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列强承认中华民国问题
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百般打压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是因为他们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派还不能很好地维护帝国主义在华利益。西方帝国主义需要选择一个完全维护他们利益的代理政府。当时的最佳人选，他们认为就是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袁世凯为了实现个人政治野心，不惜卖身投靠帝国主义。因此，西方列强拒绝和南京临时政府合作，而通过各种手段拉拢、支持袁世凯。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的外交总长王宠惠向列强提出三次承认请求，均被置之不理。但列强却支持袁世凯在北方另组政府，英国公使朱尔典向袁世凯保证将会得到“各国的信任”。列强从南京临时政府内外对孙中山施加压力，要孙中山辞职。1912年2月12日，清政府最后一个皇帝退位。次日，袁世凯致电南京临时政府，保证“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中国”。14日，孙中山在等不到他提出的“须俟列强承认临时政府，国内革命成就，和平确立，方行辞职”的条件满足的情况下，不得不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15日，袁世凯被参议院选为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终被帝国主义所破坏。帝国主义列强通过阴谋手段帮助袁世凯篡夺统治大权，目的在于加大对华侵略权益。现在，既然初步目的已达到，帝国主义列强马上就用“承认”为武器，进一步攫取侵华权益。列强中，沙俄和日本最早阴谋利用“承认问题”并勾结在一起。1912年1月23日，沙俄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即向沙皇建议，“当中国新政府……需要俄国的承认及支持时，是个极为有利的时机”。俄国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提出自己的要求。当时，沙查诺夫所拟勒索的内容，包括修订《伊梨条约》，有关驻中国军队的数目和布置，在满蒙的铁路建筑权，以及中东铁路地带的全部行政权等各个方面。他建议说：因为俄国和日本同为中国的邻国，在华“远较其它列强的政治利益优越”。所以，在对“中国宣布上述要求之前，我们（沙俄）应和日本政府获取协议，并和它规定我们及日人要求宣布的要求各点，以便在俄国和日本承认中国之前，用共同力量坚持中国政府接受”。沙查诺夫的意见被沙皇采纳，并通过外交途径和日本政府沟通。
辛亥革命后，日本政府就想趁火打劫，武装干涉中华民国内政。但英国等国不积极，它也不敢单独行动。出现承认中华民国问题后，日本认为可以好好利用该问题敲诈一番。1912年2月21至28日，日本政府就相继向欧美列强致送了关于承认中华民国的《备忘录》，其中提出两项建议：第一、在承认中华民国的问题上，各国应采取一致行动；第二、要求中国新政府对外人在华享有的一切“权利、特权及豁免权”，无论有无条约的依据，都予“明确表示正式承认”，并对中国的对外债务作出正式保证，以此作为各国承认的先决条件。其中的第一项，表明日本拟在承认民国问题上取得主导地位，要求各国追随日本一致行动，借以抵消英、美两国对袁世凯的影响。第二项则是企图利用各国的联合压力向袁世凯敲诈勒索，以便巩固它在中国的既得权益，特别是要保证那些没有条约根据因而也没有限制范围的侵略权益。所以，在收到沙俄政府的合作意见之前，日本政府认为本国力量尚弱，需要和列强采取联合行动。而沙俄方面的建议来得正是时候，故采取赞成态度。日本政府特派前任驻俄大使本野一郎出使圣彼得堡，和沙俄政府具体交换意见，从而对彼此最关心的满蒙问题达成协议，并且就此问题于1912年7月8日签订了第三次《日俄密约》。其中，把1907年第一次《日俄密约》划定的两国在华的“势力范围”的分界线，从满洲展延到内蒙古。密约第二条具体规定，将内蒙古分为东西两部：“东经116度27分以东之部分及以西之部分。俄罗斯帝国政府担任承认尊重日本在上述经度以东内蒙古之特殊利益；日本帝国政府担任同样义务，尊重在上述经度以西之俄国利益。”
