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翁，”蒋益澧又说，“于公于私，你都不能不说话，私，老兄在大帅面前言听计从，公，俗语说的‘羊毛出在羊身上’，真是逼得非解这个数目不可，只有让地方受累。雪翁，你也于心不忍吧！再说，我到底不过是藩司。”
最后这句话，才是蒋益澧真正的苦衷。目前巡抚的大印握在手里，令出即行，办事还容易，等马新贻一到任，认为协饷数目太大要减，他当藩司的，不能不听命。而另一方面左宗棠又是一手提拔他的恩主，且有承诺在先，不能不维持原数。这一下岂非挤在夹缝里轧扁了头？
想了一会，胡雪岩觉得这个麻烦非揽下来不可，便点点头说：“好的。我来想办法。”
“这一来有救了！”蒋益澧如释重负，拱拱手问说，“雪翁，谅来胸有成竹了。是何办法，可以不可以先闻为快？”
“当然，当然！原要请教。”胡雪岩答说，“第一，我想请左大人酌减数目。”
“酌减？”蒋益澧问，“减多少？”
“总得打个七折。”
“打个七折，每月亦还得要十四万两。”蒋益澧说，“如今军务肃清，我这个藩司不必带兵打仗，要在本分上做点事。你看——”
蒋益澧细数他该做的事，最有关国计民生的要政，便是兴修水利。浙江全境皆是土田，近山者瘠，近水者腴。兼以蚕丝之利，首重栽桑，而桑树的栽培灌溉，与水田的要求，没有什么两样。所以自古以来，在浙江做官，而遗爱在民，久留在思的，无不是因为在水利方面大有成就之故。
浙江的水利重在浙西，浙西的水利又重在海塘。乾隆六次南巡，都以巡视浙江海塘为名，可以想见其关系的重大。海塘欲求完固足以捍御海潮，须用石塘，洪杨作乱以来，海宁一带的石塘没有修过，日渐坍圮，现在要及时修复，估计费用须上百万银子，迫不得已，只有先办土塘，暂且将就。
“就是办土塘，亦要三十万银子。土塘料不贵，人工贵，大乱之后，壮丁少了，就是人工贵。”蒋益澧说，“雪翁，这件事我亦要跟你好好商量，怎么得筹一笔款子，拿海塘修一修？万一海塘溃决，可是件不得了的事，一想起来，我真连觉都睡不着。”
听蒋益澧这样表示，即令是矫饰之词，胡雪岩亦觉得十分可敬。“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他的本心不必问。只听他的语气是想做好官，正不妨与人为善，趁此机会捧他一捧、扶他一扶，拿他逼到好官的路上，亦正是地方之福。
想到这里，他毫不迟疑地答道：“请放心。我来策划一下，大家量力捐办，不是难事。”
“那就再好没有。”蒋益澧很欣慰地，“还有西湖的疏浚，也不能再拖了。西湖水利，关乎杭州、海宁的水田灌溉，明年春天以前，一定要整理好，这也得好几万银子。雪翁，你倒想，我这个藩司难做不难做？有啥开源之道，真要好好向你请教。”
“如今只有在盐上动脑筋。”胡雪岩答说，“倘能照我的办法，可以救得一时之急，一年半载，福建军务，告个段落，浙江不必再负担协饷，那时候就轻松了。”
“我也是这么想。不过，盐法我不大懂，大帅倒是内行。”
“左大人是内行？”胡雪岩很惊异地问。
“这也无足为怪的。雪翁，你莫非不知道？大帅是陶文毅公的儿女亲家。”
“啊！啊！原来如此！”
胡雪岩恍然大悟，左宗棠对盐法内行，渊源有自。在他廿六岁时，两江总督陶澍在江西阅兵事毕，请假顺道回湖南安化原籍扫墓，经过醴陵，县官照例“办差”，布置公馆时，请主讲醴陵渌江书院的左宗棠，做了一副对联，陶澍一见，激赏不已，问知县官，出自左宗棠的手笔，当时便请来相见。
果然，一谈到浙江的盐务，左宗棠立即表示，在他交卸浙江巡抚兼职以前，有几件必办的事，其中之一就是整顿浙江盐务，改引行票，打算从同治四年正月起，先试办一年。
