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七年七月，乾隆帝阅看查抄王亶望任所资财呈览物件时，怀疑其中有抽换不实之弊，命现任藩司兼织造盛住“将查抄王亶望家产究系何人承办，及有无侵蚀抽换之弊，逐一确查密奏。”九月，盛住查出升任河南粮道王站住首先随同抄籍，“有将金易银，那掩情弊。”校检解缴内务府入官物品进呈册，与底册开载不符。王站住底册有金叶、金条、金锭等共四千七百四十八两，查对解缴内务府进呈册内，并无此项金两。多列银七万三千五百九十三两，系将金换银。又底册内有玉山、玉瓶子等件，亦未载入进呈册内。乾隆帝派户部侍郎福长安取道河南，将王站住解任，押带赴浙质审。传谕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会同盛住查办，又命大学士阿桂从河南治河工次赶赴浙江按治。阿桂讯问王站住，王站住供称查抄王亶望资财，有金约四千数百余两，银约二三万两，玉器甚多。“我查办时，总督陈辉祖曾吊取备用物件阅看。”乾隆帝命将陈辉祖革职拿问，由河南巡抚富勒浑补授闽浙总督。陈辉祖供称：“以金易银一款，查抄时据调任布政使国栋面禀商换。”乾隆帝认为国栋（时任安徽布政使）与陈辉祖“商同舞弊，是此项金项全系陈辉祖、国栋二人抽换抵兑，分肥入己，自属显然。此事大奇，为从来所未有。”命将国栋革职拿问，交阿桂审办。
阿桂还未到浙江，浙江前任布政使李封、按察使陈淮、王杲俱至热河。乾隆帝面询他们办理王亶望资财事，并命据实书面自陈，李封才覆奏：“陈辉祖接见司道时，言及查抄王亶望金两发与首县换银解缴，李封并曾向钱塘县换金五十两等语。”乾隆帝发现他们与陈辉祖“联为一气，突梯脂韦”，“俱各知而不言”，“此案竟系总督与司道商同作弊，实出情理之外。”命将李、陈、王革职，又令在浙官员悉心查对。
在浙官员查对王站住原抄底册与咨送内务府、崇文门暨外估各册，“尚有底册开载之物而解京及外估各册内并未造入者计一百宗，底册本无而解京及外估各册内造入者八十九宗，名色不符者二宗。”奏称陈辉祖首先起意，以银易金，并抽换玉瓶、玉山子等件，而经手之各委员等遂而通通舞弊，肆行抵换隐匿。请将经手检查、造册之知府王士翰、杨仁誉，同知杨先仪，知县张翥革职拿问。江南河道总督兼安徽巡抚萨载讯问国栋后也奏称，国栋曾目击陈辉祖委员购买朝珠，“将抄出朝珠之佳者私自藏匿，反将平常不堪之物当众人耳目挑选添入，以为抽换地步。”乾隆帝命将这些奏折发交阿桂、福长安阅看，逐条严讯。
阿桂、福长安抵浙后，查出陈辉祖抽换玉器、字画等件，并换金八百两与“那移掩饰及倒提年月各情弊。”乾隆帝命阿桂查勘办理山东运河河工，福长安押解陈辉祖、国栋及案内经手各犯来京，交大学士会同军机大臣、刑部堂官等审办。陈辉祖将以银换金、隐匿玉器、抽换朝珠等情供出，大学士九卿等拟立置重典。乾隆帝以陈辉祖为前协办大学士陈大受之子，命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国栋、王士翰、杨仁誉亦定斩监候，杨先仪、张翥发新疆充当苦差，李封、陈淮、王杲发豫省河工效力。次年二月，闽浙总督富勒浑奏，访查闽浙两省亏空，是陈辉祖因循贻误。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也劾奏，陈辉祖武备废弛。乾隆帝以陈辉祖在总督任内唯务营私牟利，于政务民事漠不关心，赐令自尽。浙江官员的这一贪污案，是在受命惩治贪犯、查抄犯官家产时，又从中贪货谋利，而且自督抚至司道，上下勾通舞弊。可见官场的贪污，早已习以为常，无所不至了。
乾隆四十四年至乾隆五十四年间，阿桂的职务虽是军机大臣及大学士，但他仍然长年奔波在外，或负责修筑河南境内的黄河大堤，视察水利工程，或按察各省贪污案件，同时又督师镇压上述回民动乱。他在京时，每当皇帝巡幸热河或其他地方，照例都是阿桂主持京城政务。乾隆欣赏阿桂老成练达，故委以如此重任。当时权臣和珅或许出于个人的考虑，担心阿桂在乾隆身边会受宠对自己不利，故而总是想方设法把阿桂派往外地。尽管如此，阿桂直到80岁因病去职前，却一直保有自己的地位和皇帝对他的信任。死后，追赠“太保”，谥“文成”，入祀贤良祠。
