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8年的高校文科教材会议上，各校的参会者多是主管文科的副校长或有关系主任等领导，各专业教师都没有参加，如武大领回中哲史教材的主编任务，回来才找萧萐父负责组织写作班子。据说老萧开始时不大愿意接受，认为不是他接回来的任务。后来可能为的是顾全大局，同意当编写组的召集人。1978年10月由武汉大学筹办召开中国哲学史编写组第一次会议，由五院校派出的编写人员参加，我是代表中大出席会议，会上表示决定接受编写任务。当时恰好有辽宁大学和南开大学的老师来武大访问，列席这次的会议后表示愿意参加。由于这次教材会议的精神是可以自由组合，我们欢迎编写队伍扩大为七所院校。
1979年4月，由中山大学筹办，编写组在广州召开第二次会议，商定编写大纲，会上决定不采用唯物论与唯心论两军对战的模式，而借鉴列宁的提示，认为中国哲学史从古到今也是螺旋形发展，并构成各个阶段的圆圈，这是我们编写教材所要探索的发展规律。当时广西大学张军夫来中山大学访问，在会上提出加盟，并邀请南京大学王友三参加。自此，参加编写本书的单位扩大为九所院校，先后参与编写初稿的有23人，成为自由组合的编写大军。
广州会议后，参加各单位和编写人员既已固定下来，就按照编写大纲分配章节给各人撰写初稿。1979年底由四川大学筹办，在川大召开编写组的第三次会议，讨论完成上册的初稿。会后留少数人到武大集中统稿，同时布置下册初稿的撰写工作。1980年8月，下册初稿完成，由广西大学筹办，9月在广西北海市召开编写组第四次会议，对下册初稿进行讨论。
从1979年4月定纲，到1980年8月完成全书的初稿，工作过程应该说是比较顺利的。但在北海开审稿会到靠近中秋时，忽然从北京吹来一阵冷风，说从教育部里传出流言，认为由武大、中大牵头编写的这部教材有问题。本来书稿还未出世，只能算是胚胎，何以就给予否定？当流言在北海会上传开时，武大唐明邦惊呼曰：此书稿岂成为怪胎乎！此为本书“怪胎”典故的出处。
书稿未出世就传出否定流言，有的老师在“文革”时受过冲击，现在参加写书会不会又受到批判？一时组内出现思想混乱，有人就有打退堂鼓的念头。老萧和我是受两校委托负责编写组工作的，如果退缩书就编不成了。为了稳定军心，专门召开了三天务虚会议。会上分析那些流言，说不出我们编书有什么问题，只能是无根据的恶意中伤，可以不予以理会，我们提出要努力去探索中国哲学历史发展中所固有的螺旋形发展的“圆圈”，并不违反马列主义的指导原则，应该可以坚持下去。
务虚会议稳定了军心，而老萧编书的信念也没有动摇。他在北海写的诗词，有“圆圈逻辑宁难产，批判锋芒可断金”，“黑氏连环原可解，刘郎交胜实堪夸”，“重逢海上说人天，指点螺旋一片”。我在北海也写了两首《金缕曲》送给他，其中说到：“一片螺旋推哲理，问天人消息君知否？清浊判，乾坤剖。”这是重申我们编书需要探讨的方向。“尘海栖迟久，羡人间迎霜斗雪，岁寒三友。”“风雨同舟应共济，愿结同心相守，更预祝月圆人寿。他日姜斋圆梦了，把名山事业传身后。谁指路，君为首。”这表明在老萧的指引下，同舟共济，这次编书必然取得成功。我们相交的友情，在另首和诗中说：“相交难得清如水，砺节从来贵此金。濠上冷风还冷待，著书论道莫沉吟。”遭遇冷风，我们可以横眉冷待，著书论道却不能因此停顿下来，还要坚持下去。
对老唐自嘲的“怪胎”，因当时适逢吴熙钊老师五十岁生日，老萧借写贺诗作出回应：“吴公五十知天命，北海挥毫剖怪胎，濠上冷风鱼自乐，愿吹律管唤春来。”我当时凑热闹也即席奉和一首：“萧公下笔惊风雨，北海何尝出怪胎。斗雪迎霸俱往矣，明年汉上报春来。”
对老唐“怪胎”的回应，老萧和我还是比较轻松的，但对组内有的老师中间，似还存在有负面的阴影。务虚会后几天，又适逢中秋佳节，晚上聚餐，饮酒赋诗，豪气满怀。我趁大家高兴，对月舒情，借机发挥，写了四首律诗，以求扫掉那些流言阴影，伸张正气，下面选录其中两首：
月华皎洁丽晴空耿耿星河有路通欲上蟾宫擒玉兔还归北海缚苍龙
莫谈神圣莫谈鬼不怕波涛不怕风把酒举杯邀月饮依然豪气贯长虹
谁解嫦娥一片心月明三五自长吟他山异石能攻玉众口流言可铄金
久历风霜知冷待岂随波浪逐浮沉诸君莫负平生志预祝明年报好音
不管来自何方神圣，任是吹来狂风恶浪，我们可以坚守平生立志，处之泰然。我诗中最后一句，经过编写组群体的努力，如期实现了。
北海会议经过一些波折，稳定军心后，初稿如期讨论完毕，参照会上提的意见，集中六人回到武大进行全书统稿工作。集体编书由于写初稿的人多，质量参差不齐，写作风格各异，而教材不是论文集，不能各说各话，所以统稿的任务十分繁重，经过半年多时间，到1981年春夏之交才告一段落。经过统一修订的初稿，先送出版社初审。为慎重起见，由出版社先印成稿本两册，并报送教育部作为送审稿。当时教育部对新编教材也很重视，先将稿本分发给有关学者，再组织一个六人审稿班子，由张岱年、石峻两老领头，1981年12月，由辽宁大学筹办，审稿会定在大连黑石礁宾馆召开，编写组全体成员参加，听取评审意见。
