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势力明争暗斗
国民党时期广为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蒋家天下陈家党。”这个陈家党便是统治国民党党务达二十年之久的CC派系。所谓CC，就是二陈（陈果夫、陈立夫）的代词，英文拼陈字，是C字开头，所以就用两个C代替二陈。也可以说，这是二陈的绰号，显然是别人加给的，不是自己的命名。为什么成了CC派呢？这有它的来源。1933年，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曾经组织过一个不公开的组织“青白团”，作为二陈搞党派活动的领导核心。二陈有目的地网罗各地一些思想一致的当时比较有名望的人，如河南的陈洋岭，东北的王星舟、齐世英、刘不同，河北的梁子青、时子周，山东的庞镜塘，湖南的邵华，山西的郭紫峻，安徽的高宗禹，上海的吴开先、潘公展，北方的李永新，以及洪陆东，骆美奂、方治、周学昌、张冲等等，加入“青白团”。嗣后，“青白团’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蒋介石为了表现自己“党内无派”的政治主张，不允许“青白团”公开化，但这不过是掩耳盗铃。与之对立的其他派系，如自认为是正统的胡汉民派、西山会议派、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改组派，对二陈所组织的“青白团”很不以为然。不称之为“青白团”，而称之为CC，意在讽刺二陈结党营私，另立门户。这就是CC派的来历。CC头目陈果夫和陈立夫，是亲兄弟，果夫是兄，立夫是弟。他们的亲二叔陈其美曾与蒋介石追随孙中山闹革命，先前和蒋介石在上海搞交易所时，结为盟兄弟；蒋介石称陈其美为恩师。蒋介石重用二陈不能不说搀杂着对恩师的感情成份，人们一谈到二陈的发迹就不能不提及蒋介石与陈其美的交情。
戴笠与CC系的矛盾由来已久，到三十年代中期，这种矛盾已变得更加深刻而尖锐。追溯矛盾的起源，主要是因为蒋介石手下的政治派别活动。
蒋介石手下历来有三大政治派系。一派是政学系，以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永泰、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为首，其间集结了一批政府机关要人，仅各省的省政府主席就有十人。政学系的辈份较高，上层基础厚实，久经宦海沉浮，从政经验丰富。从表面上看，蒋介石在某些重大问题上都能与之商量，采用他们的意见，显得比较得势。另两派是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代表的主管党务和司法文化教育的CC系和以复兴社为代表的主军的黄埔系，班辈较低一些，但组织严密，下层力量雄厚，权力欲和排他性强，向外进攻凌厉。三派虽然都受蒋介石直接掌握，是支持蒋介石统治基础的三大支柱，然而三派之间由于各有长短，互不相让，相互之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拳打脚踢，从来没有停止过。从黄埔系这一方面看，他们认为政学系始终不过是受蒋雇佣的一群伙计，充其量只能是些“师爷”、“管家”，永远当不了“老板”。黄埔系背后称杨永泰为“杨师爷”，张群为“张总管”。政学系控制的主要是政府部门，与主军的黄埔系尚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有时黄埔系对政学系操纵得太过火也只是骂骂而已，没有动真格的。但是，黄埔系对CC系就不一样了。黄埔系一贯自诩为蒋介石的唯一嫡系，而把CC系看做是蒋的“螟蛉子”，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争当嫡系和主流派的斗争。
从CC系这一方面来看，则是采取两面作战的态势，即一方面要和政学系这一批老官僚作战，另一方面则要对付以复兴社为代表的黄埔系这一批“天子门生”的挑战。CC系要搞党天下，不能没政权，由此而视政学系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以致发展到后来，竟雇佣杀手将杨永泰杀于汉口海关轮渡码头。在CC系眼中，复兴社这一批黄埔军人，只不过是给蒋介石的浙江系官僚当差的保镖，现在居然也想染指政权，当然不能同意。
于是，CC系同复兴社的矛盾很尖锐，两派的明争暗斗，简直成了双方组织活动的重心和动力来源。有时，双方的一般成员对所谓“异党活动”的防范，只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只有对CC系或复兴社的摩擦纠纷，才真正感到“劲头十足”，“斗志昂扬”。
黄埔系取攻势的时候多，CC系取守势的时候多。
戴笠的特务处与CC系掌握的调查科是蒋介石掌握的两大特工组织。从时间上来说，CC系的调查科成立在先，戴笠的特务处成立在后；从发展的速度上来说，特务处发展更快，调查科发展较慢。特别在行动工作方面，调查科更比不上特务处有成绩。
1932年夏天，CC特务系统召开了一次高级首脑会议，专门检讨与特务处的斗争问题。在会上，陈立夫、张道藩、洪兰友、叶秀峰、徐恩曾等CC大头目都认为戴笠的特务处在行动工作方面已经后来居上，调查科的破案率只及特务处的十分之一。调查科只在南京、上海、九江、汉口有行动表现，而特务处的行动成果已经遍及全国。
在会上，CC大头目叶秀峰等人猛烈攻击调查科驻沪特派员黄凯，指责他在上海成天抽鸦片、嫖妓女，私生活太坏，在特务工作方面没有做出成绩，应对CC特务系统的坍台负责。并警告说：“你再不努力，以后全部工作由姓戴的去做了。”