书外人评：阿桂颇有将才，而且由于和珅的关系，他在地方居多，为清王朝的巩固统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可以说他时用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的典型。
为官精明依附和珅--孙士毅传
孙士毅（1720～1796），字智冶，号补山，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少时家贫，历尽艰苦，参加科考二十余年不第，直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始中举人；两年后中进士。乾隆第三次南巡，于乾隆二十七年春行抵杭州，孙士毅奉诏应试，以第一名授内阁中书，其时他年届43岁。乾隆三十四年应选随傅恒赴云南参加对缅甸作战。因草拟奏章非常出色，返京后迁户部郎中，同年被派往湖南主持乡试，不久授贵州学政。凡经升迁，乾隆四十年授云南布政使，四年后升为巡抚。逢总督李侍免因贪污获罪，孙士毅以事先未加劾发而遭议处。孙士毅与李案之牵连虽属传闻，但仍被罢官发往伊犁，所幸不久他被一纸特诏赦回。乾隆因赏识其文采，命他为纂修《四库全书》的三位总纂之一，同时又加授翰林院编修。乾隆四十七年《四库全书》修成付梓，他出任山东布政使，第二年升广西巡抚。乾隆四十九年调任广东巡抚。乾隆五十一年两厂总督富勒浑被控贪污，命孙士毅署理总督审理此案。孙士毅查明富勒浑的两名仆役在富勒浑授意下，索贿银数千两。审讯中富勒浑对其多次非难与威胁，但孙士毅不为所动，直接将此情详细上奏，孙士毅遂被实授两广总督。乾隆五十一年台湾发生叛乱，1787年年初，他快速筹备兵丁粮饷，待接到支援赴台平乱之命令时，业已准备就绪，乾隆认为孙士毅办事机敏，加太子太保，赏戴双眼花翎，封世袭三等轻车都尉。
此时安南国正处于内战之中。安南军阀阮文岳之弟阮文惠，在乾隆五十二年派兵占据首都河内，国王黎维祁逃离首都，次年黎氏家族来到中国广西请求当局庇护。此时孙士毅与广西巡抚孙永清把此事奏报北京，奉命对黎维祁妥善保护。在黎氏家族被安置在广西南宁的同时，乾隆决定对安南用兵，以恢复黎氏王位。
孙士毅率清军主力于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出广西镇南关，与另外两路清军同时进兵安南；一路经云南走陆路，一路经广东钦州走海路，由于安南北方群众忠于黎氏王朝，因而多方援助中国军队，孙士毅接连打了几次小胜仗，在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进入河内，阮文惠稍作抵抗即撤往南方，黎维祁从避难之地返国，重登王位。捷报传到京师，乾隆封孙士毅为世袭一等谋勇公，孙部主将许世亨封为子爵。但是，正当朝廷封诏到达河内几天之后，孙士毅的远征军即被阮文惠的援军击溃。这一次战役始于乾隆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时值中国新年正月初二，孙士毅正沉浸于节日的嘉庆之中，毫无防备，第二日，他率领所部官兵八千中之一部，逃出河内，向北溃退，其余四千官兵（包括许世守在内包括许世亨在内）都被安南军所杀。
乾隆接到奏报，传诏安抚。诏书中称安南本系远方小国，瘴疠之地，而黎朝已为天命所不容，许世亨追封三等壮烈伯；孙士毅应负战败之责，削去世爵及两广总督官职，受命协助新任总督福康安消弭战火，然后返京另候新职。乾隆五十四年三月初，阮文惠改名阮光平，请求清廷宽恕，并愿称臣纳贡。乾隆迅即允诺，战争遂告结束；阮文惠对此十分感激，遂于乾隆五十五年亲赴京师祝乾隆皇帝八旬万寿。乾隆五十七年阮文惠之子阮光缵为部将阮福映所执。阮福映后来建立新的王朝，并改名越南。
