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恶毒的是，左宗棠又夸大广东海关的收入：“闻海关各口所收，每岁不下二百万两，其解京之数，无从稽考。此项若能由督抚设法筹办，于正供固期无误，而于该省筹饷大局，实裨益匪浅。特此为二百年旧制，非外臣所敢轻议。”
接下来便是保蒋益澧了。他说：“臣率客军入粤，偶有闻见，自不敢不据实直陈。至兵饷兼筹，任大责重，非明干开济之才，不能胜任。浙江布政使蒋益澧，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若蒙天恩，调令赴粤督办军务，兼筹军饷，于粤东目前时局，必有所济。”
这就是所谓力保。力保之“力”，端在一句话上：“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以节制三省军务的总督，如此推崇，分量实在太重了。
左宗棠以诸葛武侯自命，目空一切，竟这样降心推崇，也实在不类他的为人。因此有人传出来一个内幕，说是闽浙总督衙门主章奏的幕友，受了蒋益澧一万银子的红包，力主加这“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十个字，如果流言属实，算起来是一字千金。
不过，行贿之说，虽不可知，而就事论事，却非有此十字不可。蒋益澧的才具如何，军机大臣大都了解，无不以为他难当方面之任。是故虽经左宗棠在奏折中暗示，他可代郭而为粤抚，并利用李鸿章作陪衬，来抬高他的身价，而朝廷始终装聋作哑。现在左宗棠的这十个字，分量之重，如雷贯耳，那就装不得聋，作不得哑了。
不过，装聋不许，却可装傻，朝廷有意不理左宗棠的暗示，只如他表面所请，在同治五年正月初八降旨：“着浙江布政使蒋益澧，驰赴广东办理军务，兼筹粮饷。”
当保荐蒋益澧的奏折拜发之时，左宗棠对克复汪海洋所盘踞的嘉应州，已有把握。在十二月十二发动总攻，一仗大捷，汪海洋为乱枪所杀，十天以后，克竟全功。左宗棠在年底拜折：“收复嘉应州城，贼首歼灭净尽，余孽荡平。”
这一下等于肃清了长毛余孽，左宗棠本人班师回任，各军遣归本省，然则蒋益澧“驰赴广东”，办何“军务”，筹何“粮饷”？如果有力者作此一问，蒋益澧的新命，就可能撤销。左宗棠当然早就计议及此，于是借题发挥，对郭嵩焘逼得更紧了。
所借的题目是“高连升带所部赴任”。高连升的本职是“广东陆路提督”，如今左宗棠节制三省军务的任务告一段落，自回本省，则高连升亦应在广东履任。提督到职，除本标亲兵以外，无须另带人马，而左宗棠却嘱咐高连升尽携所部赴新任。表面上的理由是大乱初平，民心不定，“以资镇压”，实际上是有意给广东出难题，因为高连升所部有五千人，每月至少亦要三万多银子的饷银，当然归广东负担。
可是，广东欢迎高连升，却不欢迎高连升的部队。于是左宗棠上奏指责广东，大发牢骚，说是“臣扪心自问，所以为广东谋者，不为不至，而广东顾难之。欲臣一概檄饬高连升所部旋闽。兹则臣所不解也。如谓高连升军饷仍应由闽支领，则试为广东筹之，应解协闽之饷，约尚有三十余万两，此次资遣各省难民及嘉应州、镇平县赈恤平粜米粮及臣均拨鲍超一军军米价银，应由广东解还归款者亦约五万余两。即以此款悉数移充高连升军饷，以闽饷济闽军，约足一年之需，一年之后，诸患渐平，陆续裁撤此军，亦未为晚。”
各省协饷，哪一省亏欠哪一省，是笔永远算不清的账，反正能打仗就有理，打胜仗更有理。左宗棠对这一层了解得最透彻，所以能够侃侃而言，气壮更显得理直。