对于这次审稿，如果遇到留难，主要是出了什么问题，编写组在会前亦作了一些估算，亦想到那些流言。可能不全是空穴来风，而是我们编书中出过什么大问题。这次编书，最大问题的改变，上面谈到在定纲的讨论中，决定不采用五六十年代以来的两军对战模式，而认同螺旋形发展的“圆圈”论。这种重大的改变，可能编写组中有人无意传出去，所以编书尚未出版被某些人吹来冷风，如果这些冷风出于恶意中伤，可以不予理会，如果审稿组提出这些问题，我们就要认真应对了。
在这次的审稿过程中，张岱老等几位学者提了不少中肯的意见，大都是某些思想家的个案问题，我们大多是表示接受或是作解释，但真正认真讨论的还是我们主张的“圆圈”论问题，主要是针对书稿《导言》中的两段论述：
人类哲学认识的发展，充满了矛盾，经历着曲折，有其大体依存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思想起落的阶段性。每一阶段的哲学运动，大体都有一个起点和终点，由问题的提出，矛盾的展开，范畴的演变，争论的深入，到思想的总结，形成一个首尾相应的逻辑进程。这个逻辑的进程，由于它所反映的客观过程的矛盾性和反映过程本身的矛盾性，必然经历着曲折和反复，肯定和否定，由偏到全，由低到高，而表现为近似于螺旋式的曲线，近似于一串圆圈组成的大圆圈。“圆圈”的比喻是黑格尔提出的，列宁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深刻而确切的比喻！每一种思想=整个人类思想发展的大圆圈（螺旋）上的一个圆圈”（《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1页）。在《谈谈辩证法》一文中，列宁按历史和逻辑统一的原则，对西欧哲学发展的“圆圈”，曾勾画出一个简明的纲要，具有极其重大的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中国哲学史的科学化建设，应当把列宁的这些提示作为指针，努力去探索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中所固有的“圆圈”。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方法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列宁提出的哲学斗争的党性原则和哲学发展的圆圈思想是统一的，不应作任何割裂的理解。当我们强调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时，毫无疑问应该坚持整个唯物史观的理论前提，坚持哲学矛盾运动依存于社会矛盾运动而又有其对社会运动的反作用观点，坚持人民群众的三大实践是哲学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而哲学发展又有其相对独立性的观点，坚持观点和材料的统一、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一般原理指导和具体分析的统一，等等；一句话，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而科学性又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础。全面理解和坚持这些原则，就一定能够不断地推进中国哲学史的科学化建设。
这篇《导言》是老萧亲自撰写的，原来讨论初稿时，有一位老师负责起草，但后来回到武大统稿时，老萧对起草的《导言》不满意，并觉得很难修改，只好重新撰写，全文出版时印成16页共1万多字，详述编书的指导思想、观点及全书的大意内容。“统六编于总纲，立导言以明旨。”老萧写这篇《导言》是十分重视的，亦花了很大的气力，其实是可以单独发表作为讨论哲学史方法论的论文，而这次审稿会中也就成为讨论的重点对象，上述两段引文更是讨论的重点。
讨论中对《导言》的观点是否认同，对书中提出的“圆圈论”和“三统一”论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原则，是作为衡量的标准，关于“圆圈论”是根据黑格尔和列宁的提示，再结合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阶段性总结，认为可以作这方面的探索，张、石二老和审稿组同人原则上表示同意，但不能成为公式或教条，我记得是张老还是有人半开玩笑说，月有阴晴圆缺，不能都像中秋月亮那样圆。这话是否张老说我记不清楚，不过他发言给我的印象总是反对教条化、公式化，对各家思想不赞成绝对对立，在评价时不赞成全盘肯定或是彻底抛弃，大多是主张区分精华与糟粕，批判继承。对观点和材料、历史和逻辑、党性（一说革命性）和科学性的“三统一”他是同意的，在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可以出现两军对战的斗争亦不防碍发展成圆圈的归结。