英国当时正在积极进行谋求扩大侵略西藏的活动。看到俄日已达成勾结，为避免孤立，也需要在侵藏问题上取得俄日两国的支持。它见沙俄也在外蒙古推行扩张计划，遂拟借中华民国的承认问题和沙俄取得某种谅解。故当沙查诺夫在第三次《日俄密约》签订之后访问英国之时，英俄双方进行了谈判，并达成一项秘密协议：英国同意俄国在蒙古、北满和新疆享有优越地位，可以自由行动。作为交换条件，俄国也承认英国在西藏享有优越地位，可以自由行动。与此同时，英国也和日本作了交易，承认日本在南满洲和内蒙古东部享有特殊权利。经过一番幕后交易，在英、俄、日三国之间，便达成一种分裂中国边疆领土、加强各自侵略势力的默契，从而使它们更大胆地拿中国开刀。此时的法国，正处于同德国剑拔弩张的对峙状态。它的当务之急，是要握住盟友，共同对付德国。早在1912年初，法国政府就向沙皇政府表示：“在一切方面支持俄国。”在对华侵略中支持沙俄。
但帝国主义列强并不是铁板一块。在中国问题上，美国一直有更大的野心，尤其是当时日本利用欧洲列强处于大战前夕，无暇东顾，其充当侵华盟主的做法更引起美国政府严重不满，更不容日本借各国联合行动之机，来扩大其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尽管美国也想利用列强联合行动勒索一些共同的侵华权益，但它又不甘愿放弃独立自由行动的权利。其目的是要为自己预留余地，以便根据情况发展的需要，适时地采取相应措施，抵制日本在华势力的急剧扩张，并进而争取为自己谋夺最优厚的利益。美国的政策得到德国的谅解与支持。德国对华政策是，一方面列强的一致行动，可以保护自己的在华利益，并能分享某些新勒索的权益，因而同意了日本的建议；另一方面，德国从欧洲大战前形势分析考虑，拟拉拢美国，挑起美、日冲突，使美国和协约国集团疏远，从而削弱协约国集团的力量，故私下表示赞成美国的立场。此外，德国还想借此增强它对中国的政治影响。列强之间在承认问题上虽然未能联合一致，但并未放松对北京政府的勒索敲诈，反而利用袁世凯急于得到列强承认以巩固统治基础的急切要求，分别对北京政府提出侵略要求，以行勒索。
1913年1月，袁世凯在英国的重压下，同意和英国政府代表就西藏问题进行会谈，解决所谓争议。1913年5月20日，北京政府被迫和沙皇政府拟定了一个有损中国主权的关于外蒙古问题的协议。而日本政府更是以和中国南北两派同时交涉的阴谋手法来压袁世凯让步。袁世凯为了个人野心的实现，也希望日本方面能支持他。所以在1913年5月29，由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人安格联与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签订了《朝鲜南满往来运货减税试行办法》。通过这项协定，日本帝国主义改变了《中日会改东三省事宜》附约，夺取了经由铁路运货出入中国东北减税三分之一的通商特权。但对此，日本政府感觉难以满足。“二次革命”发生后，日本政府认为机会又来了，遂采取两面手法。一方面把南方革命军的某些情报暗自透露给北京政府，另一方面又鼓励和协助革命军抗击袁世凯军队的进攻。其意固然是想从双方取得好处，但更重要的仍是对袁世凯施加压力，借以进行要挟勒索。“二次革命”被袁世凯镇压下去后，袁世凯意识到要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非取得日本政府的支持不可。便派外交总长孙宝琦为专使，秘密赴日本进行疏通，说请日本“承认中华民国，取缔国民党在日本的活动”，并且表示北京政府“愿出相当报酬”。日本遂乘机提出建造满蒙五路的要求。由于袁世凯求助心切，不惜出卖国家大量权益。
1913年10月5日，袁世凯政府和日本政府以秘密换文方式，订立了《铁路借款预约办法大纲》（即《满蒙五路秘密换文》）。根据这一“大纲”，日本取得了四平街至兆南府、开原至海龙、长春至兆南府三路的贷款权，从而扩大了日本在南满的“势力范围”。但袁世凯政府和日本均惧怕中国人民强烈反对，不敢公开这一大纲。到这时候，英、俄、日等国利用承认问题从北京政府取得相当的侵略果实。而此前，美国政府从其对华战略出发，不顾欧洲列强的反对，于1913年5月2日最先正式承认北京政府，在其影响下，巴西、秘鲁、墨西哥、古巴等国也先后承认北京政府。所以，英、法、俄、日也准备承认北京政府，但对日本1912年2月提出的先决承认条件仍不放弃。1913年9月30日，由日本驻华公使在北京外交使节会议上提出中国必须正式声明，表明接受日本所提的先决条件，各国才能承认民国政府。此后，北京政府外交部与公使团磋商，于10月6日达成默契，袁世凯答应按照日本所提出的要求，在10月10日就任总统的讲话中，用对外宣言的方式，表示接受日本所提先决条件。于是，英、日、俄、法等13个国家相继宣布承认袁世凯的“民国政府”。
袁世凯根据同各国驻华公使达成的协议，在1913年10月10日的就职演说中宣告：“本大总统声明：所有前政府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各外国政府所订条约、协议、公约，必应恪守；及前政府与外国公司所订之正当契约，亦当恪守；又各外国人民在中国按照契约及国内法律，并各项成案、成例已享之权利，并特权、豁免各事，亦切实承认，以联交谊，而保和平。”条约中的“各项成案、成例”一语，就是指列强那些在华无条约根据的侵略特权和利益。袁世凯的这一允诺自然使帝国主义列强利用承认问题所进行的敲诈勒索，获得了满意的结果。在此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对袁世凯的信任和支持更进一步加强，而袁世凯也成为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忠实代理人，沦为中华民族的败类。