这次会议后，CC特务系统决定成立肃反委员会，又计划成立东南、西南、华北、华中、特区等五个分局，准备与戴笠抗衡。黄凯的驻沪特派员因与戴笠在上海的特务工作竞争不力被撤职。可见当时CC与戴笠斗争的激烈程度。
在初期，戴笠与CC系斗争时，双方还顾及到一些面子，没有撕破脸皮干，只是在暗中憋着劲较量。相互通过各种方法，抬高自己，贬低对方，以便把对手踏在脚下。这也是戴笠所以在反共方面不惜代价，要与调查科争锋的原因。但争来争去，戴笠的反共方面还是争不过调查科。
CC系的调查科自从在三十年代初破获顾顺章案，一炮打红后，又相继破获了中共的一些重要组织，其中有共青团中央、中共临时中央等重要机关。这与戴笠抓了个“怪面人”，却没有下文的场面比较起来，声势自然不同。
CC系的特务组织，在与中共地下组织斗争方面，也确有一些手段是戴笠所不及的，体现出较高的反共水平。按照蒋介石对CC系特务组织的要求，主要有五项调查，即党政调查、党派调查、经济调查、日伪调查、文教调查。其中党派调查就是对共产党的调查，并规定只要党派工作做好了，即使其他各项工作做得都不好，也能得到蒋介石的重视和嘉奖。
而戴笠反共的决心和劲头虽不亚于CC系，但是，蒋介石交给他的任务是以猎取军事情报、监视军队将领、控制瓦解杂牌军队、完成绑架、暗杀任务等特工活动为主，这样反共就不能做到专心致志。同时，特务处在反共的资历方面，也比CC系的特务系统要浅，人才、技术、经验、基础、条件都不如CC系雄厚优越。
首先在内部建制上，CC系把他们认为基本队伍中最有水平的一批高级特务放在主管反共斗争的第一线。
其次，在对共产党的研究上，CC系有一套高出戴笠的办法。这就是搞小组学习，要特务们读马列主义书刊，讨论共产党的党的建设，甚至由专人拟制提纲深入钻研《联共党史》，为小组布置学习问题。这与戴笠对手下特务的思想封闭禁锢，以至谈“马”色变，谈“红”色变来说，确乎要高明一些。
再次，CC系特务十分注意研究和提高“劝降”技术，对被捕的中共党员进行“劝降”审训的时候，一般采取心平气和的“说理”方法，而且善于用国民党的观点“辩驳”马列主义，来动摇共产党人的信念等等，促使其叛变革命。这和戴笠对抓捕的人犯动辄严刑拷打，甚至亲自用刑逼供比较起来，也有水平高下之分。
第四，就特情人员的运用来说，CC系特务也不同于戴笠。他们一旦发现共产党的基层人员，并不急于逮捕逼供，而是先把他们引到偏僻的茶楼酒肆里，进行引诱、威胁，促其办理秘密自首手续，培养成内线“细胞”，然后扩大战果，从各方面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打入高一级的中共组织，凡发现不利于“细胞”增值的障碍，立即予以铲除，等等。
正因为CC系特务在反共方面有这些“高明”的手段，在整个三十年代的前期和中期，CC系特务组织的地位始终在特务处之上，尤其是反共方面，CC系特务组织无疑是权威机关。CC系大头目陈立夫也历来瞧不起戴笠动辄绑架、暗杀的土匪作风。
在一次CC系特工训练班上，陈立夫对特务们讲情报业务的政治要求，课后，陈立夫对身边的亲信特务说：“戴雨农喜欢蛮干，情报工作人员摆出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武装代替一切，还要情报工作技术有啥用场？”陈立夫虽不满意戴笠的做法，但从不公开批评，只是常在闲谈中讥讽奚落对方。
戴笠何尝不知道CC系的态度。于是，他一方面借于黄埔系的势力，处处与CC系为难。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CC系的势力出现，复兴社和特务处的力量就要打上门去，进行争斗。另外，CC系特务组织所属各单位要搜捕和处理人犯等，必定要经过各种警察局的批准和协助，而警察机构大多掌握在特务处手里，戴笠就借此与CC系难堪。只要是CC系提出要捕人，警察机关总是千方百计予以掣肘。
三十年代中期，双方的工作重点都放在上海，因而上海市的警察机关成为双方斗法的场所之一。CC系特工总部（即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区第一任区长史济美通过CC系掌握的上海市警察局督察室的关系，与上海市警察局所辖各分局打交道，但只能在华界地区活动，对于租界当局，是不能去联系的。史济美要捕人，只能用上海市特别党部肃反专员的名义向上海市警察局申请，批准后才能执行，而且被捕者要首先送上海市警察局，这给CC系特务们处理中共案件，培养“细胞”、发展内线带来极大不便。
当时任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兼特务股主任刘槐是戴笠的人。处处对史济美进行刁难。史济美对此忍无可忍之中，又不得不对刘槐低声下气，处处予以拉拢巴结。后来，史济美干脆向特工总部申请了一笔专项费用，按月津贴刘槐，这才算网开一面，让史济美把上海区反共活动的一些特殊工作维持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戴笠和CC系之间的斗争也就越加尖锐，以致到水火不容的地步。成立“军统局”
