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反共这一点上，日本和蒋介石之间没有任何对立。蒋介石没有辜负英、日、美等帝国主义的期待。4月12日，蒋在上海断然发动政变，开始逮捕共产党员。对共产党的镇压遍及蒋统治下的所有地区。而在另一方面，他与上海商会会长虞洽卿联系，加强了与江浙财阀的勾结。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对抗。19日，武汉政府开除蒋介石的党籍，罢免他的总司令职务，并决定讨蒋。国民革命内部的对立已进入一决胜负的关头。而此时，日本政府更迭。4月20日，田中内阁成立。其自赋使命便是改变币原外交，确立对中国革命的积极政策。田中首相亲自兼任外相，外务政务次官则配以政友会的对华强硬论者森恪。田中在4月16日曾说：“满洲是日本具有特殊利害关系的地区，南京事件和汉口事件是丧失国威，并攻击币原说：“至于政府所持的态度，认为中国赤化是他国的内争，与我国无关，实属荒谬绝伦。”22日，他在施政方针中公开说：“日本对共产党在中国的活动决不能漠不关心。”
5月初，南京政府和武汉政府均派出部队继续北伐。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也自西向奉军进攻。5月下旬，山东、河北一带的攻防战已迫在眉睫。5月24日，日本陆相白川义则在内阁会议上报告形势对奉军不利，主张对保护在华日人生命财产采取万全措施。5月28日，田中首相和参谋总长铃木庄六奏请从关东军抽2000兵力派至青岛，获得天皇批准。田中内阁极为迅速地派出日军。表面上日本在出兵时声明：“纯属为求在华日人安全之自卫上不得已的紧急措施。”并公开宣布：“不仅对中国及其人民无任何不友好意图，对南北两军的任何部队也绝不干涉其作战或妨碍其军事行动。”但是，铃木参谋总长向派遣军司令官乡田兼安少将下达的指示中，却有“为了保护国家及国军威信，或在完成任务方面遇有确实不得已之情况时，可以使用武力”的秘密训令，默许日军超越保护侨民的任务而行动。这说明，出兵山东的行动包藏着用武力扩张的祸心。
1927年6月1日，日本派遣旅团开始在青岛登陆。北京的张作霖政府和南京政府均抗议，认为派出日军是侵害中国主权，武汉政府痛斥说这是“二十一条”的复活。国内排日运动开始呈现愈演愈烈之势。革命军继续进击，7月上旬，控制了山东省的三分之一，战火逼近山东铁路沿线。乡田司令官报请日本政府令青岛登陆军队进驻济南。7月7日，日本政府批准，并再次增派2200名士兵。7月8日，乡田旅团到达济南。实际上并无日本居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侵害的情况，出兵山东明显侵害中国主权，说是保护侨民，其实无非是对中国革命的进展施加压力。进驻济南的结果使全国形成大规模的抗日示威和抵制日货运动。
中国人民强烈的反目行动，英美等国对日本势力扩张的抵制，使日本在如何应对上面临困难的选择，为了确定对华政策，田中内阁筹划召开东方会议。田中首相认为，满蒙不同于中国本部，是日本的特殊地区；对于他来说，眼看北伐进展，制定对满政策更是刻不容缓的急务。
东方会议的筹办者是日本外务省的政务次官森恪，参谋本部铃木贞一少佐和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彼此密切协助。这批侵略分子的目标是“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割开……搞成一个特殊地区，使日本政治势力进入这块土地和地区”，即把满洲从中国分离出来，并图谋在东方会议的名义下策划这种设想。东方会议在外务省召开时，正当第一次山东出兵期间，自6月27日至7月7日，历时约10天，参加会议的人员，外务省方面有田中义一外相、森恪政务次官、出渊胜次事务次官、木村锐市亚洲局长、小村欣一情报部长、方泽谦吉驻华公使、吉田茂奉天总领事等。陆军方面有英太郎次官、阿部信行军务局长、松井石根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武藤信义关东军司令官等。海军方面有大角岭生次官、野村吉三郎军令部次长等各方面人物，某些内僚则作为观察员，随时参加。集中了日本当时政、军、外交方面侵华的主要分子。
7月7日，田中宣布了8条《对华政策纲要》，可以说是会议的结论。对于当时的北伐，《纲要》主张排斥共产主义，与“稳健分子”结合，明确表示了分化中国革命的意图；并表明，如果“帝国权益及在华日人生命财产”遭到侵害，即采取“断然自卫措施”。7月7日这一天正是政府决定进驻济南之日。关于满蒙问题，田中首先指出：“鉴于日本在远东之特殊地位，对中国本土和对满蒙，不能不有所不同”，“尤其关于东三省，在国防及国民生存上有重大利害关系”，确认并明白表示日本对满蒙将与中国内地区别对待。在这个前提下，田中表示：“凡尊重我在满蒙特殊地位”者将给予支持，而在动乱波及满洲，“对我特殊地位权益有侵害之虞时，则不论来自何方”，均决心为防卫而采取适当措施。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及高级参谋河本大佐则主张“外交抗议已经不够，应以武力解决”。对此，首相兼外相田中竟表示同意。
