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老板开的应元泰西服店，在东四牌楼南大街上，这西服店只一间门面，并不引人注目，因这家西服店的裁剪功夫相当地道，生意兴隆，陈等本想以做衣服为借口，与应老板聊聊。没想到应老板看到有熟人来到，以为是要求他做衣服，忙推辞说：
“这两天我有急活，你们几位如果想添衣服，恐怕要等些日子，我要先给张督办把这两套赶出来。然后还有其他几个客户的，我看你们现在挑几块料子吧，等我一空就给你们裁。”
王天木心里一惊，但很快镇定下来，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一边摸摸布料，一边试探性地问：“张督办等着穿吗？”
“是呀！他叫我后天中午一定做好送到，说是也许就在这两天要到天津去。”
王天木与应老板聊了一会儿，他们从应老板的口中，还得到了重要的情报，张督办住在三楼，一连三间，房间号是从231到233，除了张督办本人外，还有他的参谋长及副官等等。
几天费心侦察毫无所获，因巧遇应老板，得来却全不费功夫。张敬尧的住处确定了，下一步就是如何行刺了。王天木、陈恭澍、白世雄急忙去向郑介民汇报。
“很好！很好！”郑介民听完汇报后，连连点头。沉思一会儿，接着分析道：
“按应老板所说，张敬尧开了三个房间，应该是这样的：他自己住一间，参谋长住一间，另一间住的是副官。副官可能就是卫士，但不知有几人。不论张住哪一间，一旦行动，其他两间必然惊动，只靠王天木和白世雄两人是难以对付的。弄不好，不但杀不成张敬尧，安全撤离还成问题。”说完，他停顿了一下，威严的目光从每个人的脸上扫过，严厉地说：
“但是，情况紧急，张敬尧就要离开北平，再不行动，将会前功尽弃。所以，我命令：王天木、白世雄继续留在六国饭店，密切监视张敬尧的行动，准备随时出击，不成功，则成仁，务必在这两天内干掉张敬尧！”
从郑介民的住处出来，三人各有心思。白世雄兴奋异常，跃跃欲试。陈恭澍面有忧色，感到并没有多大的把握。王天木胸有成竹，好像已提到张敬尧的人头似的。
1933年5月6日凌晨，王天木和白世雄来到陈恭澍家，商量行动方案，王提出两套方案，一是应加强力量，他想从天津把他的一位老朋友请来，此人姓侯，人称“侯大胆”，闯荡江湖数年，练就一身好武功，枪法娴熟，如此人肯来，和白世雄一起行动，对方几个人均不是对手。他想派自己的老婆去天津，中午上路，晚饭前可赶到。陈听后，表示同意。王又说：“行动之前，我可以上三楼敲门找赵参谋长，如果是副官开门，我就说前来拜会参谋长，如赵本人来开门，我们认识，他也弄不清我现在干什么，我就投其所好，专找他爱听的话说；若是张敬尧自己来开门，无论他是否记得我，我仍然说是来看他的参谋长，这样一来，我们的复查工作就完成了。我判断，还不致引起他们的疑心，即使发现怀疑，也不要紧了，我们从三楼一下来，世雄和老侯看到我的手势后，立刻冲上三楼就干，任凭他们怎样防备，也措手不及！”
“那么，第二种方案呢？”白世雄觉得这方案可行，但还是想听听第二种。
“第二种方案嘛，利用应老板明天送西服的机会，尾随其后，冲进去将张杀死。”
特务们经过反复讨论，认为第一种方案比较稳妥，于是照计划各就各位，分头准备。
王天木、白世雄回到饭店，发现了郑介民用暗语写的纸条，大意是：明天中午前一定要刺杀张敬尧，因为据可靠消息，张敬尧下午要离开六国饭店。
5月7日凌晨，便上演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张敬尧是人所共知的大汉奸，被打死的地点又在东交民巷，日本兵营的隔壁，所以影响很大。何应钦当日召见白世雄，当面嘉奖，批示曰：“白世雄同学免考保送陆军大学深造。”白感激涕零，决心为党国效劳。后来白世雄在南京洪公祠短训班任队长，自此深受重用。
六国饭店的枪声，震惊了企图利用汉奸发动暴乱的日本军，当时报纸上刊出来的新闻大意是：“巨商常石谷，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内，遇刺殒命，凶手逃逸无踪。”
