市二事,皆在可、否之间。若鄙意则以为今边防利害,不在于那吉之与不与,而在彼求和之诚与不诚。若彼果出于至诚,假以封爵,许其贡市,我得以间修战守之具,兴屯田之利,边鄙不耸,穑人成功。彼若寻盟,则我示羁縻之义;彼若背盟,则兴问罪之师:胜算在我,数世之利也。但恐其孙一归,彼愿已遂,求和之意,必乖本图:或请乞多端,难于听许,明年当复来侵,虽获赵全等数人,恐于彼无大损益。此可虑者三也。”(《张文忠公全集·与王鉴川谋取板升制虏》)

看完这封信,真叫人觉得张居正为了办好这件国防、外交大事,简直是挖空心思了。他就在事情已经成功一大半时,仍然考虑再三,仔细地向王崇古提醒可能出现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不要走漏消息给赵全这些汉奸;第二个问题是需要俺答先交人,然后明朝军队才交人;第三个问题是担心以后俺答是否仍然遵循盟约。如此的提醒,自然使得王崇古这些前线的将领们感受到了无比的关照。

后来的一件事情说明,张居正上面的那些提醒决不是多虑。就在接近交换人质的时候,巡按御史姚继可上疏弹劾方逢时将消息泄露给了敌人。虽然后来查明,没有这回事,但毕竟使张居正惊出了一身冷汗。即便如此,他还是首先想到了自己的爱将,一再吩咐王崇古去安慰方逢时:“姚子之言甚妄,恐金湖闻之,意或灰阻,愿公曲加慰勉。”(《张文忠公全集·与王鉴川计送归那吉事》)一片关怀之心,溢于言表。

虽然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整个大局还是没有受到影响。约好的时间到了,俺答准备对赵全动手,他把赵全召进自己的大帐中,说要和他商议战事。赵全毫无防备地来了,结果被埋伏着的兵士逮住,连同另外十几个汉人一起送到了云石堡,再送到大同,最后到达了北京。随后,明穆宗在午门楼接受了这些俘虏。在祭天、告太庙之后,这些罪孽深重的汉奸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被处死。

养将千日,用将一时

张居正的眼光是长远的,他对王崇古的信任和支持,不是一时的、变幻不定的,而是坚定不移的。正是有了这样的支持,王崇古抓住时机,进一步改善了与鞑靼的关系,为明王朝的边防稳定立下了一个大功。

对于这次的成功,有人说是明朝的运气好——谁叫那个小王子自己要跑来投靠呢?但是,这样的说法显得太过于忽略人为因素的作用。试想,如果没有张居正的善于识用将才,与王崇古等人里应外合,怎么可能取得如此大的成绩?因此,准确地说,隆庆四年的成功,更多是依靠人为,少数依靠天时。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因为不久之后出现的另外一个成功的事件,则完全是张居正用人得当的结果了。

这件事情其实是上面事情的延续。在把汉那吉穿着特制的大红袍回去之后,所有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是啊!都是人,怎么不能为受到这样的款待而感动呢!舍去一个大汉奸,换来一家人的和睦,看来是值得的!俺答心里越发感激王崇古了。而王崇古自从上次立功之后,张居正仍然让他坐守北边,正在计划着怎样进一步抓住时机,搞好和俺答的关系。正在他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俺答派人来谢谢他了,并向他表示从此以后不再侵犯大同。这自然又是一件很难盼来的好事,因为不论是张居正还是王崇古,都没有想到有这等好事。张居正也顶多是对王崇古说:“彼亦人也,能不怀感,他日有事,卒相遇于疆埸,知军中有‘王太师’,亦必避公三舍矣。”(《张文忠公全集·与王鉴川计送归那吉事》)他却没有料到俺答会立誓不侵略大同,因此听见这个消息高兴得不得了!王崇古自然也兴奋莫名,如此的好运气真是千载难逢!不过,深通外交的他这时已在想进一步与俺答增进关系的计划了。在和张居正商议并取得其支持后,王崇古派人前去拜见俺答,向他提出了请其人贡和重开互市的请求。王崇古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利用现在双方的良好关系,进一步减少边患。因此,派去的人遵照王崇古的意思对俺答说:“打仗有什么好处?纵火劫掠的好处是部下的,不是您俺答的;可失败的危险却是您的!为什么要冒这样大的危险,替部下争取一些与己无关的好处呢?”俺答听了觉得在理,他也知道王崇古是个好人,于是很爽快地就答应了人贡。如此一来,王崇古又替明朝做出了一件功在千秋的大事!

尽管王崇古在边疆做出了如此的成绩,可是朝廷那帮迂腐的大臣却对此指摘再三。他们大多数认为不能接受人贡,也不能给俺答封号,原因在于他们的思维仍然停留在明世宗禁开马市的时期。这些人忘记了一个道理,时代已经不同了,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做事的策略也需要跟着变化。在张居正等人的强烈反对下,这些迂腐的大臣终于松口了,但他们仍然要求主张封贡的人担保百年之内没有边患。这样的担保傻子才会作!张居正对这件事情非常气愤,他将这些情绪全都倾诉给了王崇古:

“封贡事乃制虏安边大机大略,时人以娼嫉之心,持庸众之议,计目前之害,忘久远之利,遂欲摇乱而阻坏之。国家以高爵厚禄,畜养此辈,真犬马之不如也。仆受国厚恩,死无以报,况处降纳叛,既以身任之,今日之事,敢复他诿!待大疏至,仍当极力赞成,但许贡之后,当更有一番措画。”(《张文忠公全集·与王鉴川议坚封贡之事》)

