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自诸葛亮丞相病逝后，蒋琬、费祎、董允相继为相，兼执兵权，镇边育民，把蜀国治理得很好，百姓齐颂升平。费祎，字文伟，江夏黾县（今河南信县东北）人，初为太子舍人，后主即位，为黄门侍郎，迁侍中，为诸葛亮所器重，北伐时摄宫中事。诸葛亮死后，蒋琬任大将军时，任费祎为尚书令，同理政务。蒋琬病逝，费祎执政，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延熙十六年（253年）醉酒，被魏国降人郭脩刺死。董允，字任昭，南郡枝江（今湖北枝江东北）人，蜀国中郎将董和之子，曾任黄门侍郎，诸葛亮北伐，留他总摄宫中之事。延熙七年（244年），任侍中守尚书令，为大将军费祎副贰，上则匡主，下帅群司。当时后主宠信宦人黄皓，董允常正色匡主，数责黄皓，黄皓畏惧，不敢为非。延熙九年（246年），董允病逝，蜀人无不追思。当时，蜀人把诸葛亮、蒋琬、费祎和董允称为“贤相”和“四英”。
蜀后主刘禅是一个昏庸无能的人，嗣位初期，由丞相诸葛亮辅政，尚能诸事小心，不敢自作主张。诸葛亮死后，又有蒋琬、费祎、董允辅政，国富民强。“四相”逝世后，刘禅宠信宦官黄皓，纵情逸乐，朝政日趋腐败。时为太子家令的谯周，忧国忧民，凛然正气，在延熙十七年（254年）春，写了一篇《谏后主疏》，以王莽篡汉称帝，公孙述（益州郡守）僭位称帝，丧失民心的悲惨结局；以光武帝刘秀创建后汉，广行德政，众望所归的史事，来劝谏后主。其文是：“昔王莽之败，豪杰并起，跨州据郡，欲弄神器（帝位）。于是贤才智士思望所归，未必以其势之广狭，惟其德之薄厚也。是故于时更始（王莽篡位，年号更始），公孙述及诸有大众者多已广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于为善，游猎饮食，不恤民物。世祖（刘秀）初入河北，冯异（刘秀的大将）等劝之曰：‘当行人所不能为。’遂务理冤狱，节俭饮食，动遵法度，故北州歌叹，声布四远。于是邓禹（刘秀的大司徒）自南阳追之（追随），吴汉、寇恂（颍川太守）未识世祖，遥闻德行，遂以权计举渔阳、上谷，突骑迎于广阿。其余望风慕德者邳肜、耿纯、刘植之徒，至于舆病赍棺，襁负（连续）而至者，不可胜数。故能以弱为强，屠王郎（即王昌，自称汉帝）、吞铜马，折赤眉而成帝业也。及在洛阳，尝欲小出，车驾已御。铫期（刘秀的大将）谏曰：‘天下未宁，臣诚不愿陛下细行数出。’即时还车。及征隗嚣（自称上将，兵败被杀），颍川盗起，世祖还洛阳，但遣寇恂往。恂（寇恂）曰：‘颍川以陛下远征，故奸滑起叛，未知陛下还，恐不时降；陛下自临颍川，贼必即降。’遂至颍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务，欲小出不敢，至于急务，欲自安不为，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故《传》（左传）曰‘百姓不徒附’，诚以德先之也。今汉遭厄运，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时也。陛下天姿至孝，丧逾三年，言及陨涕，虽曾、闵（古代孝子曾参与闵子骞）不过也。敬贤任才，使之尽力，有逾成、康（周成王与周康王，主张明德慎罚，天下太平）。固国内和一，大小戮力，臣所不能陈。然臣不胜大愿，愿复广人所不能者。夫挽大重者，其用力苦不众；拔大艰者，其善术苦不广。且承事宗庙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于四时之祀，或有不临；池苑之观，或有仍出，臣之愚滞，私不自安。夫忧责在身者，不暇尽乐，先帝之志，堂构（遗业）未成，诚非尽乐之时。愿省减乐官、后宫所增造，但奉修先帝所施，下为子节俭之教。”后主嘉其忠义直谏，升谯周为中散大夫（四品侍从官），犹侍太子，仍然游乐无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