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明清之际思想家顾炎武，在读到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之后，大加称赞其书时代的先进性，又深叹一时不为世人所理解，说“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此语在某种程度上也有类如张岱年先生之论著之时遇。张岱年先生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哲学教学和研究中，辛勤耕耘，至今耄耋之年，近七十载的岁月中，无论时代风云变幻，个人坎坷困厄，未尝少辍。他著作等身，理论洋溢着时代的智慧，其代表作有《中国哲学大纲》、《真与善的探索》、《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中国哲学发微》、《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文化与哲学》、《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等。1989年，刘鄂培教授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开始出版六卷本《张岱年文集》；1996年，又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八卷本《张岱年全集》。20世纪50年代我曾是受业于张岱年先生的研究生，亲聆教诲，后又通读诸文，深感他的论著闪耀着思想光辉，启思益智，曾按自己对张岱年先生理论的理解，撰写了若干专著和论文，并为《全集》出版撰写了题为《时代智慧的篇章》（载《中国图书评论》1997年第3期），此亦为我对张岱年先生论著之总评。张岱年先生早在青年时代就接受辩证唯物论，并对之有较深刻较全面的理解，他在阐发哲学理论、发掘和整理中国传统哲学和探索文化创新等方面均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真知灼见，掌握他的思想学说，有助于提高和促进我们的理论水平。然而，时人亦有未能理解张岱年先生的理论体系是在与时俱进中形成的，因而有一个从深层把握其实质的问题。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张岱年文集？序》中，曾以“直道而行”和“修辞立其诚”二语概括张岱年先生的道德文章，又不无遗憾地说“张先生之为学与立身之道有尚未为世所注意者”。有感于冯先生之言，以下仅精选其论著，简介其内容、写作背景、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特别是其创造性新见和意义，以写作或发表年代为顺序，标而出之。
公元1931年民国二十年
《关于老子年代的一个假定》，发表于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81—183期，后收入《古史辨》第四册。
冯友兰说：“在20年代，中国哲学界对孔老的年代问题有过一次大的辩论，在学术领域引起了轩然大波。其一派认为老先于孔，胡适先生主之；另一派认为孔先于老，梁任公先生主之。两派各执一辞，莫能相下。辩论之文在报刊上几乎每日皆有，余偶见一文，署名季同，以《老子》为晚出，其材料证据虽无大加于时论，但出自作者笔下则亲切有味，心颇异之，意其必为一年长宿儒也。后知其为一大学生，则大异之。”（《张岱年全集？序》）按此年张岱年先生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1928年入学）。张岱年先生自述，当时曾读过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和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很感兴趣，但不满足”。1931年读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深佩其“考察之精、论证之细”，“在冯著上卷的影响之下”（《张岱年自传》）写了此文。
本文基本观点是：《老子》一书系一私人专著，成书于战国中期。老子其人大约生于墨子后二十年，卒于孟子前十年。其论证主要点是：以《老子》书中的“道”、“天”、“不言之教”、“无为”数概念范畴与孔子所言作比较，孔子之言是个发端，老子之言义更深；以老子讲“玄德”、“不仁”、“不尚贤”与墨子讲“兼爱”、“尚贤”比较，老子之言是墨子之言之反命题。又论证老子在杨朱、慎到、申不害、孟子之前说：杨朱讲“为我贵己”、“不以物累形”、“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是老子的“贵柔守雌”、“和光同尘与物玄同”、“不敢为天下先”之进绎。又据《庄子？天下》说慎到等否定“道”的崇高地位“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在慎到前一定有鼓吹道的人，没有正不会有反的”。又据《史记》说：“申子之学，本黄老而主刑名”，“今存《申子》书，其受道家影响颇为显然。”又认为杨朱与孟子同时。又以《老子》的“天”、宇宙论、人生理想、辩证思想与庄子所言比较，论证老子在庄子之前。又以《老子》书中有大国“兼畜人”、小国“人事人”、“小国寡民”等反映春秋末以前大国争霸的社会情况，论证老子至迟在战国初年；老子其人即李耳，而非老莱子或太史儋。
次年，史学家顾颉刚把该文收入《古史辨》第四册《诸子丛考》中，作者有附识，再次认定《老子》是一部原著，然其中又后添部分：修正老子非太史儋之说，“老子颇有是太史儋的可能”。
