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长嗯了一声，意思似乎是说我知道了，没有说别的话。我又只好蹲下来，一同烤火。这时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军长不说话，我更不好说话，只好同他的副官们小声嘀咕几句。副官问：怎么办呢？我说，总要想个办法吧！
接着，参谋处长张元寿（这是军部到茂林后宣布的职务），作战科长李志高，还有一些科长、参谋，以及后勤的有些科以上干部都陆陆续续地跑到祠堂里来了，约有半屋子人。开始，大家小声地嘀咕，后来就大声地议论开了，自发地讨论起怎么突围的问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
叶军长一言不发，实际他是在倾听大家的意见。后来他站起来了，说，大家的意见很好，现在的情况很紧急，我们的处境很困难，军部是有责任的，但是现在不是争论是非的时候，只要大家有信心，团结一致，发扬勇敢顽强的精神，我们一定能打退敌人的进攻，突出重围，没有什么可怕的。他讲完这番话，马上要司令部迅速查明情况，到底敌人在哪些地方，我们的部队占领了哪些地方，向他作报告。然后他将饶漱石、余立金以及2纵队的领导人请来，说明情况，表示了打退敌人进攻、突出重围的决心，得到了大家的拥护。
9日天刚亮的时候，我们司令部的同志陆续将查明的敌情，向军长作了汇报，军长决定立即调动教导总队增援3团作战。这个时候，军长把一些情况向比较高级的干部们讲了。那时我不在场，我搞情况去了。
天大亮了，余立金同志把我军在高坦附近的人员，主要是教导总队、军直属队的人员，还有一些其他单位的人员集合起来，请军长讲话。军长讲话的大意是，我们新四军是革命的军队，是有革命传统的，是人民的武装，为了抗日，为了人民，我们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国民党卑鄙无耻，他们不打鬼子，反而来阻止我们北渡长江。现在是我们每个人献身革命的时候到了，让我们为革命、为无产阶级流尽最后一滴血。他特别严肃地说：“同志们，如果我叶挺临阵脱逃，你们可以随时把我枪毙。”
接着，余立金同志作了补充动员，着重强调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要在叶军长的领导下，坚决地打退敌人的进攻，突出重围。最后大家高呼口号：团结在叶军长的周围！拥护叶军长的领导！坚决服从叶军长的指挥！打退敌人的进攻！部队的士气一下子振作了起来。
这时，电台已经架设起来，向党中央报告了我们的处境。军长选择了高坦徐家祠堂北面的高地蛇山，设立了指挥所，亲自指挥作战，表现了镇定、沉着、勇敢、顽强的精神。他站立在高地上，手拿文明棍，胸挂望远镜，一面观察情况，一面指挥作战，及时下达各种命令。有时流弹从他头上飞过，他也若无其事。
当敌人向我们发射迫击炮时，他想到我们还有两门迫击炮，便叫人把迫击炮架起来，炮弹有几发打几发，打完了就埋掉。这几发炮弹，很准确地在敌人的阵地上爆炸了，摧毁了敌人的机枪阵地，压制了敌人的火力。敌人看我们用炮了，很恐惧；我们的部队在冲击时打得更勇敢，茂林的敌人被打回去了。经过一天的激战，敌144师退守茂林，不敢再出来。
这天黄昏前，叶挺同志和我们一起回到徐家祠堂，当时还有参谋处长张元寿、作战科长李志高等。根据敌我态势，敌人被击退后龟缩茂林，夜间不敢向我进攻；我军也由于连日行军、作战，相当疲劳，攻下茂林也很困难。因此，叶挺军长决定甩开茂林之敌，带领3团、教导总队和军直部队向东北方向开进，准备沿东流山麓经石井坑、大康王，于泾县、丁家渡之间渡过青弋江至孤峰，仍打算由铜陵、繁昌地区北渡长江。