蒋介石为了集中力量和避免复兴社与青白社的明争暗斗，于是成立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将其统一了起来。但一山岂能容二虎，两派斗争更加激烈了，究竟鹿死谁手？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实行全面侵华，于是全国性的对日抗战爆发。经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国共之间终于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内战，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不仅如此，一些中间党派，如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救国会、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以及国家社会党和中国青年党，也纷纷开始公开活动；全国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各种各样的救亡团体、救亡刊物如雨后春笋。
蒋介石面对全国政治生活中的这种新局面，鼓吹必须在国民党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之下，实现所谓意志集中和力量集中。这就是说，继续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用所谓的三民主义来统一各种政治力量，限制以至取消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使国内现存一切党派都必然消融于三民主义之下。为此，他提出以某种形式的统一来实现和保证政治的统一。按照陈布雷的话说：蒋公之理想，是化多党为一党。
为实现上述主张，蒋介石把“统一”的目标首先集中于青年运动上，希望建立一个在其领导下的，新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作为青年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1937年11月，蒋介石指定“C．C．”系、复兴社及其他幕僚亲信和派系的代表人物，如陈果夫、陈立夫、贺衷寒、陈诚、张道藩、谷正纲、谷正鼎、徐恩曾、叶秀峰、周佛海、康泽、刘健群、张厉生、邓飞黄、范予遂等，负责设计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问题。他们先后草拟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宣言》、《三民主义青年团政治纲领》等。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议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训练全国青年，使人人信仰三民主义。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接着又召开了五届四中全会，决议通过《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要旨》，规定：青年团设团长一人，以本党总裁兼任之；设评议长一人，评议若干人，组织评议会；青年团之干部由团民指派之；青年团为公开之团体等等。5月，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由陈诚、陈果夫、张厉生、张道藩、朱家骅、谷正纲、谭平山、段锡朋、周佛海、甘乃光、贺衷寒、康泽等C．C．（亦称青白社）和复兴社及其他方面代表人物组成，6月6日，公布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团章，8月，成立了三青团干事会，以陈诚、陈立夫、朱家骅、谭平山、张厉生、段锡朋、陈布雷、甘乃光、贺衷寒等九人为常务干事，陈诚兼任书记长。
蒋介石之所以决定组织三青团，正如他在《告全国青年书》中所宣扬的，是以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努力方向的原则，来集中青年力量。他说：吾中国青年，处此抗战建国之艰苦环境中，断不须效法当世其他国家，让多种不同之政治信仰与行动并存发展。中国今日之所以作育青年者，只有示以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努力方向之要义。如此则新的革命力量，必将因本团之产生而完全集中，而永久集中。其目的，不仅是希望把共产党和其他党派都纳入三青团组织中，从而取消国民党以外的所有各政党。同时，蒋介石也借此取消国民党内的各个不同派系，以达到统一组织、统一指挥之目的。因此，在决议成立三青团时，也要求取消C．C．（青白社）及复兴社等国民党内的派系组织。
1938年4月底，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严厉申令全体党员：嗣后本党以内，再不得有所谓派别小组织，应一律取消。6月初，中华复兴社与青白社同时宣布解散。
在中华复兴社解散之时，国民党当局将军事委员会所属调查统计局之第一、二、三处予以改组，扩编成二个独立的特务系统。即第一处扩建成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第二处扩建成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第三处改建成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检处，负责邮电检查等。“中华复兴社”解散后，其成员转入“三青团”，秘密的特务系统转入“军统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