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八六六年至一八九六年间，他曾多次去过一些欧洲的疗养地，停留的时间长短不一；他更喜欢到德国、奥地利、法国、瑞士和意大利各地去旅行。冬天他到南方去，夏天则到北方去。正象人们所料想的那样，这些地方通常是在他的几座工厂和公司总部的旅途之间，而他则通过周密的思考，而把那里当作歇脚的地方。因为他有许多不寻常的疾病——他在书信里讨论过这些病，因此，不难得知在他的旅途中，他常常去找一些被人推荐、但他却并不信任的专家们，来治疗这种或那种病症；但他只接受诊断检查，却从不坚持治疗，也许在开始治疗之前，就对这些专家们进行挖苦性的批评了。
书信表明，诺贝尔经常因为同某个人有约会，而出现在一处疗养地，例如，要见住在遥远的圣彼得堡的哥哥路德难格，或者他有事与之相谈的某工业大王。他经常去访问德累斯顿这座美丽的小城，因为他曾说过：“它始终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我愿意回到那里去。”但对他这种喜欢的真正理由，则不甚了解。奥地利时髦的温泉伊斯什尔，是他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最常去的地方，只是因为他所珍爱的那位年轻的女人，不时住在他在那里买下的一座漂亮的别墅里；关于这位女人的情况，我们以后再谈。他在伊斯什尔得不到休息，就我们所知，他在那里的逗留，并不能给他带来有利于身健康的自由。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起，他在苏黎世的湖上有一只自己设计的小巧美观的游艇，这是世界上第一只完全用铝制成的游艇。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们看到这位六十岁的老人，在这个群山缭绕的湖面上，同各种客人坐在游艇上，他们穿的是浅色衣着，而不是乘坐游艇的服装。在这类游览中，他有一次曾照过一张相片，这是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张可以看到在假日里满意地微笑着的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照片。
诺贝尔经常利用旅行作为拒绝参加一些大型正式活动的借口，因此他不时匆匆忙忙地外出作一次小的旅行，以便躲避这类事情。由于出自礼貌，特别由于他是一位虑事周全的人，他当然也不能全部躲避这些活动。请柬和感谢信表明，有几次他曾是法国总统（朱尔斯·格雷维，于一八七九年至一八八七年任总统）在爱丽舍宫招待的客人，并且被安排在非常显着的座席上。从一封信上看出，诺贝尔有一次曾因为没有被邀请出席一项公共活动，而表示不满。这就是在一八八二年春天举行的圣哥特哈德铁路的正式通车典礼。他自然对此是很感兴趣的，因为在完成这项巨大工程的过程中，技术上获得成功的最有决定性的因素之一，就是他的新型爆炸胶。诺贝尔用下面这段话来发泄他的愤怒：“据谣传，由于加速完成这条铁路，黄色炸药和炸药胶的费用仅在利息方面就给它省了好几百万，但这一定是个误会，因为要不然的话，即使最没有教养的乡下佬，也不会忘记给我送一份出席典礼的邀请书。”在诺贝尔的时代，乘火车长途旅行并不舒服，而是充满了颠簸、煤烟和灰尘。他把那狭窄的车箱称为“我的转动的监狱”。他乘坐头等车箱旅行，这一方面是为了不受干扰，另方面则因为他晕车，并且因为他很瘦，需要有软席坐位。每当冬季，在一些大城市里，他不住在那些大型的豪华旅馆里，而是找那些名声好并且安静的旅馆住。然而，每当夏季，在那些水乡城市，他则摆摆阔气，总要在最好的旅馆里要一个套间，而且喜欢窗户对着广阔的湖水、公园或者花园，但必须是在背阴的一面。他很喜欢花儿，在他为自己修建的三座私人实验室的院里，没有一座不带有一个管理良好的花园。
他喜欢空气流通和宽敞的屋子，并且非常讲究个人卫生；讨厌拥挤和狭窄的房间，以及不整洁的状况。从他的言语来判断，人们可以设想，他可能患有轻度的幽闭恐怖症，由于心脏毛病带来的反应，他还惧怕自己出现假死的情况而被活理，他经常在信里谈到这一点，甚至在遗嘱里还提到它，并且还作了详细的指示，防止在他死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诺贝尔是位眼光敏锐的旅行家，也是一位对天下事善于鉴别的观察家。在他的书信中，包含着如何对他访问过的地区的自然资源进行商业和技术开发的建议，并且对一些温泉地区的风景和内部情况作过描述。他对上流社会的周围事物和类型所作的直率、尖锐及非常有趣的评价，以及对象特鲁维尔、卡尔斯巴德或者圣莫里茨等鲜花之城的生活所作的描述，都是相当精彩的。正象他笔下所写的别的东西一样，这些评价和描述，也受到当时情绪的强烈影响，有的最为滑稽可笑，有时则非常阴惨粗俗；他毫不犹豫地直言不讳，特别是对象阿拉里克·利德伯克这样值得信任的朋友们，更是这样；而那位利德伯克，在性格和幽默方面，同他自己非常相似。
