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情，颇能表现王安石的为人与私德：
王安石的吴氏夫人是位胖太太，大约也不算美貌。有一次，她自说自话为丈夫置了一个小妾。可能是想给丈夫一个惊喜的意思，白天她对此事只字未提，晚上临睡时，才让这女子梳妆好了前来侍候。王安石大吃一惊，问来者所欲何为？就是说，他不知道一个美貌女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半夜到他的房子里来是想干什么。女子将夫人的意思讲给王安石听，王安石相当严肃地仔细盘问起来。这女子告诉他：自己的丈夫将一船官麦沉船失却，倾家荡产后仍然不足以偿还官债，所以自己被丈夫卖掉好还债。王安石问：“共卖得多少钱？”女子回答：“九百缗。”就是九百贯钱的意思。按照购买力折算，大约是今天不到二十万元人民币的样子。王安石听后，命该女子回她自己房间安歇。第二天一早，立命将该女子丈夫找到，让他把自己的妻子领回去。并且不必退钱。
公元1042年，即宋仁宗庆历二年，王安石22岁。是年，他一举中进士高第，为第四名。此后一生为官，官居宰相高位前后凡八年，其间一度权势熏天，几乎可以主宰百官的荣辱予夺。但是，此人从未用此权力为自己及其亲族谋过私利；他对金钱也从不计较，据说，其宰相俸禄几乎已经变成公费，任凭亲友甚至同事花费。而且，该人一生少见私敌，所结怨者，大多是为了变法的缘故。因此，就连后世相当厌恶他的批评者，都承认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真诚、虔敬的洁身自好之士。
王安石退居江宁后，虽然过着田野幽居的生活，但他的内心却还是深切地关怀着朝廷的局势发展的，所谓“西望国门搔短发，九天宫阔五云深”，就是反映了他晚年不平静的心情，然而他毕竟是罢了官的人了，对朝廷的事已无能为力，退居的王安石，有时会会朋友，谈诗论文；有时骑驴出游，与人说佛谈禅。王安石本身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的文章雄健峭拔，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诗词创作虽不多，但遒动豪气之中又富清新婉媚。著作有《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三经新义》。老年仍然热衷于读书、著述，编写了一本《字说》，对文字训诂有独特的见解。神宗逝世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但此时他已经是老迈体衰了。元祐元年（1086）四月，王安石一病不起，与世长辞，终年六十六岁。他在退居江宁时封为邢国公，死后，谥文。
书外人评：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集思想家和文学家于一身，任宰相期间即推行新法，因保守派的阻挠，终归于失败。千百年来，王安石被骂做集一切乱臣贼子之大成的元凶。其实，他才真是数千年中华文明史上少见的完人。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跃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之日莫之能废。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终于变法失败，其本人也确有瑕疵，但就历史角度而言，其作用、其社会前瞻性都是不可忽视的。
旧党领袖史学巨擘--司马光传
司马光，字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学人称“涑水先生”，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卒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其家世代贵胄，远祖是西晋皇族平安献王司马孚，原籍河内（今河南沁阳）。司马孚之裔司马阳，是北魏的征东大将军，死后葬于陕州夏县涑水乡的高堠里，其子孙便于此地家居，因以为籍贯。此后这个家族的政治地位开始下降，司马光的高祖司马休，曾祖司马政、伯祖司马炳皆因五代战乱没有做官。到了北宋初年，司马光的祖父司马炫又考中了进士，当了官。司马炫虽然只做过县官，但却是一位很有名气的人，此人“以气节著乡里”，他在陕州富平县为县令不久，就使“境内大治”（《富平县志》卷七）。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官居四品，位至天章阁待制，“以清直仁厚闻于天下，号称一时名臣。”（苏轼《司马文正公行状》）司马光的堂兄司马里，也是进士出身，官至太常寺少卿。
