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和广州沙基惨案相继发生，1926年9月初，四川万县附近英国商轮浪沉民船暨驻军船只，万县驻军将肇事轮只予以扣押，正待交涉，英国兵舰两三年里，全国各处，都激起了反英的怒潮。英美烟公司在1927年7月为“抗议”课税而停工，对于他们自身的利益来说，毋宁是不智已极的举措。八千多工人不但不会成为他们的工具，却竟反过来被利用为打击公司本身的武器，使英国对华经济侵略，受到一次最严重的致命伤。
这一次抵制英货期日之持久，浪潮之广泛，应该说是政府支持，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和全民一心一德，共同努力的结果，然而在最前哨的上海，杜月笙确亦有不容抹煞的功劳。他决定方针最早，同时更能够把握时机，将他奇妙而深厚的影响力量，——化为实际有力的行动，一次次给予英国人重大打击。
英美烟公司工会的几位主要负责人，如李长贵、顾若学等，都和杜月笙有很深的交谊，又如陈培德，则是黄老板的学生。最重要的是，杜月笙的一位得意门生陈君毅，正是领导该工会的党方实际负责人。
8月1日，好几千名英美烟公司的工人，在祥生铁厂附近的空地上开会，由李长贵主席，陈培德大声疾呼，激发工人们的热烈反英情绪，最后，是顾若峰慷慨激昂，提出了六点意见——
（一）即日派代表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请国民政府对英美烟公司无故停工影响工人生活，提出严重交涉。——而不是英国人的最初目的，要工人去请求国民政府减低统一卷烟税。
（二）请求全国各商人团体，设法抵制英美烟厂的产品。——可以说是逸出范围的题外之谈，然而，以爱国家爱民族的观点看，却大有“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的所概。
（三）请求本埠行政机关，函知上海各中国烟厂，收容失业工人。——表明这一大批爱国工人，根本就不想再吃外国人的饭了。
（四）请求各界发起募捐，以实力援助。——大有长期抵制，拖垮英美烟公司的决心。
（五）组织失业临时工人代表团，襄助工会办事。——由此可见工会往后事务之繁剧。
（六）停工期内，不准任何工人入厂工作。——预先防范动摇分子的变节或归顺。
这六点意见，当场获得一致通过。
“赔了夫人又折兵”、“太阿倒持，授人以柄”，八千多工人突如其来的重大转变，使英美烟公司的英国头脑，为之目瞪口呆，手足无措。英美烟公司工会（名义是上海烟草工会第五分会）的文件分发出去，一开头便指责公司“抵抗国税，狼吞储金，意图捣乱革命后方，突使工人失业”，接二连三，几记闷棍，打得英国人晕头转向，不知如何是好。
接下来，社会舆论以严厉斥责，街头巷尾的中国老百姓，纷纷大骂英国赤佬欺人太甚！更严重的是各商店、各烟贩，不约而同地自动拒卖英美烟公司的产品，英美烟公司停工关门，营业一落千丈，几已面临被连根铲除的地步，于是，英国人慌了手脚，他们所透露出来的口风，渐渐的软化，软化，再软化。
很凑巧的，到了8月12日，我国第一任劳工局长马超俊，抵达上海，因为上海市总商会统一委员会宣誓就职，他专程前来代表中央监誓。就在这一天，他站在工人的立场，请上海交涉使署赶快办理这一桩交涉，以免夜长梦多，影响工人的生活。——13日上午，上海交涉使署派了一位郭泰华专员，陪同工会代表李长贵、顾若峰和魏云春，到英美烟公司磋商复工，公司方面由大班马立斯代表谈判，前后花了四个小时，马立斯承诺下来复工三条件：
（一）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
