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的人常以名誉利禄诱惑人，劝善的人常以幸福吉祥来诱惑人，这种学是假学，是假善假道；学习是为了增长知识，提高道德，修德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素质，此为真学，为真道，并不是为了装点门面，附庸风雅。心平气和去读书，书中自有人生道理，为虚名去读书，到头来一场空，求名不成反误其身???
修德忘名读书深心
学者要收拾精神，并归一路。如修德而留意于事功名誉，必无实诣；读书而寄兴于吟咏风雅，定不深心。
做学问就要集中精神，一心一意致力于研究。如果在修养道德的时候仍不忘记成败与名誉，必定不会有真正的造诣；如果读书的时候只喜欢附庸风雅，吟诗咏文，必定难以深入内心，有所收获。
三株药业集团总裁吴炳新，出身贫寒，面对残酷的人生，吴炳新过早地挑起生活的重担，下地捡粪、除草、灭虫、挖地、挑水等体力活一年干到头，从不空闲。直到11岁时，大哥决定，再穷也要让炳新上学读书，苦难的生活使炳新朦胧地懂得，穷人的孩子要想有出头之日，自古以来就是要靠读书。这样才能自己养活自己，才能有立足之地。
吴炳新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拼命地学习，争分夺秒地往前赶课程。没有书，就用手抄；没有纸，用石板代替；没有笔，用石块划。夏天的晚上，别人乘凉神侃的时候，他趴在油灯下苦读；冬天双手冻得通红僵硬，他照旧写字做算术。放学后，他跟大哥去干农活也随身带上一本书，休息时，不是大声朗读课文就是用树枝写写划划。这样，悟性很高的吴炳新仅用4年时间就学完了6年的高小课程。这时，贫穷中断了他的学校生活。不能在学校学习，吴炳新就开始借书读，只要谁家有书，他就去借，别人不肯借，他就硬赖在别人家里看。
每个人的道路不同，有的人是在干中学习的，也获得了成功，而对于吴炳新来说，由于年龄已大，起步晚，就必须更早地做好准备，等机遇出现时，才可能及时抓住。
1954年，全国普遍成立了初级社，16岁的吴炳新自告奋勇当了村初级社会计。由于他的运算能力过人，加之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头头是道，乡亲们就给他取了两个绰号“铁算子”和“铜嘴子”，后来他又成了11个高级社的总会计。1958年，吴炳新被乡亲们推选去支援包钢建设，包头矿务局把他招收为国家正式职工。由于他忠实可靠，工作出色，不久就担任了主管会计，后来又被提升为销售科长。面对这些吴炳新并不满足，他感觉到自己的能量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与老同志比，与知识分子比，与矿上一些有文化的人比，差距很大，尽管自己努力工作，可总是赶不上人家。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他发现自己最大的弱点是知识不够，理论功底不坚实。为此，他发誓要补上这一课。
他夜夜攻读，心无旁鹜，对政治、经济、历史、文学广泛涉猎。
他成了一个学习狂，什么都学，没有目的没有边际。要不是改革开放年代到来，他会这么一直学下去。
当吴炳新在学习的汪洋大海中载沉载浮时，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了。吴炳新凭着自己的学识经历，强烈地意识到，党的中心工作转向经济建设，意味着一个新时期的来临。这对于个人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吴炳新在一次又一次的反省、剖析自己的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在经济社会中要有所作为，特别是要有大的作为，非要进一步充实自己的经济理论不可。在吴炳新的知识结构中，经济理论比较薄弱，尤其是商品经济理论更为薄弱。于是他又一次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完整的学习计划，以求能大展宏图。
