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曾国藩全传:从社会底层到晚清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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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做人要读曾国藩(2)

翰林院的官员,读书养望、切磋交往是“本职工作”,本无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发日子,终究养不成经世的韬略。二十二年十月的一天,曾国藩读了《易经·损卦》后,即出门拜客,在杜兰溪家吃了中饭,随即又到何子敬处祝贺生日,晚上又在何宅听了昆曲,到了“初更时分”才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家中。当天的日记又充满自责,说,“明知(何子敬生日)尽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随流的意思。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了”。《日记》中仍不忘“戒之”二字。

但决心一再下,行动依然如故。当月的二十四、二十五两天,京城刮起大风,曾国藩“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写此册而不日日改过,则此册直盗名之具也。既不痛改旧习,则何必写此册?”

曾国藩认识到“往来征逐”,就是浮躁,这已成为他的两大病根之一了。

他虽强迫自己静下来,坐下去,但读《易经》中的《旅卦》、《巽卦》却一无所得,甚至连“白文都不能背诵,不知心忙什么。丹黄几十页书,如勉强当差一样,是何为者?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他也分析为什么如此交游往来,无非是“好名”,“希别人说自己好”,并说这个病根已经很深,只有减少往来,“渐改往逐之习”。曾国藩在改掉这个病根的同时,也很好地维护了自己的名声。

“声闻之美,可恃而不可恃”,“善始者不必善终”,这是曾国藩对功名的看法。

曾国藩曾宽慰、告诫弟弟说:我们现在处于极好之时,家事有我一个人担当,你们就一心一意做个光明磊落、鬼服神钦的人。待到名声既出、信义既著,即使随便答言,也会无事不成。所以不必贪财,不必占便宜。

可见,曾国藩是把名誉和贪婪相联系的。贪婪的人,恶名加身;大度的人,清誉在外。一旦名声远扬,就可以不拘小节了。曾国藩的见识可谓高拔,甚至可以说有点狡猾,他把好名声看成人的立身之本,本应正,源要清,不可本末倒置。

曾国藩对家族的名望或声誉十分看重,为了保持这个家庭的名望和声誉,曾国藩可以说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常言道,树大招风。由于家大业大势大,兄弟几人都在朝廷做大官,于是乎外面就有不少关于他们兄弟的传闻。

国藩就不止一次地听说过对他们兄弟恶行的指责,他听了以后,不想秘而不宣,而是一一转告各位兄弟:或者直接责备,或者委婉相劝,希望他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因为名望所在,是非由此而分,赏罚由此而定。有一年冬天,朝廷中有一个叫金眉生的官员就被好几个人弹劾,结果家产被抄、被没收,妻子儿女半夜站在露天下,饱受风寒冰冻之苦。曾国藩说,难道这个金眉生果真万恶不赦吗?其实,不过是名声不好,惩罚随之而来罢了。

所以说,人言可畏,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那些议论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兴起,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结束。众门悠悠,沸沸扬扬,防不胜防。那些有才华的人,因为那些怀疑与诽谤无根无据,虽然恼怒,但还是悍然不顾,结果诽谤一天比一天严重。那些有德行的人,因为这些诽谤无根无据而深感恐惧,于是,收敛下来认真反省,并对自己今后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十分谨慎,结果诽谤不攻自破,谣言一天天平息下去。

曾国藩说:我忝居高位,又获得了极高的虚名,时时刻刻都有颠覆的危险。通观古今人物,像我这样名大权重的人,能够保全善终的人极为少见。

因此,我深深担忧在我全盛之时,不能庇护你们,到了我颠覆之时,或许还会连累你们。所以,我只有在我没事的时候,时常用危言苦语来劝诫你们,这样或许能够避免大灾大难啊!

曾国藩不停地反省自己:孟子说:“我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仁爱是否有不到的地方;我以礼待别人,别人却不理睬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礼仪是不是不周到。”……我的声望越来越高,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从何说起,只恐怕名望超过了实际……这全部责任在于做哥哥的提倡、做表率……

凡功成名就之人,名望愈高,愈是珍重这份荣誉。曾国藩过人之处在于,他对自己的名望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甚至根本就认为没有什么名望。

他从自己至爱的兄弟们身上,看到了名望遮掩下的裂痕和隐患,由此及彼,别人会怎样就可想而知了。

怀着这种深沉的认识和忧惧,曾国藩把这一感触不时传送到兄弟们身上。他鼓励、劝勉他们为百姓多干实事。勿为名望二字所累。他说:“那才是我曾家门户的光荣,阿兄的幸运。”

可见,曾国藩非常注重名声的重要性。他不希望因自己的地位越来越高,就不注意自己的名声,从而引起别人的闲言碎语,更不希望家人对自己的名声有所破坏,因为他明白一个人怎样才能守住自己。

