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世态炎凉”突然呈现在他的眼前：“一些熟人，见面如不相识。”张先生深感委曲和不可理喻。但是，与此相反的则是“前辈中如金岳霖先生、朱谦之先生、唐钺先生，仍以常礼相待。老友如张恒寿、潘炳皋、王维城、孙楷第等，仍能维持友谊。周礼全同志知我受诬，给我以慰藉”。冯友兰先生“多次出席工会哲学系委员会、中国哲学史工会小组‘帮助右派分子张岱年’会议，未发言。”这些都是冒着划不清敌我阶级界限的风险，而保存着人间的真心与真情，原来天下人并非一般极左，人之性情亦未完全冺灭，这就使已身深陷于绝境中的张先生深深感到人世间依旧还存着温暖，并体会到了“公道自在人心”！他晚年回忆1958年戴着右派帽子下放到芦城乡下劳动时，虽然同行的教师学生多“另眼看待”，但是老教授唐钺却和我“亲切握手”，使“我非常感动！”令我想起：“龚定庵诗云：‘万人丛中一握手，令我衣袖三年香！’我颇有同感！”
张先生被折腾到“1762年7月，宣布摘掉右派帽子，可以参加教学工作了，但仍难以发表文章”。其实，他只教了一年的课，主要还是做资料工作，仍然不准搞科研，继续“中断”著书立说，并且很快就下乡劳动。为什么既摘了帽子，又还要留个尾巴呢？他的右派帽子虽然摘了，但他的右派性质并未变呀！右派的性质怎么能变呢？这就是当其时的“政冶逻辑”！所以就叫他为“摘帽右派”。他既是“摘帽右派”，那继续剥夺他的“发表文章”等的权利也就是活该的了！那时节，摘不摘帽子，并非没有差别；但是作为右派，则还是相同的。换而言之，变化的只是形式，其内容和性质则始终未变。其他摘了地、富、反、坏的帽子，同样被称为“摘帽地、富、反、坏、右”。今人听起来会觉得是自相矛盾，甚至是笑话。但这可是当时“政治生态”的实际。那时的极左，真是所谓“事非经过不知难”啊！
无论极左的狂风暴雨多么的猛吹猛打，都丝毫未能撼动张先生对党和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还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如磐石的信心。他说：“在划入另册的时候，我自信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我仍然信持唯物论，愿努力弘扬中国唯物论的光辉传统。”他的确是经受住考验的，诚如古人所云：“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啊！（王勃：《腾王阁序》）实属难能可贵！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从1966年运动伊始，张先生既是“摘帽右派”或者“老右派”，又是“资产阶级教授”，于是被揪出来遭受到扦讨、批斗、扫地、抄大字报、抄家、搬家、卖了许多书和家具、下放“五七干校”劳动等等的迫害，真是在劫难逃！经历了10年漫长的空前浩劫，终于熬到了头。“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之后，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全国人民无比欢腾，我感到获得一次精神的大解放，为平生一件大快事，非常欣喜。”
四
张先生所“感到获得一次精神的大解放”的一个切身体会，就是对做学问从“前途无望，只有得过且过而已”，回到“复活”，仍应多做贡献。他说：“十年‘文化大革命’，流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知识受到蔑视，我深感研究学问前途无望，只有得过且过而已。此时研究的宿愿又复活了。”他又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流行‘越有知识越反动’的口号，我感学术无望。1987年党拨乱返正，肯定知识的价值，肯定教育的重要，我感到学术研究又有希望了。于是改陈子昂的诗句为：‘前既闻古人，后亦睹来者（现在的青年人都是来者），念天地之长久，独欣然而微笑。’表达了我的乐观情趣。”
于是，张先生也等不及给自己平反，就很乐观地、信心百倍地上马重操旧业了。1977年，他为中华书局新编出版的《张载集》，进行了审阅并撰写了前言《关于张载的思想和著作》的长文。这是他被禁止被中断写文章发表长达20年之后“重新发表论著之始”。1978年，在复刊的《哲学研究》上，发表了《关于中国封建时代哲学思想上的路线斗争》一文，“这是我在学术刊物重新发表论文之始”。
1978年12月，中国哲学史学会在山西省太原市成立，在于光远等几位先生积极倡议下，来自全国各地与会代表一致选举出张先生为会长。这充分表明了他所信持的“公道自在人心”，确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全国广大专业人士对于他的道德文章，一如既往地予以认同和推崇。由于众望所归，他蝉联了三届会长，长达10年。1989年起，被推为名誉会长。张先生对中国哲学史学会的创建，作出了筚路蓝缕的贡献，影响深远。
1978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重新招收硕士研究生。张先生共招收了程宜山、王德有、李中华、刘笑敢、陈来、吴琼、陈战国、鲁军、袁德金、陈小于10人，为中国哲学史硕士生。他为他们开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和“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两门课。随后，在讲稿的基础上写成《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和《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两本书。1982年，北大哲学系开始招收博士生。张先生招收了陈来和刘笑敢二人。1983年，张先生又招收了王中江和庞万里二人。俗话说得好：“名师出高徒！”陈来、刘笑敢和王中江三人“已随前薪做了后薪”，他们分别是北大、清华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名教授，享誉海内外的专家，传承和光大了张先生的学术思想。他们年富力强，来日方长，发展与创新的空间还很大，衷心希望他们能“后来居上”！