对于北伐军要打倒奉系军阀张作霖怎么办？是否还是采取支持态度？会议召开前，外务省亚洲局局长木村锐市就主张，“把张作霖一人之兴衰与维护帝国在满蒙特殊地位问题截然分开”。木村建议，挑选适当人物代替张作霖，以“东三省人之东三省主义”来对抗北伐。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少将在6月6日上报陆军次官英太郎《关于对满政策的意见》中提出设有日本行政、财政及军事顾问的“自治”地区；并主张如果张作霖不接受这种设想，就让“帝国认为适当的人物”来实行，即使诉诸武力，也必须谋求实现。这些意见反映到东方会议就形成了关东军的意见：当张作霖在北伐军面前退却时，日本应将其在山海关全部解除武装，然后“以这个没有武力的张作霖为对手”。日本这时为何对张作霖的态度如此凶狠？主要是因为张作霖执掌北京政府后，并未完全满足日本不断提出的扩张要求，而且采取了回避政策而不是解决问题，另外北京政府希望通过借用英美的力量制衡日本，有向英美借款的计划，这自然引得日本人大为不满，田中就曾说：张作霖是在日本的庇护下取得权力的，必须恢复不久前的保护和被保护的关系。所以，日本人认为张作霖已成为日本侵华的障碍了，没有太大的利用价值，开始考虑如何除掉他。
1927年7月，中国国内政局动荡。田中内阁认为，要在国民党统一中国本土以前，压迫张作霖接受日本在东北的商租权和满蒙五铁路的铺设权。20日，田中训令奉天总领事向奉天省政府交涉，23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和奉天省长莫德惠开始谈判所谓“中日悬案问题”。北京政府对日本的侵略要求不肯就范，采取拖延态度，日本的侵略目的无法得逞。
7月15日，汪精卫动摇叛变，发表了国共分裂宣言。共产党退出武汉政府，国共合作破裂了。但是，决心反共的武汉国民党和蒋介石之间的对抗并没有消除。武汉派的唐生智在北伐过程中掌握了湖南和湖北，在“驱共倒蒋”口号下向安徽、江西进军。北京政府的孙传芳、张宗昌乘国民革命军内讧转入反攻，开始南下。8月上旬，国民革命军在徐州附近战役中吃大败仗。8月11日，蒋介石声明：为促进国民党统一，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而下野。蒋介石下野后躲去日本。山东地区远离扩大战火的危险。8月30日，田中内阁声明从山东撤兵。声明中说：“在中国，不仅此地，多数日本人居住的其他地区将来治安不稳，因而有再次危害日本人之虞时，帝国政府仍将不得不采取适当自卫措施。”公开讲明了将来有可能另选方向，再次出兵。为了进一步对张作霖施加压力，田中首相派政友会干事长山本条太郎为南满铁路公司总经理、松冈洋右为副总经理，代表田中和张作霖直接会谈。10月12日，在北京开始和张作霖直接会谈。15日，据说口头达成满蒙五铁路秘密协定，但并没有正式签订。日本公使芳泽百般施压，然而北京政府就是软磨硬抗，不予落实。1928年1月蒋介石回国，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月，同冯玉祥及阎锡山会谈，结成共同战线；4月7日发表北伐宣言。国共分裂后退出武汉的共产党，则在华南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与国民党进行着势不两立的斗争。因此新的北伐已失去扶助工农的性质而成为蒋介石怀抱统一全国野心来打倒北方军阀的战争。4月10日，北伐军开始总攻。北军孙传芳和张宗昌部已兵无战意，不断败退。日军驻济南武官酒井隆少佐对战局进展担忧，于4月16日报请参谋总长出兵以保护山东侨民。青岛总领事藤田荣介和济南代理总领事西田一也向外务省上报了同样的意见。4月17日内阁会议，一如前次山东撤兵声明中所预告的，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25日，第六师团5000名日军在青岛登陆了，次日，一部进驻济南。国民政府军追击败退的北军，于5月1日进入济南，市民欢呼迎接。2日，蒋介石也进入济南。
5月3日，日军在济南向南京政府的军队公开进攻，软禁南京政府外交部长黄郛，残害外交部特派员蔡公时等17人，造成死伤1．1万余中国军人和居民的大惨案。
济南惨案发生后，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均向日本提出严惩抗议，日本不仅拒不接受，5月18日还公开扬言要进一步在军事上采取“适当的有效措施”。次日，日本驻华芳泽公使劝张作霖退兵关外，以实现日本的“满蒙分离计划”。引起张作霖对日本临危勒索的做法大为不满，日、张之间矛盾爆发。
为了实施日本的满蒙分离计划，日本关东军在权衡解除奉系武装等几种方案后，决定采取炸死张作霖、趁乱夺取东北的策略。1928年6月4日制造皇姑屯爆炸事件炸死了张作霖，6月8日，南京政府进入北京，存在十几年的北京政府至此结束。
张作霖虽被炸死，但日本希望出现的混乱局面却没有出现。7月3日，张学良担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稳住东北局面，日本妄图侵占东北的计划被暂时扼制。但凶残的日本帝国主义并没有放弃侵略东北的野心，而是在几年后再次实施，给中国人民首先是东北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