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与社区合作，鼓励学生在学习期间或假期志愿为社区提供不收取报酬的服务。学生可以为社区提供直接服务，如做家教、为难民营的难民做饭等，也可以参与改变社会和政治现状的活动，如改善贫困者的生活状况，或组织无家可归者要求政府和社会为他们提供更多低租金的住房。
了解社会是哈佛学生的“必修课”。哈佛学生大都在读书期间坚持做义工，比如到附近的中小学去讲课，帮助批改作业；到医院去做看护等。不少学生还利用假期到华盛顿去给国会议员做助手，或是去欧洲某个大学学习，还有的到附近社区去做社会调查。哈佛的中国留学生王渊说，她在美国上高中的四年中，每天下午都要去做义工，到老人院去帮助老人料理生活，给伤残儿童上课，或是给新移民讲选举法等。进了哈佛后她仍然每周都去当地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以积累实际经验，为在法学院深造打基础。哈佛学生的履历表上，都有“社会服务”这一条，不仅考哈佛时要看，从哈佛毕业时也要看。
在哈佛大学，每个学期都会有25％的本科生加入志愿者行列。65％的学生大学期间都要不定期地参加此类活动。志愿者以女生、高年级学生居多。即使那些打工的学生，也会千方百计地抽出时间去做志愿者，而且他们参加活动的次数比那些不打工的学生还要频繁。
大学生志愿者一般每周工作3~6小时，平均5小时。这些志愿者中，46％面向儿童和少年，13％面向无家可归的穷人，9％服务于残疾人，10％为老人服务。为什么要去做志愿者？对于这个问题，学生们列举的答案如下——“享受帮助他人的快乐”、“回报杜会”、“美化世界”。在当前的志愿者中，96％的学生打算将来把此类活动继续下去。志愿者活动与学术成绩之间也无显著关系，但实际情况是：参加志愿者活动的学生与那些不参加的相比，成绩还要略微高些。
志愿者活动不仅可以给社会做很多有益的工作，同时也可以从志愿活动中得到锻炼，取得一些工作经验，培养自己的人际沟通能力和领导能力，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取之于社会，回报于社会”的责任感，让人在帮助他人的时候多了一份爱心。这种将道德教育与社会需求、实践及学校教育有效结合的模式保证了美国社会健康运行。
把自我价值的实现作为人生追求的人是一个有志向的人，然而具有社会关怀、服务大众情愫和理想的人却是一个有抱负的人。一个人假如心中有了一种社会责任感、使命感，那历史就会让他肩负起他所在时代的重任，使他成为历史性人物。
哈佛的颜色，爱国的心
在哈佛，深红所诠释的意义很多，但是对于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求学的哈佛学子而言，深红最能代表的就是他们身在异乡的爱国心。
一所优秀的大学，应该有自己的颜色。深红是哈佛的颜色。哈佛的建筑是深红，哈佛的运动队名叫深红，哈佛的日报叫《哈佛深红报》。在哈佛，深红所诠释的意义很多，但是对于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求学的哈佛学子而言，深红最能代表的就是他们身在异乡的爱国心。
在哈佛的校门上有这样一句话：“为增长知识和智慧走进来，为更好地服务祖国和同胞走出去。”这是哈佛的教育目标，也是从世界各地来此求学的人们的目标。对于来到这里的各个国家的人，他们对这句话都有自己的诠释。假如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那来到哈佛的异国人，在其心中勾勒人生蓝图的同时，背后都有一片祖国的大地作为背景。
有一部电视剧里说的台词：爱国，这个词当你身在祖国的时候你并不能感觉到它的意义，但是一旦你离开了祖国的土地，失去了她的庇护后你就会明白爱国这个词所蕴涵的无限深情。在哈佛，中国人的爱国情怀更是无处不在。
哈佛大学的王渊在上高中时，为了不放弃中国国籍，而拒绝申请美国总统奖的故事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总统奖”的全称是“美国总统学者奖”，每年一度颁发给表现最优异的美国高中学生，在全美国每年200多万高中毕业生中，最多只有141位学生能够获得此项殊荣，获得“总统奖”将使他们今后一生都受益无穷。然而王渊竟然拒绝申领这项奖，这是为什么呢？以下是美国《侨报》记者当时的一篇报道。
“今年2月，王渊收到一份发自白宫总统学者奖委员会的书面通知，上面写道，她因品学兼优和杰出的领袖才华，被评为1999年总统学者奖候选人，希望她按时填好申请表格，于2月26日之前寄回白宫。
接到这一非比寻常的喜讯，王渊激动万分。但当她细读完申请表后，发现有获奖人必须是美国公民的规定，王渊当即决定放弃申请。
这个同样非比寻常的决定立即在学校和家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菲利浦高中的升学辅导员鲁滨逊女士不仅十分熟悉王渊的情况，而且还是总统奖评选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她认为王渊条件很好，被评上的可能性很大，而且经过两次核查，证实绿卡持有人只要及时提出入籍申请，在6月底前被移民局受理，就可以获得参选资格。因此，鲁滨逊女士竭力劝说王渊入籍，然后提出申请。与此同时，王渊的父母也希望女儿赶快申请入籍。谁也没有想到，王渊就是不肯从命。
日子一天天过去，眼看到了2月25日，离最后期限只剩一天了。