（二）开工后不得借故辞歇工人。
（三）停工期间，赔偿工人损失工资二日。
基于双方协议，8月15日，在整整停工两周以后，英美烟公司开始复工。这是一场很漂亮的外交战，政府和民众，同心协力，不仅把趾高气扬的约翰牛，打得垂头丧气，声声讨饶，而且，这一仗还打出一个极丰硕的果实，——英国人应允复工，也就等于承认了值百抽五十的统一卷烟税。有此一笔数额庞大的税收，对于定鼎南京伊始的国民政府，在财政上实有重大的裨益。
实在的“万能手”
1930年，阎冯挑起中原大战，河南江西遍地炎黎，李宗仁、张发奎入侵湖南，受全国情势动荡不安的影响，物价飞腾，白米一担涨到二十元以上，法商水电工会里的一些共产党人发表声明：部分工人声言工人每月薪金不及一石米钱，生活无法维持，而公司里的法籍雇员，一加薪便是月支规银二百两，他们说：待遇如此不公不平，那怎么行？于是，共产党人，工人领袖徐阿梅人长得高高大大，由他组织机务部的工人，向公司提出改善待遇六条件。
因为徐阿梅发动的人数不多，法商公司不免掉以轻心，先是三次通告，拒绝工人要求，后来爽性关闭厂门，把肇事的工人屏诸门外，另行招雇新工，又寻来一批白俄，入厂工作，逼得这批工人无路可走，终于制造事端，酿成血案，闹出了轰动全国的轩然大波。
血案发生在7月21日，那一天，清早八点多钟，法商水电公司的机务、车务两部工人两百多名，跑到法租界马浪路工人俱乐部，责问查票工人为什么不采取一致行动，参加罢工？巡捕房得到了消息，派遣大批的铁甲车，载了一百多名荷枪实弹的巡捕，驰往弹压。
工人们不怕，由徐阿梅领头高声抗议，工人往前一冲，巡捕沉不住气，拔枪便放。于是马浪路上子弹横飞，鬼哭神嚎。屋顶上一个看热闹的泥水匠，当场中弹身亡。徐阿梅带来的工人，重伤两名，轻伤二十三个。而且不分轻重伤，统统一道被抓进巡捕房。
事情闹大了，法租界巡捕房公然当街开枪杀人，难免引起公愤，局部罢工迅速蔓延开来，上海各工会立即组织后援会，严重警告法国驻沪总领事，要他负责善后。上海市政府一面派员晋京，报告工潮经过和惨案真相，一面派秘书耿家基，向法国驻沪总领事提出交涉。
事件发展到最高潮，是国民政府训令外交部，以法国巡捕在我国领土上开枪杀人，显系蔑视我国主权，从此，罢工案演变成为国际纠纷，国民政府外交部，向法国驻华公司提出抗议。
法国驻沪领事范尔迪，从来不曾经过这么大的风浪，吓慌了手脚，只好以私人关系挽请杜月笙出面调停，范尔迪聘任杜月笙为他的代表。
因为杜月笙一向受知于党国元老张静江，另一位党国元老、张静江的好朋友，和杜月笙关系亦深的李石曾，也住在上海法租界，他认为这件工潮应该迅速合理的解决，于是他也参与斡旋。至于陆京士运用他在工人群中的影响力量，为杜月笙奔走调停，釜底抽薪，自属不在话下。
经过这三方面的通力合作，8月12日晚上，李石曾邀约市政府秘书耿嘉基，法国总领事代表杜月笙，和工人代表张其祥等七位，到他的家里举行谈判。当工人代表提出六项条件，杜月笙听完以后，顿即言语一句：
“可以照办。”
李石曾很高兴，请工人代表和法国代表在草约上签字，然后嘱耿嘉基持此草约去寻法国总领事认可。法国人喜欢耍赖，先则范尔迪不在，由总巡捕费沃里代表签署，费沃里说：
“这里面的第四条，法商公司恐怕无法照办。”
解决了天大的风波，法国头脑竟而小家气，过河拆桥，杜月笙甚为光火，当时便说：
“你把第四条取销好了，这一条，由我杜某人个人负责！”
费沃里老着面皮，当众划去草约上的第四条——
“自愿退出公司之四十名工人，工资照给，其待遇与在厂工人等同。”
等到十三号早晨，工会召开会员大会，报告情形，陆京士早已有所布置，大家说条件满意。接着，中午开庆功宴，全体聚餐，下午一点钟，一两千工人欢欢喜喜，排好了队去复工。