9日黄昏，部队撤出阵地，离开高坦，向东北方向开进。为了避免敌人的袭击，我们沿着山边走，没有什么路，走走停停，行军秩序比较乱，叶挺同志连马也不能骑了。后来，听到了枪声，先是听到远处有枪声，接着是到处打枪。天黑，不知道是谁打枪，以为是发现了敌人，但又不知道敌人在哪里。拂晓时，才走到石井坑。
从高坦到石井坑只十来华里，整整走了一夜，人累得要死。到了石井坑，军长走不动了，他的马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就坐在山坡上休息。我就向沟里的来往人员了解情况，都是一些非建制单位，各部分的人员都有，谁也说不清情况。忽然碰到了2纵队副司令冯达飞同志。我请示他，军长走不动，怎么办？他说现在只能赶快上山，不能在这里停留，我给你几个大个子，把军长背上山。
我再往前去，又碰上了原来老3团1营的号目张有利同志，我们很熟悉。我说，你给我问问周围的部队都是哪些单位。他吹号与周围的部队联络了一下，都有答复，都是自己的部队。这时我心里有数了，晚间乱打枪，部队搞得那样乱，完全是一场误会。
10日上午七八点钟，我看到从沟里面出来一支部队，比较整齐，经过石井坑向北走，我走过去问是哪个部队，他们说是第5团。我马上找到了他们的团长徐锦树、参谋长梁金华，他们告诉我，这个团还没有打过什么大仗，部队基本是齐装满员，建制是完整的。我说，你们暂停休息一下，军长在这里，待向军长报告，看有什么任务给你们。说罢，我就转身去向军长报告号兵联络提供的情况和5团的情况。
军长听了很高兴，当即下达了三条指示：第一，要5团占领石井坑周围的有利地形，构筑工事坚守，掩护部队休整；第二，通知各单位就地收容失散人员，进行整顿，恢复体力；第三，通知政治部协同后勤部与地方取得联系，做好群众的工作，购买牛、羊、猪和粮食，使部队吃一次好饭，改善一下生活。确实，几天以来，战士们吃不上，睡不上，非常疲劳，这三条措施是非常英明的。
石井坑，四周被一片大山包围着，东西四五里，南北七八里，北口的两侧一边是狮形山，一边是象形山，沟里只有几个零散的村子，百多户人家。行军路线上本来只是经过这里，现在被迫在这里宿营。10日下午，项英等同志陆陆续续地回来了，与叶挺军长、饶漱石见了面。当时，中原局和党中央有电报指示，“望你们转告全体党员，完全服从叶军长及东南局与军分会委员饶漱石之指挥”，随后又指示，“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用游击到苏南”，等等。
叶军长的指挥所设在石井坑北口狮形山下的民房里。他对参谋工作看来不满意。部队一搞就散摊，一打就失掉指挥，原因固然很多，但司令部工作不力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而且到了石井坑，司令部就没有人了。所以当天晚上，周子昆同志根据军长指示，召集司令部人员开了一个会，宣布了新的干部任免：作战科长李志高、副科长叶超，侦察科长陈铁军、副科长杨帆，通信科长胡立教、副科长曹丹辉，加强了司令部的组织建设。随军部机关行动的重庆办事处主任肖正岗同志、上饶办事处主任胡金魁同志也分配到作战科工作。大家把职责明确了一下，重新部署了工作，这是从云岭出发以来司令部第一次召开的比较正规的会议。
经过10日这一天的收容整顿，总共还有5000人左右，这些部队集中起来经过组织整理以后，战斗力有了很大的恢复，当即调整了守备部队的任务。
11、12日两天，敌虽向我发起两次总攻，但均被我击退，还缴获了不少武器弹药。首长们在开会，研究的内容我不清楚。后来知道会议讨论了整个作战问题。当时叶挺同志是坚决主张守，甚至有“创造第二个黄花岗”的想法。他在11日发给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电报中有“决心固守一拼，以赎其过”一语。但敌人采取的是分进合击、前堵后截、四面包围的战法，我们想把整个部队一起带出去是做不到的，长期坚守也是没有条件的。