报纸之所以不提张敬尧，是因为根本不明了真相，华北最高当局以及北平分会的处境，无论从任何角度讲，都不能公布这件事，甚至于不承认这件事。尤其是顾虑日方的无理取闹或借故滋事；唆使张敬尧发动暴乱的日军明知张敬尧的死是人暗杀的结果，但“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这一件大案，不久就沉寂无闻了。
宋庆龄被国民党尊为国母，蒋介石很想对她下毒手，但慑于宋庆龄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迟迟不敢轻举妄动，三次计划谋害宋庆龄，都是胎死腹中，宣告流产。
初春的早上，乍暖还寒，阳光妩媚。在这晴朗的烟雾下，笼罩着的却是一片阴森森的恐怖，在宋庆龄宽大而整洁的起居室里，一位保姆递过一封信来。
“早上刚刚收到的，夫人。
宋庆龄接过信，摸了摸，感觉有些异样，信里像是夹了什么小东西，还挺沉的。
她打开信封，抽出信纸。
“咣”的一声，一件东西掉在了地上，保姆惊慌地叫了起来，宋庆龄捡起一看，是一颗子弹。
恐吓又升级了。这次不仅是一封恐吓信，还有一枚子弹，宋庆龄心里很清楚这封信是谁送的，也明白此信的目的。她凝重的眼神里穿出一股摄人心魄的目光，分外的坚定有力。
她转过头来，对保姆说：“不要害怕，蒋介石是不会达到目的的，除非他枪毙我。”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正是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反动统治笼罩着全国。
由于宋庆龄坚定不移的反蒋立场，蒋介石对她早已恨之入骨。但他仍希冀宋庆龄有所“回头”，以便利用她在社会上的声望，达到助他一臂之力的目的。
蒋介石先派宋子文做说客，想说服宋庆龄，后又亲笔给宋庆龄写信说：
“中正等望夫人来沪，如望云霓。”
“所有党务纠纷，必以夫人之来才有解决办法也。”
宋庆龄对此嗤之以鼻。如果我有意于此，几年前就会这么做了，还会等到现在吗？
宋庆龄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蒋介石，无异于给了蒋介石当头一棒。
蒋介石一直对宋庆龄充满了复杂的感情。首先她是孙中山的夫人，而他自己也是因为追随孙中山起家的。其次宋庆龄极力反对他，无论做什么，连他和宋美龄的结合都遭到了她的极力反对。然而，对于蒋介石来说，宋庆龄对他意义重大。
蒋介石始终为各种烦心的事动怒，对宋庆龄也不例外。有时，因为她，他会焦虑不安，双眼深陷，皱纹已经过早地爬上了他的额头，他再也不像年轻那时充满活力了。
他仍抱有一线希望，于是又做了一次努力。他给在莫斯科的宋庆龄连拍了多封电报，威胁利诱，软磨硬打都用上了。
结果是在预料之中，宋庆龄又一次回绝了他。
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说客来过了，又都徒劳而归。
她简朴的生活始终和她那高傲的气节并存。
她甚至为纪念“八一”南昌起义二周年给柏林反帝大同盟拍了电报。宋庆龄所做的这些，弄得蒋介石如芒刺在背，暴跳如雷。恨不得能让宋庆龄一下从自己的眼皮底下消失得无影无踪，巴不得早日拔掉这个让他坐立不安的人物。但是，又一想，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是国母，在海内外有很高的声望，自己轻举妄动，一定会引四面八方的责难。想来想去，无奈之下，只得请国民党的大学者戴季陶当说客，去劝说宋庆龄。
1929年8月10日，戴季陶带着自己的夫人来到了宋庆龄在上海莫利爱路的寓所，一见是戴季陶来了，宋庆龄心里马上一紧：这几天的说客都被我给挡回了，莫不是戴君又是来充作说客？