1978年，党中央拨乱反正，重审历年的冤假错案。张先生说：“1979年1月，北京大学党委宣布张岱年1957年属于错划，予以改正，于是恢复了我的名誉和待遇。于是我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张先生浴火重生，生命的春天又到了，精神焕发，为了弥补被中断而耽误了的“20年的大好时光”，他“以高兴的心情努力工作”，时年70岁了！但他在80年代尚以古稀之年“写出了很多学术论著（详述于后）”。特别是他在1983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张先生入党并非是一帆风顺，而是经过重大考验的。孔繁说，他自从1957年被错划右派以后，“颇长时间遭受不公正待遇。但是，张先生对此并没有计较个人的成败利钝。他很赞赏孔子所说‘仁者不忧’，曾说孔子‘仁者不忧’并非没有忧患意识，而是不忧虑个人的成败得失，这是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因此，他虽然处身逆境，他所关心的仍然是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希望”。
他还认为：“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们一方面要强调个人的人格尊严，另一方面也要坚持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个人对民族的义务，这两者是完全统一的。可以说张先生在这两者完全统一方面，为我们作出楷模。”所以，他“在十年‘文革’结束之后，在拨乱反正期间，张先生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表明他的‘以德抗位’的人格尊严精神，终于得到党的理解和承认。他老人家在历史的风浪颠簸中终于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张先生的人生价值，就是他的人生理想。这理想就是：“在哲学上，我一贯信持辩证唯物论；在政治上，我一贯拥护社会主义，参加中国共产党是我多年的愿望。我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笃信自己的人生理想，越考验越有其价值。
张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空前高涨的热情与极大的毅力，重新投入对中国哲学史、中国伦理思想和价值、文化三个领域的深入研究，硕果累累，创新不已，贡献既多又大。
在中国哲学史方面，他着重对孔子、老子、《周易》、庄子、宋明理学、中国哲学范畴体系的六大问题，进行了精深的研讨。
在中国伦理思想与价值观方面，他集中对伦理道德、人性、“纲常”、价值观的四大问题，特别是对中国哲学中价值观的研究，进行了相当深切的分析和评述。他率先明确提出：第一，中国哲学中的“贵”的名词，即今天的“价值”的概念。价值观的名称是近代才有的，而关于价值的思想，则不论中国或西方，都是古已有之。“价值”是后起的名词，在古代，与现在所谓价值意义相当的是“贵”。“贵”字的本义指爵位崇高，后来引申而指性质优越的事物。行为的价值称为“善”，艺术的价值称为“美”，认识的价值在道家称为“真”，在儒家称为“诚”。第二，先秦时代的儒、道、墨、法四大家的价值观各异。儒家主张“义以为上”、“仁者安仁”，认为道德是至上的，肯定道德具有内在价值。墨家以“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为最高价值，断言“义，利也”，所谓义即是公利。以公利作为价值标准。道家则宣称“物无贵贱”，认为一般所谓价值都是相对的，只有绝对的道才具有超越一切价值。法家则认为儒墨所谓的道德都是无用的，只有“力”才具有价值。所以，“儒家的价值论可称为内在价值论，墨家的价值论可称为功用价值论，道家的价值论可称为超越价值论，法家的价值论可称为唯力价值论。儒家与墨家之间展开了义与利的争论。儒家与法家之间展了德与力的争论”。第三，儒家的价值论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优秀的价值观。人的价值的问题，是价值观的一个重要问题。儒家对这个问题讲得较多。《孝经》记述孔子的言论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这句话未必是孔子原话，但是表现了儒家的一贯观点，肯定了人具有高于一般生物的价值。特别是孟子提出了“良贵”观念，认为“人人有贵于己者”，谓之“良贵”，良贵即是人人固有的内在价值，其内容即是道德意识。孟子强调要把人当人看待，不应把人当犬马看待。他说：“食而弗爱，豕交之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人对于人，应该相互尊重。扬雄批评法家说：“申韩之术，不仁之至矣，若何牛马之用人也！”因此，张先生指出：“儒家肯定了人的价值，肯定了人的人格尊严，这是中国古典哲学优秀传统的一项内容。”他并表明：“关于中国哲学中价值观的研究，是我于80年代首次提出的……开拓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视野，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扩展。但我不过开了一个端绪而已。”今而后，我们面临多元价值以及如何进行正确选择的难题。而张先生关于价值观的精辟的论述，无疑将有助于我们的抉择。
在文化方面，张先生主要研讨了中西文化之异同、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文化系统的分析与选择、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文化的综合创新的五大问题。特别是关于民族精神问题，他一开始就表明：“我提出民族精神的问题，并且认为《易传》所讲‘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他认为：“民族精神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比较广泛的影响，二是能激励人们前进，有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在他看来，《易传》的这两句名言是完全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因为，“在汉代以来的二千多年中，《易传》被认为是孔子的著作，因而具有最高的权威，所以这些名言影响广远”。