满天星斗一扫而空，范尔迪也回来了，他约杜月笙去研究草约，两人一见面，范尔迪便愁眉苦脸。告诉杜月笙说：
“法国总领事无权过问法商公司的业务，草约里面有若干项，公司当局不肯答应，使我相当的为难。”
跟法国人打交道打得多了，杜月笙明知这是恩将仇报的嫁祸伎俩，充其量不过破费几文，法国人要赖账。当时，他若无其事地问：
“哪几项呢？”
范尔迪不厌其烦，一一报来。果不其然，凡是该拿钱的条文，公司一概不认账了。
其中包括：
（一）罢工期间工资照给。（两千多人二十三天的薪水）。
（二）一律月增工资四角。（每个月至少要五千余元）。
（三）四十名退出公司的工人，工资照发。（四十个人天长日久，按月到杜公馆拿钱养家）。
剩下来，为公司当局所接受的，只有三条——
（一）被捕工人释放。
（二）抚恤金、退职金、年赏金，原则“接受”，办法“另议”。
（三）公司不得无故借端开除工人和职员。
跟范尔迪争也无益，杜月笙落得漂亮，他一拍胸脯，又是言话一句：
“法商公司答应不下来，全部由我付了。”
范雨迪内疚甚深，他连声地道谢，道歉。
事后细算这一笔账，杜月笙一总赔了三十多万现大洋。
或许有人曾说，杜月笙活该赔累，因为他着实冒昧，既要签字于草约之上，为什么不先跟范尔迪商量，弄得来作茧自缚，赔钱受累，殊不知，杜月笙之所以为杜月笙，就在于他有所为有所不为，不为的是洋崽，洋奴，洋人的工具；范雨迪是法国驻沪总领事，他代表法租界、公董局、领事馆，以至法国人，法国政府，法国精神。杜月笙当他的代表，也等于代表了法兰西民主共和国，这是个为黄种人、中国人争体面的光荣差使，他干。但是在他干了以后，倘若要他事事请示，事事奉准而行，他可不来。他宁愿牺牲透彻，吃亏到底，也得保持他的“自作主张”，法国人肯照他的办，那么皆大欢喜，不肯呢，杜月笙不惜自掏腰包，赔钱受累，在他的想法却是：什么人在甚等时候能有这种机会，花个三十几万大洋，把法兰西民主共和国和杜月笙，等量齐观地在天平上摆一摆，秤一秤，而其结果，居然是杜月笙的言词一句，远胜过法兰西的外交官信誉。
自此以后，杜月笙大步迈进，更上层楼。无分宇内海外，到处听说杜月笙的大名，老上海尤喜津津乐道：
“世界上呒没杜先生摆不平的事体。”
法国固曾出过拿破仑和巴尔扎克，但是经此一仗，至少在东方人的心目之中，虎头蛇尾，见利忘义，因而人人都在这么说：“法国人不是好东西！”
“吃亏是福”，以功利为先的外国人，有时候实在难以省悟中国哲学的奥妙。
杜月笙奇兵突出，倘若不是范尔迪在当年便因病告假返国，由于范尔迪的内愧和杜月笙的理直气壮，他极可能把范尔迪他纳人他的建制之下，而使他自己成为法租界的太上皇。
1930年间，有一天，四川善后督办，兼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长刘湘，他部下的一名师长范绍增，专程拜访督办公署财政处长刘航琛，一见面便问：
“上海有个杜月笙，你知道吗？”
刘航琛点点头说：
“知道，但是我不认识。”
“我认识。”范绍增坦然地说：“他在上海帮了我不少的忙，譬如说采办军火呀什么的，这个人对朋友还算真诚热心，我欠了他不少的情。”
“啊。”
“因此，”范绍增开门见山：“我想送他两百担鸦片烟，这两百担烟我买好了，只花了十四万块钱。但是，照你督办署财政处的规定，我运这两百担的烟出去，要缴二十四万特税。”
“不错。”——刘航琛订定的鸦片烟特税，是每担一百斤，应缴大洋一千二百元。
“这批烟运出四川，经过宜昌的时候，又要抽四十万元的特税。”范绍增扳着指头算：“二十四万加四十万，一共是六十四万元。特税要比烟价高出四倍之多。”
“是的。”
“宜昌该抽的特税，我没得办法，只好照缴。督办署财政处归你哥子管，你既然晓得我这票鸦片是送给杜月笙的，可否请你把这二十四万的税免了。”