孙士毅罢去总督官职不久，又受命任兵部尚书并人值军机处。乾隆五十四年末署四川总督，第二年实授。后调南京任两江总督。乾隆五十七年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旋回任四川总督。清廷对尼泊尔廓尔喀用兵时，他受命全权督办福康安部粮草，战后晋为大学士，受命协助福康安、和琳处理西藏事务。乾隆五十六至六十年孙士毅曾一度驻拉萨，后驻四川成都，办理征廓尔喀军费奏销事宜。
及后孙士毅再次出任四川总督，当时贵州与湖南的苗民、四川和湖北的白莲教，都纷纷起义抗击清廷，孙忙于在四川东南、贵州边界地方作战。他在湖北来凤大破义军。嘉庆元年五月受封三等男爵。两个月之后，他死于四川酉阳军中，追封公爵，谥“文靖”。由长孙孙均袭三等伯，入汉军正白旗。
孙士毅和和珅是同党，但嘉庆四年和珅被剿灭时，他并未受到牵连。但是，嘉庆十一年当孙均以残疾为由奏请准其堂兄承袭爵位时，嘉庆皇帝大怒，宣称孙士毅本不应受此封赏，乃将孙均夺爵，革去旗籍，可见嘉庆对他也是有一定看法的。
书外人评：孙士毅为官精明干练，兼工书法。他生活俭朴，和同时代、同朝的许多高官显宦大多贪赃腐化相比，他还可以称得上是廉洁之吏。他之受贬，主要是因为依附和珅，这固然是情势所迫，但毋庸讳言，也是他性格的弱点。
刘墉的精干与“糊涂”--刘墉传
刘墉（1720～1805），字崇如，号穆庵、石庵，谥“文清”。刘墉出身于山东诸城刘氏家族，这个家族是当时的名门望族，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很多。刘墉的曾祖父刘必显为顺治年间进士，祖父刘棨（qǐ）是康熙朝有名的清官，父亲刘统勋更是一代名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为官清廉果敢，乾隆帝说他“遇事既神敏，秉性复刚劲，得古大臣风，终身不失正”。
刘墉生长在这样世代书香、以科举仕进为荣的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自不必言，后来他成为四库全书馆副总裁也证明了其学识的渊深。但不知什么原因，满腹经纶的刘墉却迟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至少目前尚未发现他在30岁之前参加科举考试的记录。直到乾隆十六年（1751），33岁的刘墉才因为父亲的关系，以恩荫举人身份参加了当年的会试和殿试，并获进士出身，旋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庶吉士是翰林的预备资格，一般从科考成绩优异的进士中选拔，然后在庶常馆学习深造，期满考试合格者，授翰林院编修。清代翰林虽然薪俸较薄，但作为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近臣，号称“清贵”，“有清一代宰辅，多由此选”。而且，大臣死后如果想得到皇帝赐谥的“文”字，则必须是翰林出身。所以，清代以科举仕进者尤重翰林出身。应当说，刘墉在仕途上开局良好。
一、精干有为，任职四方
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开始，刘墉被外放做地方官，此后二十余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主要做地方官，由学政、知府，直至一方面的督抚大员。在做地方官期间，他基本上还是秉承了乃父刘统勋的正直干练、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对科场积弊、官场恶习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整顿，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诸城县志》称赞他：“砥砺风节，正身率属，自为学政知府时，即谢绝馈贿，一介不取，遇事敢为，无所顾忌，所至官吏望风畏之。”同时，他也不遗余力地贯彻乾隆皇帝的意旨，查禁书，兴文字狱，捉拿会党，积极推行文化高压政策。
