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出发过程中，发生了一个插曲。上午8时半，戴笠亲自到缫丝厂乡下办事处为先期赴东南的队伍送行。出发人员共乘4辆卡车，由局本部总务处庶务科科长张东生带队，因张已改任安徽歙县雄村中美所第一特训班总务组长。随行人员中有一对男女，是戴笠的内表兄毛权夫妇。
毛权的长相很像戴笠，被戴笠留在身边当替身。一次因梅乐斯将毛权当作戴笠，三呼而不应，梅因而对戴产生误会。此事经中美所翻译刘镇芳进行沟通才弄清原委，戴由此大怒，立下手令开除毛权回家。
当时从重庆到浙江，千里迢迢，路途遥远艰险，毛权夫妇好不容易等到这么一个机会，由总务处安排乘中美所赴东南的车辆随行，但戴笠看到车上物资太多，而毛权夫妇连人带行李却要占去不少的地方，大为恼火，立命手下特务拉毛权夫妇下车，自己想办法回家。毛权夫妇见此大哭不止，后经毛人凤等从旁劝导，戴笠才放他们过去。
戴笠与梅乐斯一行于1943年3月2日从重庆机场乘飞机先赴广西桂林，经湖南衡阳，转赣人福建，到达此行第一站福建建阳。
戴笠、梅乐斯在建阳期间听取了李崇诗关于中美所东南办事处筹建情况的报告，视察了办事处的筹建情况，指示李崇诗要迅速在沿海地区以及东南各省部署力量，以点带面，展开工作，切实掌握日军在大陆和台湾海峡活动的情况，迎接盟国太平洋海军的北进等等。
在建阳期间，戴笠还调整人事，一方面吸取以前的教训，在各公秘特工单位内部建立秘密轮值督察制度，由局本部督察室向各单位派出1名督察，暗中监视特务的言行，另派军统老特务杜宜之到闽北站任督察，加强领导；另一方面，指示在各公开机关设立情报组，所有军统分子或运用分子都列为公组成员，由各公开单位主管人任组长，并规定了每个组员的联络化名和每月至少要给闽北站提供一份情报的任务，各“公组”设编审书记1人负责编汇，每月由闽北组考核成绩，以决定升迁奖惩等等。对于闽北站汇集的情报，戴笠则指示必须通过局本部迅速转送中美所，由中美所及时提供给美军海军部做参考，以便配合美军太平洋舰队向北推进等等。
3月中旬，戴笠与梅乐斯一行到达建瓯东峰特训班观察。戴笠这次到东南训练班的目的有四：
一是主持第一期学生的分系训练，并根据梅乐斯的要求，增加配合美军登陆作战等方面的训练内容。为此，该班对学生突出军事学术科目的训练，由军统拨出巨款修建了一个设备极为新式完善的秘密靶场，由中美所供给大量的弹药供学生练习实弹射击，培养神枪手。
二是通过分系甄别评审，戴笠准备亲自从中挑选100余名成绩优秀、忠于党国、热爱团体的学生，送往重庆即将举办的“中美合作所特种警察训练班”深造，使其具有“万能情报员”的水平，并精通一至二国的语言，准备派往国外任国际情报人员。
三是戴笠和梅乐斯决定在东南训练班建立“巡察总队”训练班。巡察总队是一支特务武装部队，目的也是为了在沿海省区开展武装活动，为美军在东南沿海开辟第二战场预作准备。在戴笠来说，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通过建立巡察总队，准备将来在抗战胜利后与中共武装游击部队争夺地盘。戴笠与梅乐斯商定，该总队的训练全部由中美所派出美军特工人员负责，队员从服装到武器等装备都是美式。训练内容也着重在军事术科和武器的使用。
四是戴笠决定在东训班主持“四一”大会。这是戴笠自军统正式举行“四一”周年庆祝活动以来，第一次离开重庆在外地主持庆祝活动。自“四一”10周年庆祝大会以后，戴笠已知对军统活动不能过份招摇，以免招忌。于是，在“四一”11周年前夕，戴笠借故出走东南，重庆的纪念活动虽然一切照旧，但规模却大大压缩。
4月1日这天，戴笠在东训班参加庆祝活动，重庆的纪念大会由第二次出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军统局新任挂名局长林蔚主持并讲话。林蔚所做训词，从头到尾只讲军统要效忠领袖，努力工作等等，只字未提戴笠。以林蔚的一贯为人和作风，在大会训词不提戴笠不是一时疏忽，而是蒋的某种意图的体现。戴笠对此原存的恐惧不安心理不免又深了一层。
视察东南特训班之后，戴笠、梅乐斯一行翻山越岭，过了仙霞关便到了戴笠的家乡江山县。