吴炳新尽自己一切力量在包头搜集他能搜集到的一切经济学著作。他白天工作，晚上经常学习到深夜。这样，他系统地学习了欧洲的工业史，尤其是对资本以及由资本所带来的一切社会变迁进行了认真的探讨研究。然后他又研读了大量的经济学理论，从英国的大卫·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开始，到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经济理论，吴炳新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最不能忘记的是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日子，一天晚上，他和一位教师，后在三株辉煌时期担任过三株公司下属的研究所所长的王龙卿讨论积累趋势的时候，情激之处，两个人开始大声地辩论起来，老伴还误认为吴炳新和王龙卿在吵架，马上赶来劝阻他们。一直讨论到下半夜，两个人饥肠辘辘，吴炳新才找来一碟花生米和半瓶散装老白干。三杯酒下肚后，两人又进入激烈的讨论状态。
吴炳新在这段时间里，不仅研读了大量的经济学著作，而且还写下了数十万字的经济学论文。这些颇有独到见解的论文，虽然是十多年之后才得以面世，但它仍在经济学界、社会学界、文化界、金融界、新闻界、政界、商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历来做学问讲究个勤字，勤中苦，苦中乐，本来就没捷径可寻，所谓“读书之乐无窍门，不在聪明只在勤”，有一分耕耘才能有一分收获。课堂上所学只是师傅领进了门，要想有高深造诣全靠自己下苦功。读书只知道吟风弄月讲求风雅，寻章摘句不务实学不求甚解也不深思，这种人永远不可能求到真才实学。
心地干净方可读学
心地干净，方可读书学古。不然，见一善行，窃以济私，闻一善言，假以覆短，是又藉寇兵而济盗粮矣。
心中有一方净土，能够做到纯洁无瑕的人，才能够研读诗书，学习圣贤的美德。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看见一个好的行为就偷偷地用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听到一句好话就借以来掩盖自己的缺点，这种行为便成了向敌人资助武器和向盗贼赠送粮食了。
金圣叹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大文人，他满腹才学，却无心功名八股，安心做个靠教书评书养家饣胡口的“六等秀才”。在独尊儒术，崇尚理学的时风中，他偏偏独独钟爱为正统文人所不齿的稗官野史，被人称为“狂士”“怪杰”，他对此全不在意，终日纵酒著书，我行我素，不求闻达，不修边幅。当时人记载，说他常常饮酒谐谑，谈禅说道，能三四昼夜不醉，仙仙然有出尘之致。
清顺治十八年二月，清世祖驾崩，哀诏发到金圣叹家乡苏州，苏州书生百余人借哭灵为由，哭于庙，为民请命，请求驱逐贪官县令任维初，这就是震惊朝野的“哭庙案”。清廷暴怒，捉拿此案首犯18人，均处斩首。金圣叹是为首者之一，自然也难逃灾厄，但他毫不在乎，临难时的《绝命词》，没有一个字提到生死，只念念不忘胸前的几本书，赴死之时，从容不迫，口赋七绝。《清稗类钞》记载，他在被杀当天，写家书一封托狱卒转给妻子，家书中也只写有：“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吾无遗憾矣。”
读书修学，在于安于贫寒心地安宁。美文佳作，却是人间真情。心地无瑕，犹如璞玉，不用雕琢，而性情如水，不用矫饰，却馥郁芬芳。读书寂寞，文章贫寒，不用人家夸赞溢美，却尽得天机妙味，体理自然。
学以致用注重实际
读书不见圣贤，如铅椠庸；居官不爱子民，如衣冠盗；讲学不尚躬行，如口头禅；立业不思种德，如眼前花。