进门落座后，主客双方寒暄了一番。戴季陶说：“几次想离国远去，打定主意要去欧洲养养身体，都被蒋先生和其他许多朋友劝了回来，和他们一起共为国家建设工作，始终没有去成啊。我既不奢求金钱，又不贪图地位，只想为党国担一份忧，尽一份事业的责任。”
“你没能出国，真是太可惜了。”宋庆龄立即听明白了戴季陶的意思，也证实了自己的猜测。
戴季陶立即被僵住了，话都说不出来。一听宋庆龄已经把话都挑明了，戴季陶也不便再装下去了，只好单刀直入地说：“夫人，你为什么不到南京去呢？”
“先夫的葬礼已经举行过了，我为什么还要到南京去呢？到南京我还能做什么呢？”
“中山陵园美丽极了，夫人的住宅蒋委员长已经为你布置好了，我们随时恭候夫人您的大驾，夫人也可以为政府做些贡献，完成中山先生的宏愿！”
宋庆龄坦率地说：“我一个妇道人家，能做什么呢？又不愿意过做客的生活，你们的好意我心领就是了。”
这时，戴季陶正在自己的口袋里摸索着什么。他掏出一张攥着的纸递给宋庆龄。宋庆龄一看，不禁勃然大怒：“这是我拍给反帝大同盟的手稿，你们为什么不许发表？”
“这真是从你这里发出去的？我真不能相信，像你这种地位，乃一国之母，干这种事实在让人不可思议。”
“这是唯一诚实的态度。你怎能散布谣言，把我的电报说成是共产党人的捏造呢？我完全有权利可以证明，这份手稿的一字一句都是我自己写的。”
“你又怎能发表这种电报攻击政府呢？我们先把你我之间的私人关系放在一边，政府对这种严重的过失是不能忽视的。即使政府真的犯了错误，你也不能公然说这样的话，你应该遵守党纪。”
“遵守党纪？”宋庆龄不禁气上心头，她面色凝重，放慢语气，一字一顿地说道：“谢谢你们把我的名字列在你们中央执行委员会当中，其实我并非是贵党成员。你有勇气告诉我，我没有权利说话，你们不是把我当着招牌去欺骗群众吗？这是你们对我的侮辱。你们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留下了多少的屈辱啊，总有一天群众会找你们算总账的，我是代表被压迫的民众说话的，这是你也知道的，我的电报正好是代表了千千万万的中国民众的心声。你不要再对我浪费言语了，请别存有一丝一毫的幻想。”
宋庆龄矢志不移的政治立场和光明磊落的政治胸怀已使戴季陶汗如雨下。一番辩驳之后，他掏出了手绢，颤颤抖抖地擦去头上的汗珠，又做出了最后一次努力：
“孙夫人，我希望你不要再发表宣言了。”
宋庆龄沉吟了一下，然后明确地说：“戴君想让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就是枪毙我，或者把我监禁起来。不然，这就证实你们承认了你们所受的指责并不冤枉。但是，我希望你们做什么事也要和我一样的光明磊落，不要鬼鬼祟祟，使用毒计，用侦探来包围我。”
孙夫人的一番话语，早巳使戴季陶如坐针毡，只好告辞：“以后我再来看你。再见！”
宋庆龄只简洁地回答了一句：“再来谈话，也是无用的，我们彼此间的鸿沟太深了。”
戴季陶碰了一鼻子灰，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1931年1月30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疯狂地制造白色恐怖，野蛮地镇压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为了反抗蒋介石，救助中国革命，1933年12月17日，以宋庆龄为首发起创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并保护和营救了大批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反蒋的爱国民主人士，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
宋庆龄所做这一切，蒋介石看在眼里，气在心里，更加大怒了，大发雷霆，种种计谋都对宋庆龄万般无奈之后，他对宋庆龄的恐吓终于开始升级了。