按：1982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作者说比较同意郭沫若之说，“老子与孔子同时，且为孔子的先生”。在《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附录《中国重要哲学家生卒年表》中，定老子生于周灵王十一年（前561年？），卒于元王五年（前471年？），列于孔子之前。本文在考证方法论方面提出了“周”、“衡”、“严”、“微”四字原则，说“各方面都要注意到，都平等的看待，不肯偏倚，更须替反方面想理由。方法步骤要严格，不要轻易得结论，不要滥找证据。小的地方，一毫的差异都不要轻易忽过”。在《附识》中补充一个“度”字，即“断论不可出于证据所能证的‘度’之外”。
公元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
张岱年先生自述：“20年代末30年代初，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译著比较流行，受到年轻人的欢迎。我读了恩格斯《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和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的中译本，虽然译笔不甚明畅，但能窥见大意。我完全接受了辩证唯物论（包括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认为辩证唯物论既博大精深又切合实际，实为最有价值的哲学。”（《张岱年自传》）从本年发表的论文看，张岱年先生对辩证唯物论已有较深刻的理解，并能运用于分析中国哲学史上的问题。
本年在天津《大公报·世界思潮》上连续发表了《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破“唯我论”》、《“问题”》、《斯辟诺莎》、《知识论与客观方法》、《辩证法与生活》、《评胡适的新著〈淮南王书〉》诸文。
上述诸文着重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对辩证法的阐述
（一）发掘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在此以前谢无量于1916年、冯友兰于1931年分别出版了《中国哲学史》，胡适于1919年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等专著，均未涉及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张岱年先生的论述先秦和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在当时，此类文章尚不多见，属发掘性论文。
在两篇探索中国古代哲学辩证法思想的论文中，作者以进步发展的历史观，简明地勾勒了从老子到王夫之的辩证法思想。归纳《老子》辩证思想的三要点：变化常反；取反面形态则不反；差异的相对性。《易传》则有四：一切事物都是变化的；变化在于对立体的相互作用；变化的公式是反与复；变化的历程有骤与渐。指出《墨经》中讲“同异交得”。《庄子》由于总是从反面观察矛盾，发挥老子的差别相对性，走向极端，陷入诡辩。《荀子·礼论》中论养生、养财、养安、养情，对反复也有相当的认识。《吕氏春秋》讲反复也不少。《淮南子》中的《人间训》有述损益倚伏之理，《原道训》有论积渐之理。董仲舒说“相反之物也，不得两起”（《春秋繁露？天道无二》），阴阳“以多少相溉济”（同上书，《阴阳终始》），“反而有相奉”（同上书，《天容》），看到了矛盾双方不能俱出，阴阳虽相反同时又相顺。扬雄在《太玄》中说忧喜“共门”、吉凶“同域”，“极寒生热，极热生寒”，看到对立之转化，在《玄图》中事物的转化分为九阶段。王弼在《周易略例》中观察到事物相乖互违又相联，说“阴阳者相求之物”，“睽而知其类，异而知其通”，又提出“应”、“位”概念，认为同一性质的事物，因环境不同，有相反的形态，说“观变动者存乎应，察安危者存乎位”。作者推崇张载辩证理论最丰富，综合其要有四：事物变化无穷，而一切变化皆是气之聚散屈伸；“两”、“一”原则；反仇与和解；物物之联系。程颢程颐说“万物莫不有对”、“无一亦无二”，却无“合”的观念。王夫之对辩证法有新见：对立物相互蕴储，如论“方动即静，方静旋动”（《思问录？外篇》）；对立双方非平列，有一方为基本的、主要的，如讲动的绝对性，“无”的观念从“有”的观念而来（见《思问录？内篇》）。
作者又综论中国哲学中辩证法思想的特点：主要是对自然及人事的观察，而不是像黑格尔那样，认为这是逻辑概念之进展方式。
（二）主张运用辩证法指导生活实际。在《辩证法与生活》中，称颂辩证法是“宇宙大法”，“也是一种科学方法。它不仅能指导人们研究客观世界，还可运用到生活中去”，它使我们认识到“世界是矛盾演进的历程，生活是奋斗不已的历程”，“理想之真正实现，必须通过革命”，“在生活中坚持斗争”。掌握辩证法，即使在挫折中，也不忧、不惑、不惧，而从中获得激励，克服困境。又在当时反动统治下，公然以辩证法观点宣扬反对阶级压迫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说“从辩证法来看，不合理的现实是要毁坏的”，“使被压迫群众从非人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称颂列宁善用辩证法指导俄国革命成功。文中还指责当时有人对辩证法“不力求通晓而即反对之”。作者在坚定地肯定唯物辩证法“大体却不容否定”的同时，承认“现在所讲的辩证法，虽形式未免粗疏，尚待精密化”。为此，作者后来对辩证唯物论有卓越的阐发。
二、关于对唯物论的阐述
（一）提出内省和外察并用的认识方法。在《知识论与客观方法》中，首先提出内省法对于知识之研究，根本并不适切。这是因为：内省法难以确定能知与所知之关系；个人之知识不是先验的，它的源泉在社会和历史。继而论述外察法，“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尤最趋向于此”，此法基本原则是：所观察到的别人的知识现象之考察；标准知识工作之分析，即哲学与科学的研究历程之分析；人类知识史的研究；儿童的知识发展过程之研究；动物的知识之考察。然而，外察法也有其限制，即不能考察旁人的感相，难免有主观片面性。所以，“知识之内省的研究仍是不可废的”，“在知识论，最好两法并用”。
