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信收到，十分高兴！两年多未见了，时在念中。上月刘世兴转交你所赠送的《桓谭新论》，曾托他在写信时代为致谢。你报考中哲史研究生，很好很好。只要努力准备，定是有希望的。可细读72年北大编写的《中国哲学史》教材或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简编》，同时选读《中国哲学史资料辑要》或《中国哲学史资料简编》，要搞清楚基本概念、基本范畴的意义，搞清楚各时期有代表性的重要思想家的主要思想。现列举各时期的重要思想家如下：
先秦：孔、孟、老、庄、管子书（心术上下、内业），商君书、孟、公孙龙、荀、韩；
汉代：董、王充；魏晋南北朝：王弼、裴頠、范缜；唐：柳、刘、韩；宋：张载、王安石、二程、朱、陆、陈、叶；明：王守仁、王廷相；清：黄宗羲、王夫之、戴震；近代：谭嗣同、严复、孙中山。
要注意每一时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主要问题，每一时代主要唯物主义哲学家解决了哪（原为“那”）些问题。哲学史资料太多，只选读主要思想家的主要著作就可以了。重要文章，要注意精读，深刻了解其中的基本思想。
临考以前要休息几天，以保持清醒的头脑。匆匆，即问近好！
张岱年78、3、27.
在这封信中，张先生鼓励我考中国哲学研究生，并对我如何复习给予具体指导，对应读什么资料，应注重哪些重要人物，应搞清楚基本概念、基本范畴的意义，应搞清楚各时期有代表性的重要思想家的主要思想，应注意每一时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主要问题，应了解每一时代主要唯物主义哲学家解决了哪些问题等，都一一指教，且说得系统、周全、简明。张先生在信中还特意关照我在临考前注意休息，从中不难体悟他对我的关心。
记得当时读了张先生的信，我不但对自己考研成功增添了信心，而且深切地感受到了他的关心带给我的精神上的温暖。
三
1978年报考张岱年先生的研究生的人较多，其中不乏像陈来、刘笑敢般才俊，我在与他们同考时名落孙山。我名落孙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英语考了零分（报考时未规定要考英语，后来在考场才知道要考英文。记得只是让翻译一篇英语短文，内容不清楚，好像该文亦是列宁的一篇短文的英语翻译。尽管难度不大，但我那时才刚刚跟着广播电台学英语，根本就翻译不出来），但专业考的还可以。因为这个原因，张先生将我的考试成绩转到了武汉大学哲学系，希望武汉大学哲学系能招收我。萧萐父先生等三位导师接受了张岱年先生的推荐，让武汉大学哲学系通知我复试。我如期赴武汉大学复试，但仍没有被录取，后来知道没被录取不是因为成绩太差，而是因为那年任继愈先生也转了一名考生到武汉大学哲学系，在我与那名考生之间，萧先生他们选择了那名考生。
第一次考研失败后，我就决定第二年继续考，并将复习的重点放在学英语上，没日没夜的突击学英语。原先还打算继续报考张先生的研究生，但1989年张先生因故未招硕士研究生，我便报考武汉大学。我于1979年9月入武汉大学哲学系读研。读研的第一年，必须修一门外语，我因为英语底子差，萧先生就建议我不如改学日语，理由是学日语也许将来于中国哲学研究用处更大。我听从了萧先生的建议，由英语改学日语。在日语老师的指教下，我经过一年时间扎扎实实的学习，大体上能借助词典阅读中国哲学方面的日语书籍。恰巧那时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岛田虔次到武汉访学，他在与萧先生交流时，将其著《朱子学与阳明学》送予萧先生。萧先生就将《朱子学与阳明学》转给我读，并让我试着翻译其中论王阳明的那一章，以提供给即将在杭州召开的“全国宋明理学讨论会”。在阅读《朱子学与阳明学》时，我发现岛田虔次在书中对张岱年先生的观点有所评论，想到这对张先生写自传也许有用，就特意为告知此事给张先生写了一封信，张先生收到信后，又很快回了信。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国保同志：
三年未晤，时常惦念，接到来信，十分高兴！岛田虔次这次访华，在北京停留五天，讲演两次，他的著作《朱子学与阳明学》他带在手边，我曾见到，但未悉其内容如何。接读来信，始知其内容之一二，甚感甚感！
从来信看来，你已学习日文，能看书了，很好很好。我的旧作《中国哲学大纲》的修订本，可能今冬印出。《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修订本也已交付出版社。此外，又写一本《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明春可出。这些书出版后，都给你寄一本。
希望你努力学习、研究，取得优秀的成绩！此致
敬礼
张岱年81、5、19.