刘墉做过提督安徽学政和提督江苏学政。提督学政是一省的教育长官，类似于现在的教育厅长，但不同之处在于，学政不受当地最高行政长官的节制，独立开展各项事务，督抚大员也不能侵其职掌。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学政离任，督抚才可暂时代管其事。学政还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反映地方情况，吏治民风。
刘墉在前往安徽赴任前，乾隆帝特意召见并赐诗，其中有“海岱高门第，瀛洲新翰林”之句，意思是希望刘墉能够不辱门楣、有所建树。在出任江苏学政前，乾隆皇帝仍有诗相赠，可见对刘墉抱有厚望。刘墉也不辱使命，很是严肃认真。据清人笔记记载：“昔日刘石庵相国视学江苏，严肃峻厉，人多畏惮。”刘墉曾先后两次提督江苏学政，相隔近20年，为官处事风格也由峻厉刚急转为平和舒缓，但严肃认真则是一贯的。以刘墉第二次出任江苏学政时按试扬州为例，因为把关严格，使得许多想以作弊蒙混过关者最后不敢入场。
乾隆三十四年（1769），51岁的刘墉获授江宁知府。从乾隆十六年（1751）中进士时算起，到此时刘墉浮沉宦海已经整整18年。说来，刘墉的仕途并不平坦，早在做翰林院编修时，其父刘统勋因事获罪，刘墉遭株连被革职，与诸兄弟一起下狱；后外放刘墉作安徽和江苏学政，因表现卓异得到乾隆皇帝赏识，擢山西太原府知府。刘墉之父刘统勋，曾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到山西查办布政使蒋洲侵帑案，乾隆二十四年（1759）到山西查办过将军保德侵帑案，声誉颇佳。刘墉同样是不负重托，到任后不几天便将前任遗留下的疑难案件审理一清，受到官民的一致称赞。正当刘墉以政绩迁冀宁道时，前任山西阳曲县知县段成功亏空案发，刘墉以失察罪差一点丢了性命，后来朝廷加恩命他赴军台效力赎罪长达一年，回北京后又在一个叫做“修书处”的闲散机构里蹉跎两年。由此可见，这段时间里，刘墉的官运并不怎么“亨通”。
刘墉能够在重罪之后出任江宁知府，说来还是沾了父亲的光。此时刘统勋圣眷正隆，先后以大学士之职兼管兵部和刑部，被乾隆皇帝倚为股肱之臣。因此，在乾隆三十三年刘统勋七十寿辰之时，乾隆皇帝不仅亲书匾额致贺，还加恩刘墉以知府候补。第二年，刘墉获授江宁府知府。
刘墉也十分珍视这次机会，“颇以清介持躬，名播海内，妇人女子无不服其品谊，至以包孝肃比之”。创作于嘉庆初年的弹词《刘公案》，就是主要以刘墉在江宁知府任上决断疑案、为民做主的故事为蓝本改编而成的，虽然其中必然夹杂着弹词艺人的想像夸张和道听途说的内容，未必都是实录，但说明刘墉在短短一年的江宁知府任上确实有政绩、有政声，是难得的贤能官吏。著名诗人袁枚也在一首诗中称赞刘墉说：“初闻领丹阳，官吏齐短脰。光风吹一年，欢风极老幼。先声将人夺，苦志将人救。抗上耸强肩，覆下纡缓袖。”意思是说，刘墉到江宁后，对下属要求严格使其不敢耀武扬威，对百姓关爱拯其脱离水火，不怕得罪上司而怕百姓受苦。
此后，刘墉历迁江西、陕西、江苏，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刘墉被授湖南巡抚，其官职全称是巡抚湖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节制各镇，兼理粮饷，驻长沙，兼理军民事务，成为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
在湖南任期内，刘墉继续以前的作风，盘查仓贮，勘修城垣，整顿吏治，镇压反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刘墉的政绩可谓斐然。《清史列传》上面说他：“在任年余，盘查仓库，勘修城垣，革除坐省家人陋习，抚恤武冈等州县灾民，至筹办仓谷，开采峒硝，俱察例奏请，奉旨允行。”将其所办大事都列举出来了。《湖南通志》也赞扬刘墉抚湘期间，所行诸事“民以为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