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人意料的中韩“劫机外交”
出人意料的“劫机外交”
以上介绍的是国家安全方面的事情，其实韩国政府在外交安全方面也是很精明的。如今的中韩关系无疑可以用“密切”来表述，但在22年前人们还曾觉得韩国是个近在咫尺却又十分陌生的国度。朝鲜战争期间形成的传统意识曾长期遗留在中韩两国国民的记忆中，彼此间都有很强的警惕心理。那么，是什么缘由把中韩拉到一起来了呢？从大的环境看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韩国外交安全思维的转变，从小的方面看是中韩两方都适时而巧妙地利用了一次意外事件。
1983年5月5日，中国民航的296号班机从沈阳飞往上海。当飞机到达山东半岛海域上空的时候，卓长仁等6名持枪歹徒突然闯进驾驶室，要求把飞机开往韩国。为了105名乘客和乘务人员的安全，飞机不得不冒险降落在韩国春川机场。就是这一意外的事件，把“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中韩两国推到了同一张谈判桌上。
中国自1980年形成改革开放的势头以后，韩国政府非常关注中国的发展方向。据韩国的资料记载，1980年1月，当时的中国外交部长乔冠华在谈及与韩国的关系时曾经用过一个“关门不上锁”的词，这使韩国敏锐地感到了中国的灵活姿态，并开始认真地与中国展开了经由香港的对华贸易。就在苦于无缘与中国接触的时候，发生了中国民航机被劫持到韩国的事情。这立即引起了时任总统全斗焕的特别关注，他当天即召开了一次国务会议，研究如何处理此事。之后，韩方迅速发表一份声明，表示愿意把被劫持的飞机和旅客交还给中国，但要求与中方进行会谈，并希望中方派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参加。很明显，全斗焕想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和中国发生实质性的接触，甚至建立起某种程度的直接联系。
1983年5月7日，中国民航局局长沈图率领的民航工作组抵达汉城（首尔），他们一行33人受到了异乎寻常的高规格接待。工作组在机场受到了贵宾式的红地毯欢迎，在从机场进城的路上，他们每两个人被安排乘坐一辆小车，每辆车上配一名会说中文的工作人员，车队前面有警车一路开道。工作组被安排住进了至今仍是韩国顶级水平的新罗饭店。为了隔绝到处打探消息的中国台湾人，韩方对工作组的住所采取了十分严密的封闭措施。这一切都向中方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希望通过这些给中方留下良好的印象。
在谈判正式开始时，参加会谈的韩方首席代表是外务部第一副部长孔鲁明。韩方派这位自称是孔子第72代传人的资深外交官与中国谈判，一方面显示中韩关系的历史渊源，另一方面是表示发展对中国关系的积极姿态。他在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开谈之后，痛痛快快地表示：“中国的旅客、飞机、机组，我们都还给你们。被损坏的飞机也想办法修好，先从春川开往汉城金浦国际机场，然后可另派机组来开回中国。”这种友好姿态一开始就博得了中方代表们的好感。
但是，在移交劫机犯问题上双方遇到了困难，韩方不同意中方把他们带回国内处理的主张，坚持要按本国法律审判。在谈判基本完成之后，双方又在将要签署的文件名称和署名上发生了分歧。中韩两国因为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认为文件名称不应该叫“协议”，而应该叫“备忘录”。韩方要求各自署上“大韩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方觉得在正式文件上署“大韩民国”甚为不妥。在密集的磋商过程中，韩方官员提出了两国应该建交的主张。参加谈判的中方代表们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他们对此有很深的印象。外交部条法司副司长许光建说：“我们这次在汉城的几天时间里，已经很明显地感觉到，韩国方面非常想跟我们建交。”民航局国际司副司长卢瑞龄说：“双方争论得相当激烈，当时他们是想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能够和中国建交，最起码也要建立某种关系。”外交部亚洲司处长蒋正才说：“最后一天的谈判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哪里还是在谈什么劫机问题啊，分明是在谈外交问题了！”
最后谈判的结果是，双方签署的文件叫“备忘录”，文内言及韩国的名称时使用“南朝鲜”或者“汉城方面”，但最后的署名保留了“大韩民国外务部第一次官补”的文字。负责对文稿做最后修改的新华社记者钱文荣回忆说，韩方“看到我们在最后还是写上了‘大韩民国’，问题就都解决了，他们非常高兴”。签字仪式结束以后，韩方代表孔鲁明向中方工作组赠送了礼品，并正式宣布：“中方工作组、296航班机组人员和全部旅客在韩国的开销，都由韩方支付。”中方人员表示已经做好自己支付的准备，但孔鲁明坚持说：“你们遇到了灾难性事件，我们付费也是应当的。你们不必再争了，已经对饭店打了招呼，他们是不会收费的。哪有客人到主人家来，还要让客人掏腰包的道理！”
在中韩两方代表谈判的场所之外，韩方为了向中方表示自己的诚意，还做了两件对他们来说难度较大的事情。一件是严密阻止台湾方面接触被劫飞机的乘客，避免他们图谋策反的麻烦发生；另一件是动用军队和警察防止春川机场附近居民反对296航班飞离。因为春川是个较小的地方机场，迫降时部分飞机轮子陷入了泥土之中，附近居民担心中国大飞机的起飞会给他们造成危险。韩方这一系列的友好表示，给中方代表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也为此后中韩两方的继续接触打下了感情基础。
这次劫机事件本来是件坏事，但韩国政府当局及时抓住了这个机会与中国发展关系，中国也适时地采取了相应的灵活措施。结果，这件事反倒出人意料地为中韩关系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后来人们在提及这件事时，把它称为“劫机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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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建交“水到渠成”
自从1983年稳妥处理劫机事件以后，中韩两国间的相互了解与交往进入了一个较快的发展阶段。首先是中韩两国民航部门的官员，由于在汉城参加会谈时已经相识，大韩航空公司董事长赵重勋多次造访中国，每次他都主动约见卢瑞龄副司长。当时韩国还属于外交上不得接触的国家，所以只能在其他城市或京郊见面。每次相见时，赵重勋都要提出同一件事——希望中韩两国能尽快建交。他虽然是以“因私”身份来访，但所谈的内容表明，他做的却是货真价实的“公干”。外交部主管朝鲜半岛事务的蒋正才处长也有类似的记忆：从参加汉城会谈以后，韩国的驻外大使和参赞们在见到中国外交官时都热情得很，所以中方也逐渐放开，两国外交人员在第三国的接触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本来经由香港进行的中韩间接贸易也开始向直接的民间贸易拓展，山东沿海地区与韩国的贸易迅速出现繁荣景象。
1983年之后的这几年，正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迅速显现成效的时候，拓展国际交流空间，营造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逐渐成为中国外交工作的紧迫课题。因此，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松动与一衣带水的韩国的关系，也自然地提上了中央领导的议事日程。1986年4月，邓小平就中韩关系的发展做出了明确的表态：“我们需要发展中韩关系，在经济上对双方都有利，在政治上可促进中国统一。”这一年9月，韩国在汉城主办第10届亚运会，中国派出了几百人组成的大型体育代表团，韩国方面对中国代表团给予了热情的欢迎和高规格的接待，总统全斗焕与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团长一起接见了中国代表团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