也许,你不太容易明白“名声”与“守身”的相互关系,因为你可能没有体验到曾国藩复杂的人生经历。的确,对于曾国藩来说,名声是立身之术,但不是说一定要追求大名声,而是要推功让名,不与人争长短,这样才能获得好名声。不招人嫉恨,是最重要的。

处事稳健有耐心

曾国藩认为,处事能做到耐烦,这主要来源于平时对心性的修养。下面的这些话就基本包括了曾国藩训练人耐烦的主要内容:曾国藩引用庄子的话说:“美名成功于长时间的积累。”骤然为人信服的人,那么这种信任是不牢固可靠的;突然之间就名噪一时的人,那么他的名声一定大于实际情况。

品德高尚,修养很深的人大多没有赫赫之名声,也无突然而得的美名。这就像一年四季的更替是逐渐有序地完成一年的运转,让人们不知不觉。因此,一个人诚实而具美质,就像桃李,虽不说话,但由于它的花果美好,自然会吸引人们慕名前来。

他还曾经说:吴竹如教诲我说“耐”。我曾经说过:“做到了’贞‘,足够干一番事业了,而我所欠缺的,正是’贞‘。竹如教给我一个’耐‘字,其意在让我要在急躁浮泛的心情中镇静下来,达到虚静的境界,以渐渐地向’贞‘靠近。这一个字就完全能够医治我的心病了!”

曾国藩好用“平实”二字教育人,我们从他的《批牍》中可以知道,他曾在《批管带义字营吴主簿国佐禀》中说:“本部堂常常用’平实‘二字来告诫自己。想来这一次必能虚心求善,谋划周全以后再去打,不会是像以前那样草率从事了。官阶有尊卑,阅历有深浅,这位主簿一概置诸不问,本来是个坐手,但自充是热手,没有学问自夸有学问,志向很高但不去实践,气虚几乎是不能审,让他去办的事情都不行,更何况于打恶仗那样的危险呢?”

世人所说的豪杰人士,基本是抱着济世之才,矢志不渝,利禄不能动摇他的心,艰难危险也不能使他失去士气。曾国藩的部下大多是血性忠义人士。他为了实现“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的思想,总是用砥砺志气的话相勉励。如:自古圣贤立德,豪杰立功,成功还是不成功,一开始是难以预料的,只是日积月累,全在你自己了。孔子所说的“谁敢侮”,孟子所说的“强为善”

都是这个意思。这里说的是人要自强。

又如;“凡是做一件事,无论艰险还是容易,都必须埋头去做。掘井只要不停地去挖,终究会有一天会出水的。……如果观望犹豫,半途而废,不仅对于用兵会一无所成,就是干别的事也是因自己停止而完不成。这里说的是人应当有恒。他又在给李元度的回信中说:”军事兴衰,全在于一两个人的志气,所以我的意思是希望阁下暗暗的进行激励吧。“

为了去掉好胜好名的私念,曾国藩常用”不忮不求“作为治心的重要内容。他说:”我这一辈子粗读儒家经典,看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中最重要的是’不忮不求‘。忮,就是嫉贤害能,妒功嫉宠。所以说’怠惰的人自己不能修养,忌妒人的人又怕别人有修养的人就属于这一类。求,就是贪利贪名,怀士怀惠‘。所以说’没得到的时候想着得到,已经得到了又怕失掉‘的人就属于这一类。’忮‘不常常表现出来,每逢发生显露都是在那些名声事业相等,权势地位相当的人之中;’求‘也是不常表现出来的,每逢发生显露都在事物相互承接,升迁相互妒嫉的时候,要想造福,先要去掉¨陵’心,所以说‘人能够完全没有害人的心,那么仁就用不完了’。要想树立品德,先要去掉‘求’心,所以说人能完全没有偷窃的心,那么义就用不完了。不去掉‘忮’,满怀都是荆棘;不去掉‘求’,满腔天天都是卑污,我对于这两项常常加以克服,只恨没能够扫除干净。你们要想心地干净,应当在这两项上狠下功夫,并希望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警惕。每天都在功利场里,能够不忮不求的人,真可以说是大彻大悟了。可惜这番道理太高了,不能向平常人讲说罢了!“

总之,曾国藩的这些事例说明了一个道理:不但当官要耐烦,而且人做任何事都要耐烦。人生之事,十之八九不符合心意,怨天尤人总不是办法,只有静下心来冷静思考、慎重处理才是根本之道。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个人越控制不住大局。

俗话说,心急吃不得热豆腐。世界之事风云变幻,处处藏着危机,稍不小心就有可能使事业陷入困境甚至绝境;而凡事求稳慎则可以使人稳打稳扎,少犯错误,有助于事业的长远发展。因此,对于成大事的人来说,凡事不可不稳慎。