诺贝尔在他的整个一生中好学博读，对一般知识也渴求了解。每当旅行的时候，他似乎比平时更自由地去作他喜欢作的事情，而且总想把自己的观感告诉别人，不管这些细腻的观感是使人高兴的，还是使人扫兴的。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在旅途中，喜欢欣赏海洋，沐浴清风，眺望星空和沉醉于大地的芬芳，但却不喜欢同人们交谈。有一次在一个着名的温泉场，他在到达的当天便匆匆离去，并且写道：“这是一块悲哀的境地，在这座虫蚀的行尸走肉博物馆里，那些能够在一分钟内走上超过一步路的人，比较起来就算是最健康的了。但是毫无疑问，这里的生活费用一定低廉，因为只要看到自己的这些同类，人们马上就会失掉胃口。”他对马的兴趣，使他常去赛马场；在邀请的客人、甚至是女士们的陪同下，他也到展览会、戏院和娱乐馆去，不过在参观娱乐馆的时候，他“并不提供任何赌注，只是在台子上放一点小钱而已。”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对于他在国内外所经历的一切，都有着明确和非常独特的见解。因此很可惜的是，只有那些文字评论为后代保存了下来；但人们从这些文字评论中可以推断出，他口头表达的那些观点，也同样会是直爽、值得注意和富于启发性的，当然，除非他在生人面前由于腼腆和谦虚，而把自己的舌头管得紧紧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位一生几乎没有幸福的多方面的和矛盾的人，对于他所有的成就与经历，就只能通过文件透露的东西来进行了解了。证据表明，他仅有的真正幸福的时刻，除了在实验里创造乐趣之外，就是他同妈妈在一起的时候。每当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他就经常去拜访他母亲，不过，每年九月三十****母亲生日的这天，他总是要去看望她的。他在五十岁那年曾经写道：“假如斯德哥尔摩不是座落在离北极星三步远的地方的话，那么，我就会突然地跑到那里去过圣诞节，并且捧着我的盘子，要一块布丁吃。”
关于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和他的和平奖金的文献及其争论表明，在他对和平感兴趣的基础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上，有着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认为，他的和平兴趣，在年轻的时候并不明显，只是到了晚年由于受到外部影响，才发生了这种兴趣。另一些人认为，作为一个被用于战争的炸药的发明家，竟然变成一位和平旗手和促进者，这是一件了不得了事情。还有一种说法是，也许他是为了减轻内心的惭愧，试图对他的炸药在被用于战争和其它暴力行为中所造成的那些破坏性的结果进行补偿而采取的一种办法。
有大量材料可以驳斥这些观点。他对为了和平目的而发明的炸药，也会被用作战争的武器这一点，曾经表示过忧虑；但是，他既没有良心上的责备，也不对通过维护和平的努力能够制止这种朝着错误方向的发展抱有任何希望。他对黄色炸药作为矿业和交通运输业杰出的助手这种正当的主张，在内心里深信不疑，但他也曾说过：“世界上没有任何能够不被误解或不被人讲坏话的事情。”作为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他走得更远一步。特别是在一八八七年发明了混合无烟炸药之后，他曾多次宣布说，如果能将炸药在技术上完善到一种可怕的破坏程度的话，那么，他认为它就会成为歇制战争的东西。他争辩说，只要知道还有这种可怕的炸药存在，就将制止人类使用它们作为战争的武器，从而也就促进了和平。通过早在一八七六年表达的这一具有远见的思想，他象通常一样，远远站在他的时代前面。
如果人们对他从二十岁直到六十岁期间以言论和行动表现出来的思想方法进行研究的话，就会发现诺贝尔对涌向他的大量建议，都曾急切地予以考虑；这些建议很快便会唤起他自己的意见，而这种意见则常常是非凡的，并且很少有含糊不清的情况。他并不是在任何程度上也不受别人影响的。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对战争的厌恶和对和平的兴趣，在他的生活中可以追溯到多么早的时候呢？经过周密地研究之后，人们倒想回答说，那也许是生来就有的，并且被他早年取得的关于人性的概念所证实，正象他所说的那样，这种性格是“通过学习与研究自然本身这座大课堂的课题”而产生的。他相信他曾对这些课题正确地予以解释，这就是为什么他对于大多数事物有他自己非常明确的观点的原因。因为在童年长期身体多病，他被迫成为一个习惯于用脑子警觉观察事物但却并不活泼的孩子；这种情况甚至在他的童年时代，就使他养成了沉思的倾向，对于生活奥妙与世间罪恶的观点，在他青年时代的文学创作中，以及在他作为一个成年人的书信中，经常再现出来。
他成为一个不带偏见的追求者和自由的渴望者。他越来越多地相信，人类的进步与幸福，最好是通过和睦与协调来争取。他有一种勇敢的开拓精神，但却丝毫也没有权利的欲望，更没有任何去征服别人的领土和掠夺他们的财产的意愿。同个人进行争吵，对他来说是件格格不入的事。他在一八八三年曾写道：“我避免争吵，就象躲避瘟疫那样，即使对那些给我充分理由与之吵架的人，也是这样。”因此，他憎恶国家之间的战争，这种战争在通常情况下，不过是个人之间的争权斗殴被扩大为集体的舞台表演罢了“他对于这种战争的动机，往往是无法理解的。他的信件对于他的这种态度，提供了很多证明。
就我们所知，诺贝尔并没有留下关于他在青年时代所经历过的美国南北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对他的影响和他的反应的材料。但是，在一八五五年九月十三日寄往瑞典的一封信里，有几行字给了我们发现这位年轻人在战争期间思想状况的线索。正当伊曼纽尔·诺贝尔同他年轻的儿子们，在政府的命令下，在喀琅施塔得城堡紧急从事防御性的雷器制造工作时，阿尔弗里德写道：”这个地方当然不会给我留下任何使心灵愉快的回忆。因为在俄国，对沙皇的祈祷要放在对上帝的祈祷前面。“象他这样一个着迷于技术事务和试验的人，竟然写出这样的话来，可以设想他的不快是由造雷工作的军事和破坏性质所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