戴春风衣锦还乡。1942年6月，日军一度攻占江山县，戴公馆已毁于战火，家中无立足之地，戴笠只得在仙霞破庙暂住一宿。其时，戴母年近70岁高龄，因咳嗽久治未愈，且有咯血之疾。戴笠目睹劫后家毁母病妻亡的惨景，心中未免伤心，有意想把老母送往重庆。但蓝氏坚不肯离乡，戴笠无法，只得以忠孝不能两全自嘲，于第二日赶赴江山县城处理轰动一时的所谓“柳莲芳间谍案”。
原来，驻防江山县的国民党第25集团军总司令部调查室主任、军统少将姚则崇和调查室江山县行动组长、军统少校魏哲秋等人，因敲诈、侮辱落难江山的苏州女大学生柳莲芳未遂，故以查获的十二只赛璐珞梅花别针为证据，诬蔑柳莲芳为日特梅机关的间谍。
既然是间谍，必须有一个网络，于是又通过捕风捉影、严刑逼供等手法，先后在江山及浙江、江西、湖南、福建等地抓来90多人，弄得整个江山县城满城风雨，草木皆兵。
由于影响涉及面很广，引起了国民党东南方面高级官员的重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主任陈果夫、军委会机要室主任毛庆祥、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第25集团军总司令李觉的岳父何键、第10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等人纷纷来电询问事实真相和结论。
国民党第25集团军总司令李觉认为此案系戴笠手下人所为，故拒绝加以过问，任由调查室一干人胡作非为，就连国民党军风纪第一巡察团团长金汉鼎闻讯到江山调档审阅，也被总司令部以戴笠做挡箭牌打回。故金汉鼎回到重庆，即向军委会提出彻查此案的要求，CC系的干将、《燕南日报》社社长胡健中等人更是推波助澜，借机向国民党中央告状，要求弄清此案真相。
于是，连戴笠也不得不重视起来，特派局本部督察室督察连谋专程到江山县调查核实，结果很快弄清此案纯是一起诬陷案件，因而否定全案，然姚则崇等人不服，告状告到戴笠处。这时，江山县一些社会贤达绅士也联名打电报给戴笠，恳请他为柳莲芳一案涉及的无辜人员平反。于是才有戴笠的江山之行。
戴笠住进江山县城南门外上三桥一处新屋，未审柳莲芳一干“间谍”，也未找调查室一干特务，却找到江山县商会会长王寿昌询问此案真伪。王寿昌以“我江山县百姓，一向团结抗日，岂有汉奸成为集团之理”一席话，顿开戴笠茅塞。当即同意连谋的结论，下令全部释放柳莲芳等90余名无辜罪犯，将调查室主任姚则崇、江山县行动组长魏哲秋、秘书陈自耕等人拘押解往上饶，经审判，由戴笠指示枪决，并公诸报端，公开执行。当时人人对此深信不疑，以为戴笠做了一件好事，岂知姚则崇还是被他用替身术保了下来，仅易地使用而已。戴笠以假乱真，欺世盗名的手段由此可见一斑。
戴笠、梅乐斯一行离开江山县，浩浩荡荡向江西上饶进发，到达此行第三站一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部，与司令长官顾祝同再次商谈忠义救国军的整顿问题。
1940年，因忠义救国军与三战区的国民党军队矛盾重重，互相攻讦，官司一直打到重庆蒋介石那里。后经戴笠亲赴东南地区进行整饬，才使忠救军与三战区的矛盾一度有所缓和，并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协调默契地袭击新四军，受到蒋介石的嘉奖。
但是，由于忠救军本是一些良莠掺杂的乌合之众，又占据着沦陷区与国统区的交通前沿地带，他们凭借天时、地利，在苏、浙、皖三省与敌占区接壤的阴阳界上设关立卡，强征暴敛，同时大搞走私贩卖、牟取暴利。忠救军的所作所为，使得三战区与忠救军的矛盾再度尖锐起来。弄得顾祝同也站出来向蒋奏了一本，说忠救军不服从指挥，抗敌不力，扰民有余，十足一群土匪。
蒋介石自1942年以后，对戴已有了戒备心理，也就对这类事采取有所偏向的态度进行处理。他把三战区揭露忠救军种种不法行为的报告批转戴笠查处具报，并威胁要取消忠救军建制，维护战区军令统一。
蒋介石这—手，无疑把戴笠惊出了一身冷汗。他知道蒋这次发怒与上次训斥忠救军不同，上次是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这次是借题发挥，另有企图，自己如处理不当，必受其累，自己多年来苦心经营起来的这—份特务武装的家当，也会毁于一旦。
于是，经过反复考虑，戴笠向蒋呈送了3条处理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