研读诗书却不洞察古代圣贤的思想精髓，只会成为一个写字匠；当官却不爱护黎民百姓，就像一个穿着官服、戴着官帽的强盗；讲习学问却不身体力行，就像一个只会口头念经却不通佛理的和尚；创立事业却不考虑积累功德，就像眼前昙花一样会马上凋谢。
春秋末年，战国初年，在我国出了一位举世闻名的医学家——扁鹊。
扁鹊的医术很高明，有许多动人的医疗故事。
有一次，他和他的两个徒弟路过虢国。恰好虢国的太子“死”了。京城里闹闹嚷嚷，有的人在祈祷，有的人忙着奔丧。
扁鹊找到了太子的从属官中庶子，详细地询问了太子发病的情况和“死亡”的时间，便说：
“我觉得太子还可以活过来。”
中庶子说：
“你这话说得太离奇了吧！死了的人怎么还能复活呢？这恐怕连一两岁的小孩子也是不会相信的。”
扁鹊说：
“既然您不相信，那就让事实说话吧——请您向国君报告一下，就说有一个名叫扁鹊的人，能救太子的命。现在等候在宫外，听候国君的吩咐。”
中庶子既然不相信这话，自然也就不愿意为他报告。后来，经过扁鹊的再三说服，中庶子才把扁鹊的话报告了国君。国君一听说扁鹊能把死去的太子治活，赶快跑出来迎接。
经过扁鹊的诊断，认为是“尸厥症”，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休克”或“假死”。扁鹊师徒三人，赶快抢救。不一会儿，太子果然活了，接着又进行热敷，还让他吃了二十天的汤药，虢太子完全恢复了健康。
从这以后，天下人都盛传扁鹊有起死回生之术。扁鹊听了，却实事求是地说：
“我怎么能把死人治活呢！太子的这种病，只是表面静如死状，实际并没真死；我只是用适当的治疗方法，把他从垂死中挽救过来罢了。”
又有一次，扁鹊经过齐国。齐国的国君用接待宾客的礼节招待他。不料，他见到国君就说：
“您有病了。现在还在肤浅的部位，如不赶快治疗，会向严重的方向发展。”
国君说：“我没病。”
扁鹊听了这话就走开了。扁鹊走后，国君对他左右的大臣们说：
“当医生的就是见钱眼开，想要靠给没病的人治病，来显示自己的医术高明，博取名利。”
过了五天，扁鹊又来见国君，说：
“您的病已经发展到血脉里了，如不治疗，还会往??处发展。”
国君又说：“我没病。”脸上显出很不高兴的样子。
又过了五天，扁鹊又来了，说：
“您的病已经发展到肠胃里，如不赶快治疗，还会更严重。”
国君连理也没理他，扁鹊只好又走了。又过了五天，扁鹊又来了，他看了看齐侯的脸色，扭头就往回走。这一走，国君却慌了神了，赶忙叫人问扁鹊是怎么回事。扁鹊说：
“国君的病已经发展到骨髓里了，我已经无能为力了。”
果然不几天，齐国的国君便呜乎哀哉了。
扁鹊这样的医疗故事还很多，是一时说不完的。
扁鹊把他所学的医术运用到实践，为祖国医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他首先确立了“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所谓“望”就是观病人的气色，看病人的舌苔；所谓“闻”，就是听病人的呼吸和说话声音；所谓“问”，就是问病人的发病经过，自我感觉；所谓“切”，就是按脉搏，诊断心、肝、肺、胃、脾、肾等处有什么毛病。他在实践中所总结的这些诊断技术，成了历来中医的传统诊断方法，至今还被采用。此外，他还注意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和治疗，会运用汤药之外的针灸、石砭、热敷、按摩等多种治疗方法。并具有一定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提出了不给“信巫不信医”，“骄恣不论于量”等人治病的“六不治”之说。这些都是非常可贵的。
我们提倡走出书斋，读无字之书，这样的读书才会读出成就，读出思想，读出创造。跳出小书斋，走向人生社会的广阔天地，这才是真正的课堂。但是许多读书人并不真正明白这个道理，往往满足于对现成书本的注释，满足于小小书斋中的安逸和宁静。我们这样讲并不是说不该去读书本的知识，并不是看不到书本知识的重要性，恰恰是看到了书本知识的作用，充分看到了它的作用和局限性，才喊出了这样的口号：走出书斋，走向生活。
花铺好色人为好事