王渊的父母焦急万分，父亲一个电话打到女儿的宿舍，向她下了最后通牒，但是倔犟的王渊就是不肯。
父亲生气地说：“中国像你这样的人才有千千万万，又不少你一个王渊！”
王渊负气地答道：“爸爸，您平时一直教育我要爱国，现在您在我心中的地位一下子就没有了。我知道，中国有千千万万个像我这样的人，但是，我王渊只有一个中国啊！”说完，她就挂断了电话。
王渊的母亲当时在另外一个分机上听父女俩争吵，当听到女儿坚决的回答时，她不知道该生气，还是该为女儿感到自豪，千言万语竟不知从何说起，一时间泪流满面，泣不成声。那个周末，王渊赌气没有回家。就这样，她毅然放弃了申请“美国总统奖”的机会。
王渊“不拿国籍换大奖”的故事经中文媒体的报道，一时间在美国的华人中引起不小的反响，被评为1999年度的北美华人十大新闻之一。
20世纪初，中国政府开始向哈佛大学选派留学生，哈佛与中国的缘分由此开始。首批留学哈佛的中国学生于1909年毕业，他们当中有罗邦辉、秦汾、金岱、李嘉同、马岱君和刘瑞恒等人。1909年至1922年，清华学校庚子赔款留美学生中，在哈佛大学求学的人有21位。1928年，哈佛——燕京学会在燕京大学成立，前往哈佛求学的中国留学生逐年增加。1936年，时值哈佛大学300年校庆，中国哈佛大学校友会给母校捐赠了一座龟背大石碑，这是中国留学生在哈佛校园留下的一片集体足迹。
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哈佛大学的外国留学生中，以中国学生为最多。早年留学海外的中国留学生胸怀大志，为开拓中国的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不懈努力。他们中较为大家熟悉的包括：语言学家赵元任、史学家陈寅恪、作家林语堂、经济管理学家杨杏佛、科学家竺可桢、人类学家李济、文学家梁实秋、建筑学家梁思成等。
现代的华人留学生中比较出名的有现任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著名数学家丘成桐、建筑师贝聿铭等人，而这些人虽然现在都身在国外，但是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中国的发展，都在默默地为祖国的建设作力所能及的贡献。除了这些名人以外，在哈佛大学4000多名攻读学位的大学生中来自中国的学生就有270多人，此外还有在这所美国最高学府执教的中国人，上百名在这里进修和深造的中国学者。聚集在哈佛大学的中国人，或者更大范围内的华人和中国文化爱好者们使这所校园里不时散发出或浓或淡的中华文化气息，关于中华文化的沙龙、艺术节、学生会等等在中国留学生的组织下成为国人在异国他乡寄托思乡、宣传祖国文化的符号。季羡林先生生前曾经说过：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你是中国人。即使没有听过这句话的哈佛中国人也早已将其铭刻在心里了。
一个人当他身在国内的时候，他不能感觉到自己的爱国心，只是一味地抱怨我们的国家……但是当他走出祖国怀抱以后，生在异乡，就会真切地感到什么是爱国。无论是身在其中的抱怨，还是身在他乡的维护和思念，其实只是两种不同的爱国表现。
爱心无国界，关注弱势
从无到有，满足个人，这是一种小的快乐；从有到无，回馈社会，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大的快乐。
哈佛人回馈社会的另一个方式就是通过慈善基金会帮助社会上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弱势群体。哈佛人的这种慈善行为是不分国界的，是一种真正的博爱之心。在这一点上最好的例证就是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夫人米歇尔。
与奥巴马同样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米歇尔出身于芝加哥南部的黑人平民区，父亲没有上过大学，辛苦养家。她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的本科学位和哈佛大学的法学学位。后来，她却放弃了律师行的职位，回到她成长的地方，在芝加哥大学的医院从事大学与附近黑人社区的共建工作。
不论出身背景，靠个人奋斗取得成功，然后不忘理想与回馈社会，是奥巴马夫妇的社会理想，也是哈佛人心中的理想。
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你都能看到哈佛人默默无闻为弱势群体奉献的身影。有这样一个哈佛学生，他出生在香港，15岁移民美国，后来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硕士毕业，曾是法国某银行副总裁，三十出头就拥有百万年薪。如果是你，你愿意放弃这样的工作和生活到一块陌生土地上做义工吗？相信多数人会犹豫，但这位美籍华裔年轻人却做到了。这名哈佛学生的名字叫杜聪。
2000年年底杜聪辞去了跨国银行的高薪职位，脱下西装背起布书包，走进了安徽、山东、广东，走遍了大陆60多个出现艾滋疫情的村庄，资助了近4000名艾滋孤儿，其中包括2000多个小学生、1000多个初中生、300多个高中生和100多名大学生。
从2001年开始，杜聪在艾滋病预防和艾滋孤儿救助上，已经花费了1000多万元人民币。这些钱有30%来自国际上一些慈善组织的援助，另外70%则来自于香港一些企业和私人的赞助。
