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六年期间，以诺贝尔自己的设想为基础进行的多种多样的试验，表明他比他的时代先走了五十年；现在，这些试验都流进那条永恒的河流里去了。为了说一下这些以生产规模进行的试验所涉及的范围，从现代杂志上引证下列这些方面是值得的：新型炸药及附属物，枪支盔甲的电镀，抛射体和火箭的引线及推进炸药，轻金属合金，枪支内部冷热的固定偏差，钾和钠的电解产品，人造丝，合成橡胶，合成宝石、空中地图摄影，等等。很多在这里详细研究过的新奇东西，成为诺贝尔死后各方面重要发展的基础。博福斯是瑞典的地方，而制造军用材料则是那座工厂的主要目的。作为一名军火制造者，经四海为家的阿尔弗里德·诺贝尔长期处境微妙，现在则可以完全站在瑞典人的立场上，把他的思想放在国防上，正象他的父亲伊曼纽尔当年那样，曾在先前发展了他的“保卫自己亲爱的祖国免受强敌侵犯的方法”。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写道：“假如说有一种工业部门应该完全不依赖国外供应的话，那么，它就明显地是国防部门；由于在瑞典有着弹药工厂，如果不使它们保持发展，那将是既可惜又荒唐的。……我们是为了生活而接受定货的，但我们的目的是去创造，而不是沿着祖先们的脚印走。”
在他所经营和负责的一切事务里，诺贝尔要求的是最好的劳动、原料和产品。在博福斯的情况也是这样。只要提一下，他此时对博福斯命运攸关的领导，是这座工厂整个发展的转折点，也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车间建筑、机器和生产方法都被扩大和现代化了，产量也由于采用新的方法而增加。与此同时，这家企业的财政地位，也通过新的投资而建立在健康的基础上，诺贝尔曾以股票的形式贡献了二百五十万克朗。有充分的理由这样说：博福斯在后来六十年间所经历的良好发展的基础和基本条件，都是由诺贝尔本人在他生前所奠定的。当他的一名助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他要求别人行动精确、语言明了，而且总是很急迫。人们必须十分注意领会他十分活跃的思想，以及留心他那些经常突然出现、然后又很快消逝的可惊的一刹那间的念头。
目前，这家公司改名为“博福斯公司”，包括它独家拥有的一些附属公司在内，是一家有着一万三四千名工人和大约五亿克朗总资产的大型公司。除了制造着名的军用材料以及由附属有“博福斯诺贝尔克鲁特公司”生产的炸药外，近几年来，它还补充制造其它化工品和医药材料，这些都完全符合诺贝尔的兴趣。诺贝尔生前，博福斯和比耶克博恩都处在大路旁边。当他还能够在那里工作的时候，他对周围的环境，总有一种如在家乡的感觉。
诺贝尔在给索尔曼的信里曾经写过：“我从不借用的两件东西是金钱和方案。”毫无疑问，这两种东西对他来说，都是绰绰有余的。然而，使这位发明家越来越感到致命般痛苦的，是时间、睡眠、健康和平静的不足。他一生不得休息的状况，现在要来算帐了。尽管他不断表示相反的愿望，但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六年，对于“那些迫切要求改变和完善的事情”来说，的的确确是其一切图谋、规划和期望的进程中大变迁的年头。这些事情分布在地上、地下、海洋和天空。他曾用五种语言在日记、报告、草图和信件里，在诗歌和散文里，以及在数字和统计表里，亲手将这一切写了下来。在他生前最后的两年中，大量文件都注有日期，只有几周时间的间隔，那是由于他从圣雷莫到巴黎、布鲁塞尔、苏黎世、柏林、汉堡、伦敦、斯德哥尔摩和博福斯进行没完没了的巡视旅行，以及由于到埃克斯累班和卡尔斯巴德等休养地而中断的。在这些休息所里，他由于病症日趋恶化而去瞧医生和专家，然而，他对他们的劝告既不相信也不遵守；他的信件还证明，他对于一项为了“很好地休息和关心我的健康”的决定，也从未照办。