张老、石老对书稿提的中肯意见，我们都很乐意接受，但中间也出现过不调和的插曲。由于这部书稿署名中国哲学史编写组，二老有意见，并批评老萧和我怕负责任。开始我俩不接受，认为整个编写过程都是集体负责，是武大和中大两单位任正副主编，并组成编写组，这样署名应该没有错。至于我们两人亦非不负责任，如在北海时遇到吹来冷风，老唐自嘲书稿恐成为“怪胎”，引起人心浮动，不是我们稳定军心，大家可能散伙，书就编不成了，这就说明我们并非不负责任。
后来二老作了解释，认为不是为难我们两人，为的是主张要落实主编责任制。因为学术著作出版后，可能会有各种反映，用编写组署名人家怎样提意见，要说由两间大学当主编，去找谁等于是句空话，因此认为老萧和我既分别代表武大和中大，就应该承担正副主编的责任。二老既讲明这个道理，认为学者对编著的学术著作，要有敢于负责的担当学风，到此我们只好表示同意。主编不是挂名，而是要实际负责，这对当前学风建设也是很好的启示。
我们编书组历次讨论书稿特别是参加这次审稿会，态度都是严肃认真的，但也有轻松的一面。因为每次会上老萧都带头赋诗征和，大家都轻松奉陪，无关工拙，尽兴而已。这次到大连，大家刚安顿下来，老萧就送出一篇《书稿初成，聚渤海黑石礁审稿，呈编书组、审稿组诸同志征和》：
弹指三秋学累丸，居然秃笔笑江淹。花城纫佩情初合，北海探珠意自闲。九畹兰心凝史慧，五湖鸥梦入诗篇。今朝同上黑礁石，莫向箜篌说路难。
我是明确对老萧说，赋诗只要你带头，我会奉陪到底。我们双方都实现这个诺言，这次征和，我奉陪了三首，下面选录一首：
小小寰球似弹丸，无涯学海孰通淹。川江云气随舒卷，辽海波涛只等闲。千古定评凭信史，百家异说待鸿篇。会当直上蓬山顶，前路崎岖不畏难。
这是表示我们编书的自信，也是给老萧打气。编写组同人亦纷纷奉和，因篇幅所限，我只录各人和诗的结句。
李德永和诗：返朴归真劳指点，功夫狠下不辞难。王兴华和诗：中华自古多才智，昂首攀登不畏难。罗炽和诗：攀登不畏寒和暑，一笑当年蜀道难。萧汉明和诗：天若有情应不老，凌峰趋步亦何难。
我们这些人可能凭着诗兴，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大言不惭。还是年纪较大的张军夫，写下两句结诗：几度奔波人易老，更番雕缕始知难。我们这部书稿，几经修订，经过精雕细刻，那才知道著书不易。
审稿组的刘蔚华，从审稿的意向写下两句：故国风骚诚可佩，敢拓新篇觅向难。我们传统文化固然值得钦佩，但要开拓写出新篇章要找出这条路向就不容易了。这可能是审稿组的共同感受。
值得一提的是，张、石二老从未见他们发表过诗作，但这次却联名写出《大连中哲史审稿会有感》诗二首：
初冬同行到大连，哲史新篇共商研。反复讨论集众智，疑义剖析增灼见。上下古今三千年，历来评说意纷纭。衡量群言何所遵，马列精蕴是指针。
这两首诗写得朴实无华，但意思非常明白，这次审稿的衡量标准，主要是看是否符合马列主义精神。但方法是共同商讨，集思广益，也是弘扬平等对话的民主作风，从“疑义相与析”中得出真知灼见。二老在审稿表态时使老萧深有感受，他写的再叠前韵《呈岱年、石峻老师》的诗中结句：“渤海湾前冬日美，心扉余暖扫疑难。”二老对书稿提出的意见，不是严霜迫面，而是像冬日的太阳，在温暖的心情中扫除编书中的疑难问题，对二老深表感谢。
最后审稿会开过，这部自嘲“怪胎”书稿基本得到肯定，我们深受教益，我有点凑热闹，填了一首《临江仙》词——《自嘲“怪胎”书稿，经同人努力，并得到张、石二老匡正，行将问世，赋此致谢》：
书号“怪胎”何足怪，百家也要争鸣，天南地北赋新声。川江留绝唱，南国见深情。
黑石礁头编结集，大连重聚群英，居然众志可成城。传经来二老，继业望诸青。
我们编写那部教材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过三十年，最近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出版的重点教材中，又见到新编的《中国哲学史》。我们老一代人，如传经的二老虽已仙逝，而新一代编书的学人已经成长，“继业望诸青”已经实现。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推陈出新，后继有人，这是我们那代人值得高兴的。
三
我和张岱老的学术交往，比较有深刻印象的是1988年4月，在河南洛阳参加“洛学与传统文化讨论会”。张老是参加这次会议，我手头还存有一张几个人与张老合映的照片，可以作现场的见证。不过我所以说有比较深刻的印象，并非因为有过合照，主要还是听张老在会上讨论时的发言，后来整理成文，在《中州学刊》1988年第4期登载。时隔二十多年，张老在现场发言已记不清楚，现在根据这篇发表的文本谈点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