左宗棠的折报，常在最后发议论，此折亦不例外，因为打击郭嵩焘的缘故，殃及广东，亦被恶声：“伏思海疆之患，起于广东，中原盗贼之患，亦起于广东，当此军务甫竣之时，有筹兵筹饷之者，应如何惩前毖后，以图自强？若仍以庸暗为宽厚，以诿卸为能事，明于小计，暗于大谋，恐未足纾朝廷南顾之忧也。合无请旨敕下广东督抚熟思审处，仍檄高连升带所部赴任之处，出自圣裁。”
这个奏折，像以前所保蒋益澧的奏折一样。左宗棠幕府中得了红包的人，密抄折底，寄达浙江，蒋益澧虽是粗材，但毕竟也还有高人，告诉他说：高升之期已不在远，蒋益澧喜不可言，随即刻印了广东巡抚的封条，准备打点上任了。
这个奏折最厉害之处，是在借瑞麟以攻郭嵩焘。事由瑞麟一咨而起，左宗棠的咄咄逼人的笔锋，在前面亦都指向瑞麟，这是暗示，如果攻郭无效，便要转而攻瑞了。瑞麟在广东的政绩如何，朝中大臣，尽人皆知，而恭王与文祥，较之道光、咸丰两朝若干用事的满洲权贵，虽不知高明多少，但亦认为瑞麟必须保全，因为第一，军兴以来，督抚十分之九为汉人，此是清朝开国以来所未有之事。眼前亦仅只湖广、两广是旗人，倘或左宗棠对瑞麟参劾不已，逼得朝廷非调不可，一时却没有适当的旗下大员，可以承乏；其次，瑞麟有慈禧太后的奥援，动他不得；第三，瑞麟虽是庸才，但很听话，尤其内务府的经费，跟粤海关有很大的关联，能有个听话的粤督在广州，诸事方便。
因此，朝廷就必须安抚左宗棠，不但为了保全瑞麟，亦因为由“恐未足纾朝廷南顾之忧”这句话而起了警惕。所以上谕中责备瑞麟，措词相当严厉：“左宗棠凯旋后，粤省安插降卒，搜诛土匪，善后之事方多，正当留扎劲兵，以资镇压。瑞麟既咨催高连升赴广东提督本任，何以反令左宗棠将其部曲檄饬回闽？倘闽军凯撤，而降卒土匪又复滋生事端，重烦兵力，该署督其能当此重咎耶？”
接下来便是悉如左宗棠所请：“高连升所部五千余人，计每月饷需不过三万余两。即着左宗棠檄饬该提督带所部赴任，月饷由瑞麟、郭嵩焘按月筹给，不准丝毫短少亏欠，致有掣肘之患！”
瑞麟受这顿申斥，当然很失面子，但前程是保住了，保不住前程的是未受申斥的郭嵩焘。
朝廷的意思是决意保全瑞麟，牺牲郭嵩焘来换取左宗棠的“忠诚”。不过上谕于“用人行政”，动辄申明，“一秉大公”，而广东军务的贻误，督抚同罪，不该一个被黜、一个无事。所以运用“打而不罚”，“罚而不打”这个不成文的“公平”之理，对瑞麟严加申饬是已打不罚，而对郭嵩焘之不“打”，正是将“罚”的先声。
不过七八天的工夫，有关广东的政局，一日连发两谕，一道是由内阁“明发”，“着郭嵩焘来京，以蒋益澧为广东巡抚”，另一道是仅次于“六百里加紧”的紧急军报的“廷寄”，分饬浙江、广东及福建，写的是：
马新贻奏：巡视海口情形，酌议改造战船，粤省军事已定，藩司蒋益澧应否前往各一折。官军搜捕洋盗，全赖船械得力，方能奏效。马新贻见拟改造红单广艇三十号，合之张其光原带广艇十只，共计四十号，分派温州等处各要口，并购买外国轮船一两只，以为游击搜剿之用，所筹尚属周妥，均着照所请行。仍着马新贻督饬沿海各将弁，就见有师船，认真巡缉，搜捕余匪，以靖地方，毋得稍涉疏懈。本日已明降谕旨，授蒋益澧为广东巡抚。即着蒋益澧赶紧交卸起程，前赴新任。蒋益澧经朝廷擢膺疆寄，责任非轻，到任后务将军务吏治及筹饷各事宜，力加整顿，以期日有起色，毋得稍蹈因循积习，致负委任。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左宗棠驱逐郭嵩焘是为了想占得广东这个地盘。这个目的在表面看，算是达到了，其实不然。
朝廷接纳左宗棠对蒋益澧的力保，虽说是要挟之下，不得不然，但到底集众人之力对付独断独行的左宗棠，毕竟有其深谋远虑的过人之处。没有多久，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来，到头来是朝中用事的人，棋高一着。