曾国藩认为一生当求稳慎,不可过急。他于同治二年十一月起至同治三年四月初五日中,五次告诫曾国荃道:”望弟不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稳适。“”专在‘稳慎’二字上用心。“”务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稳着。至嘱!至嘱!“其实,只过了一个多月,金陵就被湘军占领。曾国藩在临行前的这些叮咛,因是针对急功贪利的曾国荃的一剂攻心药,同时也说明,”稳慎“在曾国藩的战略思想中是一以贯之的。他称赞萧启江道:”阁下一军,向以‘坚稳’二字著名。“咸丰十年正月,当湘军正在迅速进军时,他写信给胡林翼说:”十一日全军获胜后,罗溪河实已无虞。山内一军,其妙无穷;脑后一针,百病皆除。但此后仍当以‘稳’字为主,不可过求速效。‘曾国藩是非常反对速战速决的。尹杏农曾两次写信给正在“剿捻”前线的曾国藩,借指责周亚夫委弃梁孝王的故事,力陈“兵贵神速”之义。公元前154年,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时,接受一个幕客的建议,让梁国与精锐的吴楚大军接战,而自己壁于昌邑,深沟高垒,只出轻兵至淮泗口,绝吴饷道。吴楚军经过与梁国之战后,锐气大挫,且饥饿不堪,勉力向周亚夫军挑战时。周亚夫又坚壁不出,只得引军而去。这时,周亚夫立发精兵追击,一举而破吴楚大军。曾国藩在回信中盛赞周亚夫这种深沟高垒,后发制人的战术。并说:“国藩久处兵间,虽薄立功绩,而自问所办,皆极拙极钝之事,与’神速‘二字几乎相背,即于古人论兵成法,亦于千百中而无什一之合私心。”为什么他做“极拙极钝之事”?因为他认为,“兵,犹如火,易于见过,难于见功。”

与其因求神速而立即风过,不如但求稳慎而渐缓见功。曾国藩赞曾国荃说的两句话为“良为至论”:“稳扎稳打,机动则发。”然后马上补充说:“然’机‘字殊不易审,’稳‘字尤不易到。”故须极力追求,处处用心。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极力反对浪战,极力反对不知敌我、不知深浅的轻浮举措。他说:“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者亦然。若稍有阅历,但觉我军处处瑕隙,无一可恃,不轻言战矣。”不轻言战,即不打无准备之仗。他称赞李续宾,说他“用兵得一’暇‘字诀,不特平日从容整理,即使临阵,也回翔审慎,定静安虑。”又说:“迪安善战,其得诀在’不轻进,不轻退‘六字。”曾国荃统兵在吉安前线时,他叮咛说:“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敌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营中诚请将日:’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曾国荃在金陵前线时,他又嘱咐说:“总以’不出壕浪战‘五字为主。”曾国藩所说的“浪战”,指胜负不分情况下的战争。即或有小胜,或仅小挫,浪战都带来严重恶果,土卒不但因浪战而疲困,且因浪战而对战事玩忽。与其如此,不如坚而守之,弁(bian)勇身心强健,斗志昂扬,一战可胜。

这就涉及战争中求胜的快与慢的问题。不浪战,或坚守不战,似乎胜之甚慢。实际上,养足精力,看准时机,战而必胜,虽慢实快。否则,欲速反不达。

曾国藩这个于稳慎中求进取的战略,可说是他的战略思想的核心。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强调“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速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蔽,此善于用气者也。”这些例子说明:当两军对垒,善静者善养己之锐气,躁动者必将再衰三竭,虽未战而静者已先胜一筹。所以,曾国藩说:“凡行兵,须积蓄不竭之气,留有余之力,《左传》所称再衰三竭,必败的道理。”在没有现代化武器,打仗只有刀矛,全靠体力,全凭勇气的情况下,曾国藩的“静”字法,无疑是有合理内核的。自然,曾国藩的“静”字法,并不是消极疲沓,被动挨打。他指出“战阵之事,须半动半静,动者如水,静者如山”。静时如山之屹立,不可动摇;动则如水之奔腾,不可遏止。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又提出了“以主待客”的原则。他说:“兵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不敢为先之心,须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也。”这里所说的打第一下打第二下,不是从战争谁正义谁不正义的角度说的,而是指具体战役战斗中,谁先动手,何时动手的问题,即战役战斗何者为主、何者为客的问题。所以他说:“古之用兵者,于’主客‘二字精审也。”何谓主客?曾国藩罗列道;“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相持,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两人持矛相格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

如何处理主与客?他说:“凡出队有宜速者、宜迟者。宜速者,我去寻贼,先发制人者也;宜迟者,贼来寻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最喜做主,不喜做客。”他评论湘军将领说:“近日诸名将,多礼堂好先去寻贼,李希庵好贼来寻我。休、祁、黟诸军但知先发制人一层,不知以主待客一层。”以主待客,既可以逸待劳,养精以应敌,又可静以审势,乘机以破敌。所以,曾国藩认为,以主待客是致敌而不至于敌的最稳健的方略。“凡扑人之墙,扑人之潦,扑者客也,应者主也。我若越壕而应之,则是反客为主,所谓致于人者也。我不越壕,则我常为主,这就是所说的致人而不被人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