一、诗礼传家功名早成
司马光的先辈和堂兄六七人都是进士出身，他们多是好学之士，爱好诗文，其家族世代书香，“笃学力行”，是一个具有文化传统和学问素养的文明家族。他自小就受到了很好的熏陶。司马光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贵胄之家和书香门第，又是在品行端方，为官清廉，很有素养的父亲严格培育下成长起来的。
司马池对子女的家教很严，他有3个儿子，司马光最小，但他并不溺爱，从小就注意从多方面进行严格的教育，使他从小就养成了诚实、节俭和刻苦学习的良好习惯。有一次，司马光想吃青胡桃，姐姐给他剥皮，没有剥开，就走开了，一个心灵手巧的女仆先用开水汤了一会儿，就剥开了，后来姐姐走来，问他是谁剥开的，司马光谎称是自己剥开的。这话被父亲听到了，便严厉地训斥他说：“小子何得谩语！”此后，他再也不说假话了。这时他只有五岁。许多年后，司马光做了官，有人问他待人律己以何为重？他答的是一个“诚”字，再问他从何做起，他说：从不说假话做起。由于他以诚为一生处事的信条，后来的朱熹说他是“脚踏实地之人”（朱高《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七）。
司马光6岁的时候，父亲就教他读书，还常常讲些少年有为，勤奋好学的人的事迹来鼓励他努力上进，使他逐渐养成了勤奋学习的习惯。开始读书时，他不懂书中的意思，记得不快，往往同伴都背熟了，他还不会，于是他便加倍努力，不参加游戏活动，独自苦读，直到烂熟为止。他懂得时间的宝贵，不贪睡眠，用一截圆木做枕，称为“警枕”。每天晚上，“警枕”一滚动，他便立刻起来，开始读书。7岁时开始学习《左氏春秋》，“太爱之”，刚听老师讲完，便讲给家里人听，“即了其大义，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寒渴暑。”（顾栋高《司马温公年谱》，以下简称《年谱》）这样，他到15岁时，便“于书无所不通，文辞醇深，有两汉风。”（顾栋高《司马温公年谱》）并且学得很扎实，以至“终身不忘”。到成年以后一直保持着这种刻苦学习的习惯，尽量不放过一点学习时间，甚至在马上，或夜不成寐之时，他不是读书，就是思考问题。
他在学习上不只是死记硬背，更能开动脑筋，勤于思考，坚持了“朝诵之，夕思之”的诵读与理解并重的方法。司马光从勤读善思中产生了学习的癖好，这在他后来的一首诗中写道：“圣贤述事业，细大无不实，高出万古表，远穷四海端。于中苟待趣，自可忘寝餐。”（《传家集》卷二）由于他勤于思考，很早就表现出自己的聪明和才华，在他7岁时，一天同几个小孩在院子里玩，院子里放着一日盛满了水的大缸，伙伴们正玩得高兴时，一个爬上大缸的小孩不小心掉入了缸中，其他的小孩看到这种情景，吓得纷纷跑掉。这时，只有司马光十分冷静，他搬起一块石头，击破大缸，水流出来后，那小孩便得救了。这件事很快被传布出来，有人把它画成《小儿击瓮图》，在京都（开封）、洛阳一带广为流传。
司马光的家庭虽然很富裕，但在他父亲的节俭之风影响之下，从小就不喜华靡，大人给他金银美服，他不愿接受。以至考中进士，去参加闻喜宴时，别人都戴了花，他却不戴，当时一个同年告诉他，这花是皇帝所赐，不可违抗，他才戴上。以后他做了大官，在生活上仍然保持了俭朴作风，“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一）。节俭作风在司马光身上确是事实，人们从1961年文物出版社影印的《宋司马光通鉴稿》中可以看到，他用的稿纸竟是用过的废纸，是先用淡墨将原来的字迹涂掉，晾干后再写书稿。这种节约的作风在封建士大夫中确实罕见，直到晚年，他还给儿子写了《训俭示康》，对儿子进行廉洁俭朴的教育。他在这封书信中说，穿衣无非是为了御寒，吃饭无非是为了充腹。他举出历史上许多以俭朴而成大业，扬名后世和因奢侈而一事无成，甚至身败名裂的事例，说明“以俭立名，以侈自败”的道理，告诫司马康坚持俭朴的家风。作为一个读书之人，司马光对书籍十分珍爱，翻阅时小心谨慎，生怕弄脏弄坏，天气好的时候，还取出去晾晒，因此，被他翻读了几十年，仍保存得完好如新。他训告儿子说：“商贾收藏的是金钱货币，我们儒生只不过有些书籍而已。”这种爱护书籍的习惯，也为读书人树立了榜样。当然，司马光的俭朴之风，比之千百万劳动人民，不可同日而语。只是比他同一阶级的许多人简朴得多一些，可这仍然是值得学习和称赞的。