从1978年春我为报考研究生同张先生联系始至他给我写这封回信，已过去了三年一个多月，张先生清楚地记得这个过程有“三年”，并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让他“时常惦念”，而他一旦接到我的来信，又感到“十分高兴”。当年我读到这样温煦的话语，心里不由得涌起一股暖流。现在我已成为一个老人，不容易感动，可当再重温当年的感受时，仍然十分感动。让我迄今还十分感动的是，张先生后来果真将他的著作《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中国哲学大纲》寄赠予我。在《中国哲学大纲》的扉页上，张先生还工整地写上了“国保同志存念”六个字。
《中国哲学大纲》后来成为我常阅读的著作，每当我翻开《中国哲学大纲》，看到“国保同志存念”六个字，我都不由得想起张先生对我的关怀与教诲，令我感动，催我奋进。
四
我翻译的《朱子学与阳明学》第三章《阳明学的创立及展开》，在萧先生的帮助下，铅印成册提供给1981年10月在杭州召开的“全国宋明理学讨论会”作为交流资料。因为这个翻译，我得以陪同萧先生出席“全国宋明理学讨论会”，得到了锻炼，受到了教育。“全国宋明理学讨论会”闭幕回到武大后，萧先生又将这个翻译寄给了岛田虔次先生。岛田先生阅后，致信萧先生表示感谢，并在信中肯定译文基本正确。萧先生将岛田先生的信转给我看时，嘱咐我进一步将《朱子学与阳明学》全部译出。读了岛田先生的信，我信心大增，遂听从萧先生的嘱咐，继续翻译《朱子学与阳明学》第三章之外的几章。因为忙于学位论文的写作及其他工作的干扰，一直拖到1983年3月才全部译完。那时我已毕业分配到安徽社会科学院从事中国哲学研究工作，恰巧接到了“全国首届思想史学术讨论会”的邀请，遂乘机将全部译稿油印成册，送给与会代表征求意见，同时寄给学界师友以请教。我万万没有想到，因为在这个油印之《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后记”里，我称萧先生为“恩师”，给萧先生造成了大麻烦：某大家据我的这一称呼公开批评萧先生对学生进行封建教育。我听到这个信息，思之再三也想不通，苦闷得很。为排除苦闷，就写信请教张岱年先生，张先生很快回信开导我。因一时找不到那封信，已不记得信中是如何说的，但有句话，我一直未忘：私下里可以称老师为恩师，但不要公开地这么称老师（未必是张先生的原话，但大意不会错得离谱）。我听从了张先生的教诲，后来当《朱子学与阳明学》正式出版时，我就在“后记”里不再称呼萧先生为“恩师”，而是改称“老师”。
五
我于1982年9月毕业分配到安徽社会科学院工作。在研究工作中，我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学识不够，有进一步提高学业之必要，遂产生了考博的念头。此念头一起，我就给张先生写了一封信，除了请教考博必读书目外，还请教了一个我思考不得解的一个问题：如果一个思想家的哲学必根源于其生活的时代与其所属的阶级，那么同属同一个时代、同一个阶级的思想家为什么彼此认识不同？张先生于1984年7月14日回我的信是这样写的：
国保同志：
来信收到，简复如下：同一时代，同一阶级或阶层的思想家彼此立论不同，如北宋时代的张程，明清之际的方以智与王夫之；再如明代中期的罗钦顺与王守仁，唐代的韩柳，都属如此。彼此不同是自然而然的。这主要由于个人的经历不同，心得互异。如王夫之始终推崇横渠，至老不改，在理论上坚持唯物主义。方以智早年讲质测之学，晚年受佛教影响转向唯心主义，不能识别佛学错谬之处，这是可以理解的。哲学园地中，奇花异卉，色香各异，万紫千红，蔚为奇观。中国古代哲学尚嫌异花不多耳。
西方哲学史，黑格尔、梯利、罗素书，最好都读。先读梯利书，最后读罗素书。最好再看一二本西方哲学名著选读。
博士生中哲史必读书目：论语、孟子、周易、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子、论衡肇论、原人论、坛经太极图说，通书、正蒙、程氏易传二程遗书，四书集注，朱子语类卷一至卷四传习录，王廷相选集周易外传、尚书引义、正蒙注（选）、物理小识、孟子字义疏证、天演论、孙文学说。应读书多，可选读。
匆匆，即祝近好！
张岱年84、7、14
张先生在信中教导我考博不但要系统地读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典籍，而且要重视读三部西方哲学史及西方哲学原著，还特意交代了读西方哲学史的先后次序，并明确地回答了我向他请教的问题。张先生的指教，让我明白一个思想家如何思想，不但有时代背景、阶级属性方面的原因，还有个人经历、认识方面的原因。明白这个道理，对我以后的中国哲学研究来说，不啻有方法论的指导作用。但遗憾的是，虽然接到张先生这封信后，我也曾一度照他的指教，为考博读了一些书，但终因客观原因，我后来没有考博。这以后每想起考博的事，我都感到内疚，觉得有愧于张先生的谆谆教诲。
六
1991年春，我与王茂先生等合著的《清代哲学》已在安徽人民出版社打出了清样，即将正式出版。在出版前，大家想请张岱年先生写个序，因为我是张先生的学生，王茂先生就让我带着《清代哲学》清样到北京大学请张先生写序。我4月27日乘火车到达北京，住宿在中国人民大学招待所。29日早晨，我乘公交到中关村拜访张先生。那时张先生住在中关村北大教工宿舍48楼103室。来到张先生家门前，我怕张先生尚未起床，没立即贸然敲门，而是侧耳贴在门上听了一会儿，听见屋中有动静，才敲响了门。开门的正是张先生自己。他把我迎进他那卧室兼书房的小房间，给我沏了茶，然后说我吃点东西就来。我在小房间里，只听到开什么盒子的声音，并不清楚张先生早餐吃什么，后来想想，他当是只吃了一点点心，因为几分钟之后他就结束了早餐，走进了小房间，与我交谈起来。我说明想请他为《清代哲学》写序的事，并递上了清样。他翻翻看了一会儿，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没再说为难的话，只是问我需多长时间要。我说一个月吧。他说：那好，我在五月份写好。《清代哲学》有66万字，这么短的时间看完它，并写出中肯的序，对已高龄的张先生来说，可想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们当时也不敢与出版社说定一个月内一准能收到张先生写的序。不料，一到6月，我就收到了张先生寄来的序，随序还寄来了一封短信，上面写着：
王茂国保同志：兹寄上为大著《清代哲学》写的序文，请审阅，未知合适否耳。匆匆，即祝撰安！
张岱年91、5、29.
从这封信所署的写信时间来看，张先生为恪守与我的约定，所付出的精力和辛劳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这令我们几个《清代哲学》的作者都十分感动，真正感受到了在张先生身上所体现的中国人之一诺千金的优良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