“真烦人，她真是我们法租界的最大包袱。”
复兴社的大特务沈醉夹着一支香烟，靠在躺椅上，望着袅袅上升的一个个烟圈儿，一筹莫展。
“咳，每天都要写监视日报，还得去侦察与她来往的人。寄给她手枪子弹，她居然不害怕。”
他掐灭了香烟，从椅子上站起来，来回踱着方步。焦虑使他的眉梢紧皱。他放开咬着的嘴唇，自言自语道：“她要是离开法租界，住到别处或者出国去，那我可就省了不少的麻烦。”
他在窗前停住了脚步，望着窗外朦胧的烟雾，长叹了一口气。
每隔几日，沈醉都例行公事地要从上海到南京向戴笠亲自汇报情况。这次也不例外，戴笠又向他询问了有关宋庆龄的事。
“还是老样子。”沈醉如实相告，话中带有惭愧的语气。
“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戴笠皱了皱眉头加重了语气，命令道：“一定要派人设法打进她的家，收买她身边的人。”
派一个什么样的人？沈醉冥思苦想，他最后决定派一个女特务去接近宋庆龄身边一个姓李的女佣人。这个女佣人很年轻，只有二十来岁，沈醉很有把握能把她收买过来。
接受任务的女特务化装成了一个自称“王姐”的女佣人，开始行动了。她瞅准了机会，在了解了这位李姑娘每日行踪后，抓住了她的弱处展开了行动。
一个晴朗的午日，一个罪恶的阴谋，一个令人憎恶的女性出现在菜市场里，等待着李姑娘的出现。
今天李姑娘像往常一样挎着菜篮，迈着轻快的脚步，出门上街买菜。当她提着满兜的菜正准备转身回去时，突然与从旁闪过同样提着菜篮的一个女佣撞了个满怀，菜洒了一地。
“对不起，对不起，我实在是没有看见。”女特务佯装着连头都不敢抬的样子，急忙蹲下，帮助李姑娘拾掉在地上的蔬菜。
当二人起身相对时，这个女人忽然愣住了，好像见了熟人似的，她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又不便启齿，嗫嚅了半天，终于开口道：“姑娘，你贵姓？我们好像见过面？”
“我姓李。”李姑娘很是诧异！
“咳，我认错人了。”说着，这个女人就低下了头，用衣襟抹起了眼泪。
“大姐，您是不是有什么难事，如若不嫌弃就给我讲讲吧？或许我还能帮你一把呢？”
于是这位大姐，抹了抹眼泪，向这位“妹妹”诉说开了：“我姓王，都称我王姐，是一家寓所里的佣人。不瞒你说，我有个妹妹，与你长得很相像，我们姐俩一起出来，被……”说着又抽噎起来了。李姑娘赶紧安慰她。两人边走边说，不知不觉中已走到宋家门口，俨然已是一对患难姐妹了。“王姐”的眼泪与悲惨的身世赢得了李姑娘的同情。分手时二人相约以后再见面，特工毕竟是特工，经过一个月的接近，“王姐”终于骗取了李姑娘的信任，并带她一起来宋家几次。
来了几次之后，宋庆龄不禁对这位“王姐”产生了怀疑。每当她的目光射向她时，她总是在极力掩饰的慌忙中故意避开。这引起了宋庆龄的注意。等这个“王姐”离开之后，宋庆龄把姑娘拉到一旁，悄声问道：
“小李，这个女人是怎么认识的？”“是我买菜时认识的，她很可怜。”李姑娘闪着纯真的大眼睛，将二人如何相识，如何往来的前后都告诉了夫人。最后问：“有什么不对吗？”宋庆龄听后，对她正色说：
“小李，我们现在的情况你也很清楚，特务随时准备暗害我。务必要提高警锡，以后要与这个人少来往。”
李姑娘点头称是，心中谨记夫人的话。果如所料，不久这位“王姐”就开始向她打听宋氏来往客人的情况，并送给她不少五颜六色、花花绿绿的礼物，并口口声声地与她姐妹相称。李姑娘不愿违背“伸手不打笑面人”这个理儿，关于宋家的情况还可以不予相告，但这东西呢，真是退不是，要也不是。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带着这些东西一溜小跑回到宋氏的寓所，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宋庆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