“不可以。”
“为什么呢？”
“这件事必须请示刘督办，由他来批。”
“我不好当面去跟他说，航琛兄，请你帮我去讲一声，好不好？”
“好的，我给你讲讲看。”
于是，刘航琛找一个机会，便向刘甫澄（湘）提了：
“甫公，上海有个杜月笙，你晓得不晓得？”
“晓得，就是没有见过。”
“我也没有见过，范绍增也没有见过。但是杜月笙帮过范绍增的忙，范绍增很想交他这个朋友，买了二百担鸦片烟，要送给杜月笙。范绍增托我来跟甫公说，既然是送礼，二十四万的特税，可否免掉？”
想了想，刘甫澄回答。
“范绍增要跟杜月笙交朋友，我何妨也跟杜月笙交朋友哩。这么样，你跟范绍增说，这二十四万的特税，算是我奉送给杜月笙了。”
刘航琛去把范绍增找来，告诉他刘甫澄允淮的经过，未后，再三叮嘱他说：“我虽然主管财政，但是，我管的是刘甫公的财政，他是主管，我是幕僚，对内有我跟他之分，对外，就只有他而没有我。所以，你要关照派去送礼的人，在杜月笙面前，要说是刘甫公看杜月笙的面子，免了这二十四万元的特税，万万不可说我刘航琛如何如何。
范绍增连声喏喏，走了。这二百担烟，后来运到上海，经张松涛之手，送给了杜月笙。
1931年元月，刘湘派刘航琛为特别代表，到南京晋谒蒋总司令，陈述他统一四川的计划，并且声明将以统一了的四川，作为中国的一省，以四川深厚的人力物力，为中央所用，——统一全国，抵御外侮。蒋总司令聆悉刘航琛的报告，甚为欣慰，他请军政部长何应钦，先拨轻机关枪两千挺，子弹三千万发，被助刘湘军事统一四川之用。
由于这批械弹需在上海具领，刘航琛亲自跑了一趟上海，办理手续，他从南京起程，乘火车到上海北站。在月台上，一眼望见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的驻沪代表徐次珩，他迎上去，握手寒暄。
“你是来接我的？”刘航琛问。
“我来接你。”徐次珩的神情略现紧张：“同时也是来送你。”
“这话怎么说？”
压低声音，徐次珩悄声告诉刘航琛：
“上海大亨黄金荣，要派他的学生刘颐漳，绑你的票。”
黄金荣要派人绑他的票？徐次珩说得刘航琛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刘航琛跟黄金荣无恩无怨，素乏一面之缘，他要绑刘航琛做什么？
还是徐次珩透露内情，是刘航琛这个财政处长的前任，对刘航琛久已不满，在四川省境，他拿刘航琛无可奈何。如今刘航琛单人匹马地到了上海，他正好利用他和黄金荣的交情，绑他的票，整他一整。
刘航琛暗忖，被绑一次也无大碍，黄金荣决不会公然杀人，无非是吓自己一下而已。再说，他的好朋友兼部下，刘湘帐下的师长兼财政处公债总局督办蓝文彬，在上海方面销货采办，一向走的是黄金荣路线。蓝文彬跟黄金荣也有交情，黄金荣可以接受刘航琛前任的请托，他当然不会不理蓝文彬的竭力营救和强烈抗议。
徐天珩见他一直在沉吟不语，急了，连声地催问：
“怎么样？你可不可以马上回去？”
“我还有事。”刘航琛笑着回答：“再说，我也觉得这件事没有什么了不起。”
“唉！你不晓得上海的情形。”徐次珩很担心地说：“你就不懂这其间的厉害。”
“那么，”刘航琛问：“你看可有什么化解的办法吗？”
想了想，徐次珩问：
“你认识不认识杜月笙？”
“不认识，”刘航琛摇摇头：“不过，刘甫公放过他一次交情，此外，范绍增跟他也很有来往。”
“那就够了。”徐次珩欢声地说：“我们马上去找杜月笙！”
驱车到了华格臬路，徐、刘二人的名帖递进去，司阍领他们到大客厅坐下；不一会儿，杜月笙满面春风，快步走了进来。
“欢迎欢迎！”他伸手和刘航琛一握，欣然地说：“刘先生，我久闻大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