“我的办法，一共四款：第一是缉私，第二是革浮费，第三是减价，第四是清查煎盐的灶户。至于盐课收入，全数提为军饷，除去开销每个月至少有十万银子，够我一半的数目了。”
这就是说，左宗棠援闽之师，每个月要浙江负担二十万两的饷银。与蒋益澧的话，完全相符。胡雪岩很沉着，暂且放在心，先谈盐务。
“大人这四款办法，后面三条是办得到的，就是缉私有些难处。浙盐行销松江，松江是江苏地面，鞭长莫及。这一层可曾想过？”
“当然想过。”左宗棠答道，“我正要跟你商量，你不是跟我提过，有个松江漕帮的首脑，人很诚朴能干吗？他肯不肯帮帮浙江的忙？”
“此人姓尤，只要大人吩咐，他一定乐于效劳。”胡雪岩问道，“就不知道这个忙怎么帮法？”
“自然是带队伍缉私。”
胡雪岩是明知故问，等左宗棠有了答复，因话答话，故意摇摇头说：“这怕办不到。他本人是个‘运子’，不是官儿的身份，说到规矩，见了把总都要尊称一声‘总爷’。大人请想，他怎么带队伍？就算他肯带，分拨过去的官兵，也不服他的指挥。”
“这话倒也是。”左宗棠踌躇了，“不过，若非带队伍缉私，又有什么可以借重他之处？”
“漕帮的底蕴，大人向来深知。尤某的手下，都听他一句话，如果有个名义，对松江一带的缉私，成效是一定有的。”
“喔，我明白了。”左宗棠想了一会说，“这样办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让尤某自己去招人，当然也不能太多，招个两三百人，保尤某一个官职，让他管带。这件事，我交代盐运使去办，尤某那里，请你去接头。至于饷银公费，一概照我营里的规矩，由盐务经费里面开支。”
胡雪岩很高兴，这不但为尤五找到了一条出路，而且于公事亦有裨益，所以欣然应诺。然后谈到蒋益澧所托之事，亦就是浙江按月协解福建饷银的数目。
“从前浙江靠福建协饷，前后用过三百万之多，如今浙师援闽，饷银自然应该由浙江接济。大人是怎么个主意，请交代下来，好趁早筹划。”
“我已经跟芗泉谈妥当了，浙江每个月接济我二十万。”
“二十万不多，只恨浙江的元气丧得太厉害！”胡雪岩故意沉吟了一会，然后突如其来地问说，“大人是不是打算到了福建，要奏调蒋杨两位去帮忙？”
这话问得左宗棠莫名其妙，立即答说：“我并没有这样的打算。而且蒋杨两位，也巴结到监司大员了，一则福建无可位置；二则，朝廷也未见得会准。再说，我又何苦为马谷山铺路，腾出这么两个紧要缺分，好方便他援引私人？”
这番回答，原在胡雪岩意料之中，尤其是最后一点，更有关系——蒋益澧留任浙江藩司，并保杨昌浚为浙江臬司，原是左宗棠所下的一着“先手棋”，用来钳制马新贻，保护他在浙江的饷源，岂肯自我退让？而胡雪岩所以明知故问，亦正是因话答话，好引入正题的一种手法。
“这就是了！但愿蒋杨二公，安于其位，就等于大人仍旧兼摄浙江抚篆一样。不过，大人，我有句话，只怕忠言逆耳。”
“不要紧，你我无话不可谈。而况你必是为我打算的好话。”
“是，我是替大人打算，细水长流，稳扎稳打。”胡雪岩很从容地答说，“浙江的收入不但有限，而且没有确数可以预估。地丁钱粮，已经奉旨豁免，盐课收入，总要明年春末夏初，才有起色，米捐要看邻省肯不肯帮忙。靠得住的，只有厘金，市面越来越兴旺，收数自然越来越多，但也要看经手人的操守。至于支出，第一是善后，第二是海塘，都要大把花银子。大小衙门，文武官员的经费俸禄，更不能不筹，地方上总也还要养些兵。大人倒想一想看，倘或每个月先凑二十万银子解粮台，藩库一清如洗，什么事都动不了，蒋芗泉这个藩司，怎么还当得下去？”
“这，”左宗棠呆了半晌，方始说下去，“这也不至于如你所说的那样子艰窘吧？”