第一，朝廷已有初步的打算，还要重用左宗棠，因而借他力保蒋益澧这件事上，特加词色，以为笼络；第二，广东的富庶，早就有名，而且一向是内务府公私需索之地。十多年来，洪杨荼毒遍东南，但广东受灾极轻。不过早年为了筹饷，广东督抚不得不迁就膺专阃之寄的曾国藩的保荐。事平以后，情况不同，收权之时已到，但一则碍着曾国藩，再则以郭嵩焘的出身与居官的绩效，如无重大过失，不能随便调动，尤其是有瑞麟在，相形对比，如说要整饬广东吏治，首先该调的应该是瑞麟而不是郭嵩焘。即令退一步来看，至少亦该瑞郭同调，否则谕旨中一再申明的“用人行政，一秉大公”等等冠冕堂皇的话，就变成欺人之谈了。
难得左宗棠力攻郭嵩焘，却好可用来作为收权的途径。黜郭不易，要黜蒋益澧容易得很。因为论他的出身资望与才具，都不适方面之任，将来一纸上谕，轻易调动，绝不会有人说闲话。
再有层好处，便是有蒋益澧的比照，瑞麟当两广总督，便显很够格了。所以八月间降旨，瑞麟的两广总督真除，由署理变为实授。
同一天——同治五年八月十七，另有两道上谕：一道是陕甘总督杨岳斌奏：“才力不及，病势日增，恳请开缺”，调左宗棠为陕甘总督。
另一道说：“杨岳斌于人地不甚相宜，办理未能有效，眷顾西陲，实深廑系。左宗棠威望素著，熟谙韬略，于军务地方，俱能措置裕如，因特授为陕甘总督，以期迅扫回氛，绥靖边陲。”是特为表明，赋左宗棠以平服西北的重任。
照历来的规制，封疆大臣的调动，往往先将预定的人选召赴到京，陛见称旨，方始明发上谕，然后“请训”出京。如果不经这一番程序，直接降旨调补，那么新任就该自请陛见请训，意思是此一调动，必含有除旧布新的整顿之意在内。朝廷的希望如何，必先探询明白，所以应该请训。当然，亦有例外，例如军情紧急，不容耽误，便可在上谕中明示：“即赴新任，毋庸来京请训。”对左宗棠的新命，即是如此。
不过，这是表面的看法，实际上另有文章。因为左宗棠由东南旧任赴西北新任，绕道京师，由山西入秦陇，并不算太费事，而况回乱势缓，已经历相当时日，与防患将然，深恐一发不可收拾，愈早扑灭愈好的情况不同。而所以阻止他赴京请训，只为左宗棠的手段，军机处及各部院都领教过了，要饷要人，需索不已，一旦到京，非满足他的要求不到任，岂不麻烦？所以索性不要他上京。
筹办船厂
调任的上谕到达福州时，已在二十天之后。其时左宗棠正在大办“保案”，肃清福建广东残匪，出了力的人，固然个个有份，不曾出力的，亦千方百计，夤缘请托，希冀在保案上加个名字。一时福州城内“冠盖云集”，热闹非凡，及至传出左宗棠调督陕甘的消息，在福建候补，已搭上了线，可以借军功升官补缺的人，无不大为失望，因为靠山虽然未倒，却已移了地方，无可倚恃了。
胡雪岩这时也在福州。左宗棠为了酬谢他在上海接济军火粮饷的功劳，特地备好一个“附片”，等他到了，方始随折拜发。这个“附片”是专保胡雪岩加官，不列入名单而单独保荐，称为“密保”，效用与开单“明保”，大不相同，措词当然极有分量，说是：“按察使衔福建补用道胡光墉，自臣入浙，委办诸务，悉臻妥协。杭州克复后，在籍筹办善后，极为得力，其急功好义，实心实力，迥非寻常办理赈抚劳绩可比。迨臣自浙而闽而粤，迭次委办军火军糈，络绎转运，无不应期而至，克济军需。”是故恳请“破格优奖，以昭激励，可否赏加布政使衔”。
加官自是胡雪岩所希望的，不过，使他特别兴奋的，还不在布政使这个衔头，而是加了布政使衔，便可改换顶戴。原衔按察使——臬司是正三品，戴的是亮蓝顶子，布政使——藩司是从二品，便可以戴红顶子了。