杜聪全力投身于艾滋孤儿救助工作，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期间，他奔走在中国各个艾滋病蔓延的乡村，向人们宣扬一种理念：在关怀那些本身感染了艾滋病毒患者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了他们的孩子。
通过5年的努力，智行基金会共资助了4000个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杜聪通过智行基金会资助这些孩子上学、进行职业培训，有的孩子还上了大学。不仅如此，他们更注重对艾滋病儿童的心理呵护。
杜聪反对将孩子集中在政府专门为艾滋孤儿建设的孤儿院里。“那样只是方便了政府的管理，对孩子来说却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孤儿院长大的孩子一般心理上都会有些偏差，何况是从艾滋孤儿院出来的孩子，他们的一生都会被打上艾滋孤儿的烙印。而把他们安排在普通的学校，告诉他，你不是特殊的人，他们的心理落差就会小很多。“艾滋孤儿和普通孤儿不同，他们还面临着社会歧视和偏见，要帮助他们逃离阴影，没必要的话就不要强化他们的身份，不要给他们贴上特别的标签。”
杜聪对孩子们的关怀和呵护让人感动。他不拿一分工资默默无闻地为边缘人群奉献一生，也许你会问，杜聪到底是为了什么？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有一个为什么的。一个著名的登山运动员说：“为什么要登山？因为山在那里。”也许这句话能较好地回答像杜聪这样无私奉献的人的心理：“因为这些人需要帮助，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当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要离开他的微软帝国时，心中留下的唯一遗憾就是，发现了这些需要帮助的人。他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对哈佛学生说：
“认真回顾过去，我确实有着一大遗憾。当我离开哈佛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存在着可怕的不平等现象。人们享受的医疗、保健和机会严重不均，很多人生活在绝望的边缘。
我在哈佛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新思想，但体会最深的还是科学的不断进步。可是，人类的最大进步并不体现在发现和发明上，而是如何利用它们来消除不平等。不管通过何种方式，民主、公共教育、医疗保健或者是经济合作，消除不平等才是人类的最大成就。
当我离开校园时，并不知道美国有数百万的青少年享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我也不知道在发展中国家有数百万人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之中。
我用了数十年的时间才明白了这些。
你们和我完全不同，你们更了解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不平等。我希望你们过去几年都曾经认真想过，应当如何应对这样的不平等，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假如，你愿意付出每周几小时时间和每月几美元，这些时间和钱能拯救更多的人，改善更多人的生活，那么，你会将时间和钱花在哪里呢？”
“应该怎样做，才能让我们拥有的资源给最多的人带来好处呢？”这是世界首富在达到人生高峰后思考的问题。所幸盖茨有能力去弥补自己的这一遗憾。他捐赠168亿美元资助非洲国家的疟疾研究，捐赠90万美金用于资助非洲抗击艾滋病……
杜聪和比尔·盖茨只是千千万万个为弱势群体作出贡献的哈佛人之一，在哈佛有更多的人分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用他们的所学帮助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哈佛有一个专门的机构PBHA组织持有各种以服务他人为目的的学生项目，从组织暑期社区青少年活动到帮助无家可归的人、精神病人和犯人，每年有1800多个学生参加PBHA的76个项目。参加过PBHA的学生有很多都在毕业以后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做了很多贡献。
比如，虽然多年来大约有半数哈佛毕业生会进入金融和咨询部门，但每年在这些毕业生里，也有不少申请了美国支教队。美国支教队是非营利组织，负责把毕业生送到低收入的城乡公立学校教书。
爱心无国界。哈佛大学学生马克在高中的时候就曾到世界各地帮助艾滋病患者，该工作他一直持续了18个月。他进入哈佛大学后又加入了相关社会团体，致力于艾滋病的各方面宣传和实际工作，毕业后他自己创业拥有了财富后，又加入了艾滋病防护基金会。马克说，他的经历告诉他，能够用一生坚持帮助那些社会上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对于他而言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