这封信里,张居正认为那些反对封贡的大臣实际上是心怀嫉妒,说的都是平庸的话,根本没有长远眼光。他甚至骂这些人是不如狗和马。他认为自己深受国恩,因此应该担当起重任。

“今之议者皆谓讲和示弱,马市起衅,为此言者,不惟不忠,盖亦不智甚矣。……今则因其入贡之便,官为开集市场,使与边民贸易有无,稍为之约束,毋得阑出中国财物及应禁者,其期或三日、或二日而止,如辽开原事例耳,又岂马市可同语乎?……至于桑土之防,戒备之虞,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岂以虏之贡不贡,而有加损乎?……利害之归较若黑白,而议者犹呶呶以此为言.故仆又以为不智甚矣。”(《张文忠公全集·答王鉴川计贡市利害》)

在这封信里,张居正分析了反对封贡的大臣的言论的错误之处。在他看来,现在由政府力量介入互市,不会出现以前出现的市场混乱现象,因此不能与以前开马市相提并论。而且现在明朝的国防已经强大,不用担心会遭侵犯。

在这些书信中,张居正表达了对那些只知道套用历史经验的大臣的不屑和愤慨。在他看来,只要做好日常的防务,同时对互市进行有效的管理,就不会出现这些大臣担心的问题。一句“不智”,充分表明了张居正对这些迂腐大臣的轻视!

尽管张居正满腹牢骚,但实际的问题还是要解决的。俺答方面已经决定要人贡了,并且还替鞑靼其他各部作了保证,现在就要看明朝朝廷怎么决定了。当时要处理的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是封俺答为王及其亲属为官;第二是俺答及其部下入贡;第三是互市,也就是在封贡以后,明朝北边和俺答的部落在规定的日期和地方进行贸易往来。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三个问题都不难,全都是有好处的,明朝政府为什么要犹豫呢?其实,仔细分析一下,问题并不简单。首先,俺答只是鞑靼一个部落的首领,他并不能替其他部落作保证。这样一来,即使是与俺答部落互市,而其他部落却不互市,那么贸易往来就会有遭到劫掠的危险。其次,有的大臣也担心,封贡、互市以后,中国北部的边防,有因为长久不训练而日益荒废的危险,这自然不利于长久的国防安全。正是在这些顾虑之下,明朝政府迟迟没有作出决定。

这个时候,反对封贡、互市的力量很大,比如兵部尚书郭乾就引用明世宗禁止马市来反对互市,而给事中章端甫则说王崇古“邀近功,忽远虑”。可是,在张居正的支持之下,王崇古上疏说:

“朝廷若允俺答封贡,诸边有数年之安,可乘时修备。设敌背盟,吾以数年蓄养之财力,从事战守,愈于终岁奔命,自救不暇者矣。”(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

王崇古的意思自然是请求朝廷封贡,这无疑是和张居正的主张同出一辙!

除了上面比较笼统的请求封贡的内容之外,王崇古的上疏里,还具体说到了与封贡有关的八件事:议封号、定贡额、议贡期、立互市、议抚赏、议归降、审经权和戒狡饰。这些事情都是针对封贡提出的详细策略,有利于封贡事宜的顺利进行。

对于这个上疏,同样也有人赞同,有人反对。赞同的人包括内阁大学士李春芳、高拱和张居正,反对者中甚至包括了兵部尚书郭乾。双方各执一词,一时间竟没有了主意。没方法,明穆宗只好下诏召集廷议,也就是由与会大臣发言,最后由皇帝作决定。

廷议开始了,定国公徐文璧、吏部右侍郎张四维等二十二人赞同封贡、互市,而英国公张溶、户部尚书张守直等十七人则坚决反对。看来,赞同的是大多数,现在是明穆宗作决定的时候了。大家知道,穆宗是个凡事都要与大学士商量的人,这样一来,张居正、高拱等人就抓住机会极力怂恿穆宗赞同封贡和互市。于是,穆宗决定“外示羁縻,内修守备”,意思就是允许了封贡和互市,同时也需要大力加强整顿国防。

穆宗作出决定后,明朝政府很快制定了决策:封俺答为顺义王,赐红蟒衣一袭;昆都力哈、黄台吉授都督同知,各赐红狮子衣一袭;把汉那吉封昭勇将军,指挥使如故。换句话说,这些昔日入侵明朝北部边疆的鞑靼骑士,现在都成了明朝的军官。从这之后,北部的疆土可以暂时安宁了。

在这次的成功中,最大的功臣自然是张居正:没有他的支持,王崇古就不能顶着那么大的压力上疏请求封贡和互市;没有他的机智,在大臣们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时,就不会有廷议的召集;没有他,明朝最后作出的决策也无法执行。就在一切都已经顺利结束的时候,张居正的谨慎再次出现了,他向王崇古提出了四件必须小心的事情:第一,在开市之初,老百姓由于以前的战乱会不愿和鞑靼交易,因此最初需要由政府进行安排,让老百姓知道互市有利可图,这样百姓就会前来进行贸易了;第二,鞑靼会有人来买锅,由于锅是铁铸的,日后便是武器的来源,因此轻易不许卖。广锅不能铸造兵器,可以出卖广锅,但是卖的时候要拿破旧的铁锅来交换;第三,鞑靼使者都不许入朝、入城,只许在边堡逗留;第四,朝廷和鞑靼休战,沿边将士失去劫掠的机会不免生怨,应当防备。

这些看似细微的事情,张居正都考虑到了。这就像他对将才的识用一样,眼光永远是那么敏锐和独到。正是在他这种善于识用将才的敏锐眼光的作用下,明朝的国防才日益走出了疲弱,一天天地变得强大起来,中国北部的边疆也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