13日，上官云相命令发起总攻。上午无大的战斗。下午，敌人开始第三次总攻时，5团在东流山的阵地被敌占领，伤亡甚重，阵地全部动摇，虽经竭力争夺，也未能夺回。同时，我特务团的阵地也为40师出薄刀岭的部队突破，于是进入混战状态。一到黄昏，周围的曳光弹特别多，流弹纷飞，四面八方向石井坑这个地方发起攻击。在这个情况下，军首长们经过研究，决定分两路突围：叶挺、饶漱石为一路，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为一路，其余各部队向四面八方分散突围，总的目标一个是苏南，一个是经铜、繁到皖中，以尽可能保存更多的骨干和有生力量，“留得火种在，不怕不燎原”。
军首长分散突围的命令下达以后，全线都向外冲出去。我是被分配跟项英一路的。军机关开始突围时，都很自然地跟着军首长一路走；我感到这样不行，人太多，目标大，不易突出去。我说不要只走一路，走一路谁也突不出去，可是谁也不听。我想，能拉开距离，也有利于突出去，于是我就坐下来，让大家先走，自己等会儿再走，可是，我一坐下来就睡着了。当我惊醒时，前面一个人也没有了。幸好这时侦察科长陈铁军同志赶上来了，他因为气管炎病犯了，走得慢，掉队了。于是我俩一起往石井坑的后山上走。这个山叫石山，最高峰叫火云尖，高811.8公尺，很陡，人和坡几乎是90度的直角，爬了上去就走不下来。我们只好把脚展开，坐着往下滑。我们慢慢滑到一条山沟边，天已经亮了，我们做了最坏的打算，把所有的地图、文件撕碎埋了。再往下走，到了西坑，听到前边有人声，一看是自己人，叶军长、饶漱石也在这里，于是我们又会合了。由于敌人的封锁，地形的限制，一时突不出去。随后，不少同志也都来到了西坑，共有好几百人。只见余立金同志，背着一把大刀来回跑，想把部队组织起来，我也协助他进行，但未能组织起来。
西坑，是一条又长又狭的山谷，没有人家。北面那个口子，教导总队有一部分同志与敌108师对峙。108师原来是与我们比较友好的，因此就有人提议去谈判。在这样一个小沟沟里面，周围都是敌人，有什么谈判的资本。叶挺军长坐在一个小树林里面，身边还有副官、警卫员，大家默默无言，景况十分悲凉。我去见军长，敬了礼，把余立金组织部队的情况，简单说了几句，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长时间的沉默，使我陷入了苦苦的沉思之中：从云岭出发到今天1月14日，已整整10天了。10天中的变化是多大啊。敌人在数量上占着绝对优势；天时地利也对我非常不利，连续阴雨增加了我们行动的困难，山势陡峭，狭路崎岖，部队的机动受到很大的限制；更重要的是项英同志主观指导上犯了错误，使我们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如今，我们被困于西坑，虽然还有四五百人，但敌人已扎紧袋口，我们已插翅难飞，濒临绝境了。但是，我们不能束手待毙，等着当俘虏。应该趁天黑之机，分成三五人的小股，从敌人的间隙中突出去。我想给叶挺同志提这个建议。他坐在山坡上态度很镇静，心情也很沉重。
他是“北伐名将”，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江西南昌正式成立时，我就随着他在军部做参谋工作，整整3年了，但还是不敢轻易在首长面前讲话。我跟陈铁军同志商量后向饶漱石提了这个建议，他表示同意，但认为这样跟军长不辞而别不好，要回去向他汇报一下。于是，他又回到军长那里。我们等了很长时间。快黄昏了，他还没有来。我们两个急得在周围直转。到黄昏时，我跟陈铁军也失掉了联络，但却碰上了作战科的两个见习参谋，一个叫王守智，一个叫刘述辉。刘述辉对打游击有经验，他说可以突出去，要我下决心，不然要当俘虏了。我说，那好吧，就跟你们走。我们走后不久，敌人都下山来了。后来就听说叶挺军长被俘了。这天是1月14日，国民党一手制造的皖南事变就此宣告结束了。