春至时和，花尚铺一段好色，鸟且啭几句好音。士君子幸列头角，复遇温饱，不思立好言，行好事，虽是在世百年，恰似未生一日。
春天到来时，风和日丽，花草树木都会争奇斗艳，为大自然增添一道美丽的风景，林间的鸟儿也会婉转啼鸣出美妙的乐章。读书人通过努力出人头地，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如果不思考写下不朽的篇章，为世间多做几件善事，那么他即使能活到百岁，也等于没有在世上活一天一样。
杨逸从小努力读书，勤学好问，29岁时就被魏庄帝授任为吏部郎中、平西将军、南秦州刺吏、散骑常侍。以他这样的年龄而被委以如此重任，还从未有过先例。此后，又被调任平东将军、光州刺吏。
杨逸在任光州刺史时，为治理光州，他费尽心思，不辞劳苦。当时战争频繁，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杨逸集中精力处理事关百姓生计的大事，以求定安民心，稳定秩序。最难得的是他能放下刺史的官架子，时常到百姓中视察抚慰。为办理公务，夜不安寝，食不甘味，倚仗年轻，常常不分昼夜。他懂得，要想天下太平，必须争取民心，而要想获得民心，必须问民疾苦，从点滴做起。因此，每当州中有人被征招从军，他一定要亲自送行，有时风吹日晒，有时雪飘雨狂，许多人都坚持不住，他却毫无倦意。治政、治军要讲究宽猛相济、恩威并施，杨逸也熟谙此道。他仁爱百姓，又法令严明，恶徒狂贼都不敢在州中惹是生非，全州境内，上下肃然。他最恨那些豪强奸诈之徒，在州中四处布下耳目，随时监督，稍有动静就立即翦除。他以严格的纪律约束部属，手下的官吏士兵到下面办事，都自带口粮。如有人摆下饭菜招待，即使在密室，也不敢答应，问其缘由，都说杨逸有千里眼，明察秋毫，哪个做了错事能瞒得过？
杨逸非常关心百姓疾苦。当时因连年灾荒，粮食奇缺，饿死很多人，杨逸见状，心急如焚，决定开仓放粮赈灾，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可管粮的官吏惧怕私自动用国库存粮会招致大祸，执意不肯。杨逸也明白，不经上奏批准，擅自发粮，如果朝廷怪罪，将有生命之虞。可是要按常规具文请奏，等待批答，文书往来，颇费时日，不知又要饿死多少百姓，宁可获罪，也要放粮，他坚决地对手下人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百姓不足，君王岂能有足。开仓放粮由我而定，责任亦由我一人担当，即使获罪，我也心甘情愿，死而无憾，与他人无涉！”随即果断下令开仓，将粟米发给了饱受饥饿煎熬的百姓。然后，杨逸马上写好奏章，向朝廷申说详情。
奏章送到朝中，庄帝与群臣议事，以右仆射元罗为首的大臣认为国库储粮不可轻易动用，杨逸之请，应予驳回。尚书令、临淮王元或则认为形势紧急，应贷粮二万。最后庄帝恩准二万。
杨逸放粮后，还有为数不少的老幼病残者仍难活命，他便派人在州府门口摆上了大锅煮粥，施舍给这些人，使之不致饿死。杨逸之举，无异雪中送炭，解民于倒悬，那些即将饿死而因杨逸及时赈济终于活了下来的百姓竟然数以万计，庄帝闻听事情本末，也以为处置得宜，连连称赞。
后来，杨逸惨遭家祸，朱仲远派人到光州将其杀害，年仅32岁。全州上下，士吏百姓，听到凶讯后，如同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一般悲哀，城镇村落都摆斋设祭，追悼这位年轻仁爱的刺史，竟然一个月始终没有断绝。
“春至时和”与“君子幸列头角”，乃是生活中最值得欢乐的事，但同时学成之后，为官为吏更该做一些善事、布些德政。既然得意风光，为何不造化于民、布福于众呢？乐善好施，经常救济别人，如融融春日鸟转好音、花铺好色一样，赢得万众称颂，终是快乐的事。
磨练福久疑参知真
一苦一乐相磨练，练枫而成福者，其福始久；一疑一信相参勘，勘极而成知者，其知始真。
在人生路上经过艰难困苦的磨练，磨练到极致就会获得幸福，这样的幸福才会长久；对知识的学习和怀疑，交替验证探索研究，探索到最后而获得的知识，才是千真万确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