“当然。我是说得过分了一点。不过，大人，请你也要替马中丞想一想，人家刚刚巴结到方面大员，自然也想做番事业。如果处处捉襟见肘，动弹不得，那时候怎么办？只有逼蒋芗泉，逼蒋芗泉就是逼大人。”胡雪岩停了一下又说，“从前江西沈中丞是曾中堂一手提拔的，本省的厘金说截留就截留，朝廷也不曾责备他耽误了曾家弟兄的‘东征’。马中丞为人虽不如沈中丞那样子刚烈，然而也不是肯得过且过的人。”
提到沈葆桢与曾国藩交恶的往事，左宗棠不能不起警惕之心。他最讲究利害关系，冷静思量，马新贻的脚步站得很稳，亦无弱点可攻，果然为此有所争执，自己不见得能占上风。而且一闹开来，蒋益澧首当其冲，他一调离了浙江，每月又何有二十万银子可得？
转念到此，便心平气和地问道：“那么，雪岩，你说呢？我该怎么办？”
胡雪岩率直答道：“只有减个数目。”
“减多少呢？”左宗棠问。
“这我就不敢说了。”胡雪岩答道，“唯有请大人交代下去，官兵弟兄先委屈些，只要局面一好转，必然补报。”
“好！”左宗棠点点头，“我也不忍太累浙江，就照你的意思，让粮台重新核算，减到减无可减为止。不过，雪岩，我的处境你是知道的，一直孤立无援，总要打开一条出路才好。”
“是！”胡雪岩毫无表情地应声。
“你要大大地帮我的忙！”左宗棠问道，“你看，我的出路该怎么打？”
“大人不是已有成算了吗？”
那是指谋取广东而言。左宗棠微微皱着眉说：“驱郭不难，难在孰可取代？芗泉的资望，当方面之任，总嫌不足。万一碰个钉子，我以后就难说话了。这一层关系很大，没有把握以前，我不便贸然动手。然而，这话又不能向芗泉透露。”
胡雪岩很用心地听着，细细体会，辨出味外之味，蒋益澧如果想当广东巡抚，还得另外去找一份助力。这也就是说，只要朝中有奥援，保证左宗棠将来举荐时不会驳回，他是乐于出奏的。
想到这里，便又自问：是不是该帮帮蒋益澧的忙？这个忙帮得上帮不上？前者无须多作考虑，能让蒋益澧调升广东巡抚，于公于私都大有好处。至于帮得上忙、帮不上忙？此时言之过早，反正事在人为，只要尽力，就有希望。
想停当随即说道：“大人是朝廷柱石，圣眷一直优隆。我在上海听京里的人说起，恭王很看重大人，醇王尤其佩服。想当初，曾中堂可以保他督办军务有关省份的巡抚，如今大人又为什么不可以？至于说到芗泉的资望，由浙藩升粤抚，亦不算躐等，马中丞不就是个现成的例子？当然，广东因为粤海关的收入与内务府很有关系，情形与他省不同，但是，只要京里有人照应，亦不是没有希望的事。”
“就是这话罗，要京里有人照应！芗泉在这一层上头，比较吃亏。”
“就眼前烧起冷灶来，也还不晚。”
左宗棠深深看了他一眼，沉吟又沉吟，终于说了句：“你不妨与芗泉谈谈！”
“是！”
“他的事要靠你。”左宗棠又说，“我更少你不得。你在我这里，既不带兵，又不管粮台，可是比带兵管粮台更要紧。雪岩，等我一走，你也要赶紧动身，长驻上海，粮台接济不上，要饷要粮要军装，我就只靠你一个人了！”
这份责任太重，胡雪岩顿感双肩吃力，可是说什么也不能有所犹豫，便硬着头皮答一声：“是！大人请放心！”
“有你这句话，我真的可以放心了。”左宗棠舒了口气，然后问道，“你有什么事，要我替你办的？我预备月底动身，还有半个月的工夫。有话你趁早说。”
胡雪岩早就想过了，左宗棠一走，虽是蒋益澧护理巡抚的大印，有事仍旧可以商量得通，然而究竟不如托左宗棠来得简捷有力。这半年的相处，自己从无一事求他，如今却不能再错过机会了。更何况是他先开口相问，倘再不言，反显得矫饰虚伪，未免太不聪明。
有此了解，便决定“畅所欲言”，先使个以退为进的手法，“想求大人的事情很多，”他说，“又怕大人厌烦，不敢多说。”
“不要紧，不要紧！”左宗棠连连摆手，“一向都是我托你，欠你的情很多，你尽管说。”
“是！”胡雪岩说，“第一件，从前的王中丞，死得太惨。当时蒙大人主持公道，查明经过，据实参奏。不过这一案还没有了，想请大人始终成全。”
“喔，”左宗棠有些茫然，因为事隔两年有余，记忆不清，只好问说，“这一案怎么没有了？”