捐班出身的官儿，戴到红顶子，极不容易，买卖人戴红顶子，更是绝无仅有的事，除非像乾隆年间的盐商那样出自特恩，但亦只有一两个人。是故饮水思源，想起将有得戴的红顶子，虽出自左宗棠的保荐，但没有王有龄，何有今日？因而又特地到王有龄的老家去了一趟——赡恤王氏遗属，是胡雪岩逢年过节的第一件大事，这次登门，完全是感念旧情，哭奠一番。
本来还想亲谒墓门，无奈有件大事在办，忙得不可开交，只好等公事完了再说。
这件大事就是打算自己造轮船。左宗棠的意志强毅，蓄志之事，非见诸实行，不能甘心。当时奉命入闽督师，不能躬亲料理，却并未搁下，委托了一个他最信任的人，就是胡雪岩。
有关跟洋人打交道的事，胡雪岩必求教于古应春，他的路子很广，认为造轮船不必找日意格、德克碑。方今泰西各国，讲到轮船、铁路、火器的精良，美国有后来居上之势。同时美国人不似英国人的狡猾、法国人的蛮横、德国人的顽固、日本人的阴险，比较易于相处。
可是胡雪岩另有看法，外国在华势力，英国最大，法国其次。要制抑英国的势力，只有利用法国，美国与英国同种，所以与美国合作，等于帮助英国扩张势力。同时，日意格与德克碑是原始创议之人，无故背弃，道义有亏。
其实胡雪岩还有一层没有说出来的意思，古应春与他多年相处，亦能揣摩得到——左宗棠与李鸿章争权夺利，几已成不两立之势，李鸿章办洋务，倚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为重，然则左宗棠如果再请教英国人，将会逃不了仍由赫德经手，而赫德与李鸿章互为表里，说不定会向总洋务的恭王与文祥建议，制造轮船事务以由两江经办为宜。那一来岂不是给李鸿章开了路？
因此，古应春不再有何主张，只实心实力地作胡雪岩跟日意格、德克碑打交道的助手——实际上只跟日意格一个人接头，因为德克碑已经退伍回国了。一切建船厂的计划、图样及预算，都由德克碑在法国托人办理，寄给日意格，再找胡雪岩、古应春洽谈，一年多下来，已经策划得很周详了。
到得左宗棠由广东班师，胡雪岩立即陪着日意格到了福州，左宗棠一看图说详明，非常高兴，亲自去视察日意格所建议的设厂之地。地在福建海口、马尾罗星塔一带，水清土实，宜于开槽建坞。兼以密迩省城，稽查方便，所以一看便即中意。
剩下来的事，就是筹划经费。造厂买机器、雇募师匠，预算开办费要三十多万银子，厂成开工、材料薪水，每月须银五六万两，一年就是六七十万，预计两年以后造出第一艘船，要花下去一百五十万银子。不过以后就可以省了，五年通计，不过三百多万。
这三百多万银子，从何筹集？当然煞费周章。左宗棠的意思是先办起来再说，只要有一百万银子，能应付得了头一年，此后欲罢不能，不愁朝廷不想办法。如果朝廷拿不出办法，好在有胡雪岩，一定可以想出一条维持得下的路子来。
因而粗粗计算，福建海关及本省厘税，提用之权在自己手里，浙江分属自己管辖，不会袖手，广东蒋益澧是自己一手提拔，更当效劳。有此三处财源，尽可放手办事了。
因此，左宗棠在五月中旬，便先奏陈“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大概情形”。同时应诏陈言，以为剿捻宜用车战，平回则千里馈粮，转运艰难，应该采用屯田之策。
复旨对车战、屯田之议，不见得欣赏，试造轮船则以为“实系当今应办急务”，所需经费，准予在闽海关关税中酌量提用，如果不够，准再提用福建厘金。同时指示：“所陈各条，均着照议办理，一切未尽事宜，仍着详悉奏。”
有此一旨，左宗棠便密锣紧鼓地干了起来，一面关照胡雪岩通知已调汉口江汉关税务司的日意格，与在安南的德克碑，商酌一切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