二、沙俄、英国侵略外蒙、西藏等地区
辛亥革命是在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中爆发的，当时沙俄、英国两大帝国主义正在中国外蒙古、西藏地区策动武装叛乱，造成了中国边疆的严重危机。
19世纪末，沙俄看到清政府日益衰弱，在强割中国160万平方公里领土之后还妄想再次改变中俄边界。它先在东北扩张，因日俄战争战败便把重点放在外蒙古地区。1910年，清政府在该地区实行“新政”。沙俄乘机策划一部分封建领主酝酿叛乱。1911年7月，外蒙古的几个封建王公在库伦开秘密会议讨论“外蒙独立”。而沙俄的外交代表对会议的召开和所谓会议决议都很了解。会后，会议的参加者派人去俄罗斯以“承认俄罗斯保护”，并给俄国以种种特权，换取沙俄以武力支持外蒙的“独立”。8月17日，沙俄政府发表公报说：“我们在蒙古的某些代表在说服蒙古人方面贡献很大，使他们确信如果和中国破裂，他们是会得到俄罗斯援助的。”沙俄政府立即派远东军队千余人进入外蒙，陈兵中国领土，也威胁清政府在外蒙停办新政。10月，沙俄又要求清政府：承认外蒙“独立”；不在外蒙驻军和建立行政机构；不得俄国同意不准在外蒙进行任何改革。对沙俄的荒谬要求，清政府予以拒绝。这样，在外蒙古出现了沙俄武装军队从内部策动封建王公贵族叛乱的情况。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处于倒台前夕，沙俄政府认为这是它“吞并中国领土而能达到其宿愿的大好时机”。它借口保护领事馆，增派俄军侵驻库伦，并拨给外蒙古达多尔济集团大批军械弹药。在沙俄政府的导演下，少数民族分裂分子于10月18日宣布“独立”，与俄军一同进攻清政府库伦办事大臣衙门，驱逐办事大臣三多。12月1日，少数民族分裂分子发表“独立宣言”，宣布成立“大蒙古国”，以活佛哲布尊丹巴为皇帝。沙俄政府马上从军事、财政和外交等方面，大力扶植傀儡政权。同时，科布多的封建领主和乌里雅苏台扎萨克图汗也在沙俄策划下，占领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沙俄军队驱逐了科布多参赞大臣傅润、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企图造成事实上的分裂局面。对于沙俄导演的分裂中华民族的所谓“外蒙古”独立丑剧，中国各界人士均表示强烈愤慨。
1912年1月，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就职宣言》中明确宣告：“所谓独立者，对于满清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如此。”以后，又多次电告外蒙王公、活佛，要他们立即取消“独立”，勿为沙俄所利用。北京和内蒙各盟、旗的爱国王公和蒙族人民也纷纷集会通电，要求外蒙取消独立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
但是，沙俄侵略军野心得不到遏制，便步步紧逼。1912年6月，沙俄再次提出：如果中国承认外蒙“自治”，不在外蒙设治、驻军和移民，它愿进行“友谊调停”。中国政府拒绝了沙俄干涉中国内政的无理要求。沙俄看到在中国政府的面前一时难以达到它的要求，便转而采取联合帝国主义施加压力，互相瓜分势力范围的手法。沙俄先联络日本，7月，第三次《日俄密约》签订，把我国内蒙分为东西两部分，俄国“承认”日本在东部内蒙的“特殊利益”，日本支持它对西部内蒙和外蒙的侵略。9月间，俄、英又就英国侵略西藏和俄国侵略外蒙达成了所谓“谅解”。对于20世纪初期沙俄、英、日在中国边境地区的疯狂扩张，中国政府于1912年8月13日对英、俄、日三国发表了关于《满蒙藏之主权五事》的声明，指出满蒙各地皆为中国领土，凡有关满蒙各地条约，未经中国政府承认，不得私订；满蒙各地之矿产，无论任何人不得私自抵押；中国政府在满蒙各地有自由行动之主权，外人不得干预；各国不得以护侨为名向中国增派军队；现蒙藏地方少数王公贵族反对中国政府的行动，是非法的，外人不得主使挑拨。
中国政府的这一声明完全是正当合理的，但处于半殖民地地位弱小国家的声音在帝国主义眼里是不值得重视的。沙俄竟不理睬中国政府的严正声明，于11月3日与外蒙当局非法签订了“俄蒙协约”及“商务章程”，单方面宣称“蒙古对中国的过去关系已经终止”，规定俄国政府“扶助蒙古的自治”，并为其编练军队，不准中国军队“进入蒙境”，不准汉人“移民蒙地”；俄人在蒙古享有特权，其他外国人不得享有超于俄人之权利；不经俄国政府允许，蒙古不得与“中国或别国立约”。以后，又签订了有关铁路、矿山、电讯等条约，沙俄在外蒙古取得了广泛的特权，外蒙古实际上成了沙俄的殖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