它们的内涵是：“‘自强不息’就是永远努力向上、绝不停止，这句话表现了中华民族奋斗拼搏的精神……‘厚德载物’就是要有博大的胸怀，兼容并包……‘自强不息’是奋斗精神，‘厚德载物’是兼容精神。这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称为‘中华精神’。这是指导中国人民延续发展、不断前进的精粹思想。我认为，我们必须对于自己的民族精神有比较明确的自我认识。”可见，张先生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从《周易》的“君子之道”和清华大学的“校训”转化并提升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既大力弘扬了中华文华的优秀精神，又大大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同时，也向全世界各民族彰显了我们的民族精神的追求，是既要实现和平崛起，又要构建和谐世界。
关于文化的综合创新的问题，是张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明确提出的一个老问题，又是他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一个新问题。他在这个问题上，既反对“中体西用论”、国粹主义，更反对“全盘西化论”，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这乃是他的一贯之道。他将自己的这一理论运用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上，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必然是一个新的创造，同时又是多项有价值的文化成果的新的综合”。这和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吸收西方先进文化，来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理念与向度，乃是完全相通的。张先生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必将有益于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
张先生的名著《中国哲学大纲》成书于1937年。20年后的1958年，才正式出版，由于是“右派分子”而不能署真名，无论是“张岱年”的本名，还是“张季同”的笔名，而只能用假名“宇同”。直到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时，才写上了自己的真实姓名。该书于1976年被译成日文出版，1999年又被译成韩文出版。
张先生的另一本名著“天人五论”：《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天人简论》，完成于1948年。直到40年后的1988年，才得以《真与善的探索》为书名由齐鲁书社第一次问世。
张先生于1957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后来被译成波兰文出版。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出版的论著，据不完全的统计有18种之多：
1.《中国哲学发微》，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2.《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三联书店1982年出版。
3.《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
4.《求真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5.《玄儒评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6.《文化与哲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
7.《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8.《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张岱年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24页。
9.《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10.《思想？文化？道德》，巴蜀书社1992年出版。
11.《张岱年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12.《张岱年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出版。
13.《文化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
14.《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张岱年卷》，华文出版社1998年出版。
15.《宇宙与人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
16.《直道而行》，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
17.《晚思集》，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出版。
18.《中国哲学史研究法》，鹭江出版社2008年出版。除了这些单行本专著以外，还出版了两套大型书：19.《张岱年文集》（6卷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1995年出版。
20.《张岱年全集》（8卷本），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