但任何事情都有一个界限。这位现在将近六十三岁的人，几十年来那种永不枯竭的智力和一往无前的精力，使得他周围的人感到惊佩。似乎难以置信的是，他的意志力量和坚忍精神竟然能将被他无情使用的这艘破船维持得那么长久。诺贝尔在一八九六年同索尔曼一起度过了他最后一个夏天和秋天。当他在比耶克博恩和博福斯鼓励和指导广泛的技术工作时，他被那里懂得的助手们看成是一个内行。九月份，他的哥哥罗伯特死了。他自己在遭到他称之为“尼夫尔海姆鬼魂的来访”的病痛（严重的偏头痛和血管痉挛症）后，他终于明确认识到必须采取措施。他到南方并在巴黎请专家进行了诊断。他被告知说，他得的是一种厉害的心胶痛症，因此他必须绝对休息；这句话所掩藏的意思是，现在是准备后事的时候了。
现在举世皆知的他那份处理身后财产的遗嘱，是在一八九五年患病初期起草好了的，并且存放在他出生的城市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里。这件事可以被看成是他认为自己真的属于那个城市的暗示。他现在想：有必要与一两位可靠的朋友，包括路德维格的儿子、他那位在圣彼堡石油公司当头头的侄儿伊曼纽尔，谈谈这件事，然后去一趟巴黎。医生们的判断，还使他采取了在那种情况下很不平常的另外一些行动；这些行动别的姑且不谈，却一点也显示不出诺贝尔在临死前的思想痛苦：他亲自仔细地监督了当时在圣雷莫公园为索尔曼一家建造的一座别墅；他卖掉了为自己在圣雷莫拉车的马匹，并且在巴黎买下了三匹新马和漂亮的马具来替代它们。
除了象通常那样坚持写日记外，他还把时间花在最不寻常的写作上。他穿着睡衣，头痛地坐在那里，忙着赶写一部受到雪莱影响的悲剧《复仇的女神》，以及在创作一部以不久前那场使他非常伤心的线状无烟炸药诉讼案为背景的剧本，他给这个讽刺剧取名为《杆菌发明专利权》。这是两部最奇妙的着作，在很多方面反映了作者的典型性格，包含着揭露生活和人物的痛快淋漓的哲学语言。
此外，他每天还要就多样的生意计划及复杂的化学处理亲手写下十几封信。他于十月份在给索尔曼的一封信里写道：“说起来就好象是命运的讽刺，我必须遵命服用硝化甘油。他们把它称为三硝酸酯，以使药剂师和公众不致害怕。”他的最后一封信是于一八九六年十二月七日在圣雷莫写给索尔曼的。诺贝尔是在两个星期前到达那里的。这封信就好象他在健康时写的那样，谈的是一种新的硝化甘油炸药，末尾的几句话是：“不幸的是，我的健康状况再次恶化，连写这几行字都有困难；但是，一旦当我能够的时候，我将回到这个使我们感兴趣的题目上。您忠实的朋友，阿·诺贝尔。”从他那通常一样清楚、易懂与端正的笔迹中，看不出他正处于崩溃的时刻；但是，他却再也不能回到那个曾经使这位才气焕发、精力旺盛的人终生感到兴趣的题目上去了。这封未寄出的信放在他的写字台上。写完信后的几个小时，他便得了脑溢血症；经努力抢救无效，终于在十二月十日凌晨二时，结束了他那多事与非凡的一生。
拉格纳·索尔曼说过这样的话：“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最后几个小时，是非常悲惨的。他在信里曾多次表示的不祥预言终于成为事实。在他临死前的几天，果然‘周围只有雇佣的仆人，却没有任何一个身旁的亲人；这种亲人有一天会用他那轻轻的手将我的眼睛合上，并且会小声地说上几句温柔真诚的安慰话。’”他遭到严重不安的打击，并且不让他站起来。他部分地失去了说话的能力，除了他儿童时代的语言外，他什么都记不住了。无论如何，他的主要女仆奥古斯特说，他说了许多仆人们感到莫明其妙的话。他们看来只听懂了“电报”这个词，并且通知了他的两个侄儿伊曼纽尔和亚尔马·诺贝尔，以及索尔曼。他们都没有来得及在他临终前赶到那里，而他正象他生前那样，孤独地越过了人境。
这位曾在现代景物方面留下很多痕迹的最卓越的人，就这样多多少少在不受注意的情况下，结束了他奋斗的一生。但是，由于他是一个没有直系继承人的大富豪，并由于他用最不寻常的方式起草了遗嘱，因此，另外一场奋斗，也就是为了千百万人的奋斗，很快便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