（二）称颂斯宾诺莎。为纪念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诞三百周年，作者写了《斯辟诺莎》，说“斯氏的生活是与他的理论一致的，可以说，他的思想基本上是他的生活的解说”，称赞斯氏“特立独行，坚卓自信，不为众言所摇动，能够勇敢地同传统迷信搏斗”，“人格的崇高、纯洁、坚卓，真令人感动、钦佩”。说斯氏哲学摈弃创世主的观念，否认超自然的神，“承认实在是一个整个的体系，是自足的，是自己以自己为基础的”，“依恩格斯的唯物论界说，斯氏当然是一个坚决的唯物论者。并且，斯氏的哲学，与辩证法也有许多相通之处”。按：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称斯宾诺莎“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作者称颂斯宾诺莎，正是阐发恩格斯之论。
本年，作者还在《图书评论》上发表了《评胡适的新著〈淮南王书〉》，文中指出其一些不确切的观点：一是胡适说“道家思想是齐学”，把道家等同黄老学；二是胡适说“道家集互带思想的大成”，而道家或胡适说的道家（黄老学）并不兼取儒墨的积极精神。最后批判胡氏好用西洋的学说来解说中国的思想，有时令人“醒”，有时便“不切”，既“埋没了”中国的思想，又“曲解了”西方学说的精旨。此论说明作者如何对待西方以及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特点有自己的方法。（待续）
（原作于1997年，由杜运辉打字整理）
早慧·中断·晚成的张岱年
——张岱年与北京大学哲学系
钱耕森
（安徽大学哲学系）
今年，适逢北京大学哲学系建系100周年。北大创办于1898年，14年后的1912年，成立了哲学系。当时，叫“哲学门”。这个名字，沿用了几年。1919年起，就改用了现行的名字。
百年来，世纪沧桑，变幻莫测。时光易逝，忽忽来到了1952年。这一年，对于北大哲学系来说，是非同寻常的日子，是极具历史意义的一年。北大哲学系一路走来，已到“四十而不惑”之年了。果然，他在全国哲学系的发展史上，不仅是历史最悠久的，而且还是名列前茅的。更有甚者，到了这一年，用今天的话语来说，那就是他又上了一个新台阶，由“老大哥”转身一变而为“独生子”了！时值全国高校第一次院系大调整之际，唯有哲学系调整幅度最大，除了仅仅留下北大一家以外，其余悉数奉命并入北大。如此这般，北大哲学系不仅保留了自家的香火，还大大的添人进口了。于是，北大哲学系就实现了华丽转身，成了“一枝独秀”！
一
张岱年（1909-2004），中国现代哲学史上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文化学家、教育家、一代宗师。1952年，他随着清华哲学系并入北大哲学系而调入北大哲学系，工作到1985年退休。其实，他生命不息，战斗不止，退休后往往更忙，一直忙到2004年与世长辞，享年95岁之时，才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他在北大生活和工作了52年之久，他沿着“早慧、中断、晚成”的人生轨迹度过了这半个世纪的苦乐年华。
张先生对于清华哲学系诚可谓“情有独钟”！他与清华哲学系结缘很早，伊始于1928年高中毕业考上清华哲学系，但只念了一二周，就退学了。1933年他从北师大教育系毕业到清华哲学系当助教，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清华南迁的4年间，并非一直都呆在清华园，而只呆了2年，其间历经了三进三出。他于1946年8月又四进抗战胜利北返不久的清华，直到1952年调入北大，这一次呆得最久，长达6年。他虽屡进屡出，但其情则始终如一，一往情深。所以，他晚年回忆时还深情地说：“到清华当助教，这是最幸运的事……这也是我一生学术生涯的开始。”张先生又四出清华，而且哲学系撤销了，是再也回不去了，他一定是依依不舍的！
但是，张先生的内心深处，同时又蕴藏着不胜喜悦与殷殷期盼之情。北大和清华的两个哲学系虽特色不一，难分伯仲，但学术底蕴则是同样深厚，特别是北大乃是我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又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最早传播和研究的重镇，以及我国马克思主义先驱和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工作过的地方，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而张先生当其时年仅43岁，头一年又已晋升为教授，尤其是他早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还在中学和大学读书的时候，就高度自觉地主动地选择了信仰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在清华哲学系的教授中是唯一的，即使在北大乃至全国哲学系的教授中也是凤毛麟角的，这样的人才当其时实属难得。而他又适值我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他说：“新中国建立，我躬逢盛世，心情振奋。”“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同志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深受鼓舞。我正值不惑之年，开始了新的生活。”于是，他满怀激情地投入到各项政治运动和教育革命之中，他高高兴兴地调入北大，以实现其远大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