按照宋朝的恩荫制度，中级以上（五六品以上）大臣的子弟和后人都享有补官的特权，司马光的父亲官居四品，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15岁的司马光就得到了恩补郊社郎的官位，不久，又改授他为将作监主簿。这个职位是很低的小官，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事做，他一面以学习为主，一面干一些公事，受到了初步锻炼。但是，受恩补入仕的人，往往不受重视，胸怀大志，饱读经书的司马光，毕竟不是平庸之辈，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三月，刚满20岁的司马光便一举高中进士甲科，显示了他自幼刻苦学习而造就成才的丰硕成果。这样年轻就中了进士，在当时是少见的。然而，他却不以此自满自傲，而是豪迈地提出：“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这一席话反映出青年司马光不图虚名，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成圣称贤。此后，他也一直朝这个方向努力。中进士后，朝廷授他以奉礼郎，华州判官之职，他在华州任职不到一年，又随他父亲到苏州做官，不久母亲、父亲相继病逝，他按制度服丧数年，于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结束了五年的丁忧闲居生活，继续做官，庆历四年担任了武成军（今河南滑县）判官之职，次年改任宣德郎将作监主簿，权知韦城（治所在今河南东）县事，在那里一年多就得到了“政声赫然，民称之”的美誉，在此期间，他还利用政务之暇读了许多典籍，写出了历史论文数十篇。自此以后，他更加热爱史学，集中精力研究历史，用他敏捷的才思评议历史人物和事件，意图从中探索历代统治者的治国得失之道。
庆历五年（1045），27岁的司马光被调到京城做官，改授为大理寺评事，补国子监直讲，不久又迁任大理寺丞，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由他父亲生前好友、当时任宰相的庞籍推荐担任了馆阁校勘并同知太常寺礼院。馆阁校勘是负责编校图书典籍工作的职务，这对爱好经史的司马光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职务，为他借阅朝廷秘阁藏书提供了方便，对于他经史研究十分有利。在这期间，他写了《古文孝经指解》，并约同馆阁僚友集体上疏请求把荀子和扬子的书加以考订印行，不致使先贤之经典湮没不传。在同知太常寺礼院的职事中，他对于维护封建礼法制度也很认真负责。司马光是北宋著名政治家、伟大史学家，他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的编辑者。司马光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
司马光还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他担任并州通判时，西夏人经常入侵这里，成为当地一大祸患。于是，司马光向上司庞籍建议说：“修筑两个城堡来控制西夏人，然后招募百姓来此地耕种。”庞藉听从了他的建议，派郭恩去办理此事。但郭恩是一个莽汉，带领部队连夜过河，因为不注意设防，被敌人消灭。庞藉因为此事被罢免了。司马光过意不去，三次上书朝廷自责，并要求辞职，没得到允许。庞藉死后，司马光便把他的妻子拜为自己的母亲，抚养庞藉的儿子像抚养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当时人们一致认为司马光是一个贤德之人。
二、许身以国经世致用
步入仕途后的司马光仍然潜心学习，力求博古通今，他通晓音乐、律历、天文、数学，而对经学和史学的研究尤其用心。然而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已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人世的态度，参与政事，力图拯救国家。
1.直谏忠臣
司马光从20岁入仕做官直到68岁病死，其间除有15年时间从事《资治通鉴》编修工作，其余三十余年担任官职。在这三十多年的政治活动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他以一个忠君、忧国和直言敢谏的贤臣的形象表现了他的政治见解并以此显扬于当世。特别是在他五年的谏官（1061~1065年）任上，认真履行了一个言官的职责，关心政事，对朝廷竭尽忠诚，五年之中，前后共上奏章177余诏，其中对有些重大事件一奏再奏，多重奏至六七次，表现他为北宋政权的巩固而出谋划策不惜呕心沥血。在这一时期，他的进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件大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