16、 项英与周子昆离队
1月7日下午3时，百户村临时指挥所。
项英提议并召开紧急会议，重点研究如何夺取星潭。军部军法处科长杨帆带着警卫员担任警戒，叶挺、周子昆、袁国平、饶漱石、李一氓及各纵队司令政委出席会议。
项英在概略地介绍了全局情况后，向大家提出询问：“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大家研究一下，对于星潭是攻还是撤？”
叶挺首先发言：“守备星潭之敌为40师120团的2个营，人数不多。因此，应以新3团和5团各1营攻下星潭，然后继续向三溪、旌德方向前进。只有夺取星潭才有出路，后退就是灭亡。”
叶挺话音刚落，项英便不耐烦地说道：“不行！不行！我们的部队没有打过硬仗，40师是3战区的主力部队，战斗力很强。强攻硬打，恐怕代价太大，伤员多了就更加麻烦。再说，即使付出代价冲过星潭，前面仍然是重重阻力，要付出多大代价，无法估量。”
会场出现了习惯性的沉默。大家都低头吸烟，会场烟雾缭绕。
会议从3点开到10点钟。项英指着地图作出如下最后决定：“放弃进攻星潭，部队回原路，改向西南方向突围，经高岭、出太平，靠近黄山，待机从铜陵、繁昌之间的荻港渡口北上。5团由后卫改为前锋，直扑高岭。”
1月8日，新四军皖南部队在后撤，秩序一片混乱。
清晨，项英率军部撤至丕岭以西的里潭仓。
在一个草棚里，项英铺开了军用地图。他在考虑里潭仓的位置及下一步的行动方案。里潭仓虽说不大，但向东可出丕岭，向南和东南可出高岭、濂岭，向西南可出高坦达茂林。项英果断地决定；向南开进，突出高岭，向太平方向前进。
中午，按照项英的决定，军部率部队向南开动。然而，行军两三小时后，因向导带错路，在岔路口误向濂岭走去。此时，特务团已撤回濂岭，正与敌79师对峙。面对这种情况，项英决定，全体向后转，改向高岭前进。
然而，部队经高岭向太平突围失败，使7个小时换来的突围计划成为泡影。
天黑了，夜幕又为皖南新四军减去一缕光明。疲惫的新四军军部在里潭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决定集合队伍出发，抢先经高坦、茂林方向突围，由铜陵、繁昌之间北渡。
山路狭窄，骤雨不歇，部队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拖着疲惫的步伐向高坦方向走去。当新四军赶至高坦时，敌144师已经占领茂林，其430团正向高坦猛攻，与新四军新3团展开激烈的搏斗。
夜深了，项英平躺在一座低矮的草棚里，草棚外风疾雨骤，项英感到一阵悲凉、一阵恐惧。他的情绪低落到极点。一天来，他一会儿焚烧文件，一会儿僵若木桩，茫然的目光显示着他内心万念俱灰的悲观情绪。
此刻，他翻来覆去无法入睡。会攻星潭失败、误入濂岭、高岭不克、高坦前景难卜，这使他感到大部队突围已无希望。他叫醒了身边的周子昆、袁国平，压低嗓音说道：“现在的情况已经没有设想的那样乐观了，看来集中突围已不可能，不如能走一个是一个，这样目标小，总比大家在一起死好。”周子昆、袁国平听罢一怔，在这种紧要关头放弃部队，那不成了……
项英看出了他们的意思，便安慰道：“这是革命的需要，是保留革命的火种，只要活着，总有东山再起的时候。”周子昆、袁国平没再吱声。
黑暗中，项英、周子昆、袁国平一行数人不辞而别，离开了军部，离开了危难中的新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