“就是同治元年四月里，大人所奏的‘讯明王履谦贻误情形’那一案——”
“啊，”左宗棠被提醒了，“你等一下。”
他掀开马褂，从腰带上去取钥匙——钥匙表示权威，大而至于“神机营”、“内务府”，被指定为“掌钥”，即表示赋予首脑之任，小而至于一家大户人家的管家——或者像《红楼梦》中的王熙凤，都以掌管钥匙为实权在握的鲜明表示。只是钥匙甚小，不足以显示其权威的地位，所以多加上些附丽之物，通常都是“以多取胜”，弄些根本无用的钥匙拴在一起，甚至弄个大铁环串连，拎在手里“锵朗锵朗”地响，仿佛“牢头禁子”的用心，只要拎着那串钥匙一抖动，就足以慑服群囚。
可是，真正能见钥匙之重的，却往往只有一枚，左宗棠亦是如此，他只有一枚钥匙，用根丝绳子穿起，挂在腰带上，此时往外一拉，以身相就，凑近一个书箱，打开来取出一大叠红簿册，胡雪岩遥遥望去，只见上面写着四个大字：“奏稿留底”。
检到同治元年四月的那一本，左宗棠戴上墨晶老花眼镜细看了一遍，方始发问：“雪岩，你说此案未了，未了的是什么？”
“请大人再检当时的批回，就知道了。”
批回一时无从检取，左宗棠答说：“想来你总清楚，说给我听吧！”
“是！”胡雪岩倒有些为难了。
因为当王有龄苦守杭州时，主要的饷源是在绍兴，而在籍团练大臣王履谦，却不甚合作。同时绍兴有些擅于刀笔的劣绅，包围王履谦，视王有龄以一省大吏征饷为不恤民困，勒索自肥，无形中官民之间竟成了敌对的局面。
因此，绍兴府知府廖宗元的处境极其困难，当长毛由萧山往绍兴进攻时，官军的炮船与团练竟发生了冲突。兵力悬殊，寡不敌众，廖宗元的亲兵被杀了十二个，廖宗元本人亦被打破了头。这本来是应该由王履谦去弹压排解的，而居然袖手旁观。不久，绍兴沦陷，廖宗元殉难，而王履谦则先期逃到宁波，出海避难在福建。绍兴不该失而失，以及王履谦的处处掣肘，不顾大局，使王有龄深恶痛绝，在危城中寄出来的血书，表示“死不瞑目”。胡雪岩亦就因为如此，耿耿于怀，一直想为王有龄报仇雪恨。
当然，就是胡雪岩不作此想，朝廷亦会追究杭州沦陷的责任，不容王履谦逍遥法外。第二年——同治元年春天，闽浙总督庆瑞奉旨逮捕王履谦，解送衢州的新任浙江巡抚左宗棠审问，复奏定拟了充军新疆的罪名。朝旨准如所讲，算是为王有龄出了一口气。
可是这一案中，首恶是绍兴的富绅张存浩，诬赖廖宗元所带的炮船通贼，以及杀亲兵、打知府，都是他带的头。左宗棠在复奏中说：“张存浩等因廖宗元催捐严紧，挟忿怀私，胆敢做出那些不法之事，罪不容赦。应俟复绍兴府后，严拿到案，尽法惩处。”
如今不但绍兴早已光复，而且全浙亦已肃清。可是严拿张存浩到案一节，却无下文。胡雪岩所说的“这一案未了”，即是指此而言。
而此刻他的为难，却是一念不忍。论到乱世中人与人的关系，谁负了谁，谁怎么亏欠谁？本就是难说的一件事。事隔数年，而彼此又都是大劫余生，似乎应该心平气和，看开一步了。
他这临时改变的心意，左宗棠当然不会猜得到，便催问着说：“既然你托我的事很多，就一件一件快说吧！不要耽误工夫。”
这一下他不能不说实话了。口中谈着，心中又涌现了新的主意，所以在谈完原来的想法以后，接着又说：“张存浩虽可以请大人宽恩饶他，可也不能太便宜他。我在想，他也应该将功赎罪，罚他为地方上做些公益。大人看，是不是可行？”
“当然可行。”左宗棠问道，“此人家道如何？”
“从前是富绅，现在的情况，听说也不坏。”
“那好！我来告诉芗泉，转知绍兴府，传他到案，责令他量力捐输，为地方上做件功德之事。”
“能这样，于公于私都过得去了。至于两次殉难的忠臣义士，善后局采访事迹，陆续禀报，亦要请大人早日出奏，安慰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