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曾国藩全传:从社会底层到晚清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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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血雨腥风战疆场(5)

战争就这样在僵持中陷入了死局。这种死局对每一个人都是严峻的考验。满耳金戈铁马过后,那种单调和乏味一直缠绕着双方,连鸟鸣猿啼听起来也让人心惊肉跳。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总是一成不变的练兵,一成不变的讲话。然后,端坐于大帐之中,看远处遥不可及的地平线,一成不变的树木和森林;近处则是一个个神色紧张的老面孑L,迷茫委顿,眼神暗淡,一个个连走路似乎都变得绵软起来。那些当年生龙活虎、豪气冲天的年轻人,现在都双颊瘦削,在战壕中像幽灵一样游荡。这是怎样的一场战争啊,直接的厮杀是少的,更多的时候,就是等待,等待战斗,等待胜利,也等待死亡……久而久之,似乎每一个人都感到厌倦了。不知道这样的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为什么要打这一场战争?……在曾国藩看来,这一支部队已越来越少抖擞精神、严明纪律了。这样的局面,离曾国藩所预计的相差很远。

老父新亡急奔丧

这样的日子让曾国藩感到极度的困难和苦恼。但是,他本人也不知何时才能结束。正当他为此而苦恼之时,一个意外的消息让他摆脱了困境——其父曾麟书于咸丰七年二月四日(1857年2月27日)逝去。闻此噩耗,曾国藩反而感到是天赐良机,立即向咸丰帝陈报丁忧,并要求开缺守制。他不等谕旨允准,便与弟弟曾国华自江西奔丧返乡。在陈情奏折中,除以孝道为由,坚决要求开缺外,还说此时返乡守制并不影响大局。因为自咸丰六年(1856年)秋,太平军内部发生内讧之后,整个战局发生了逆转。在江西方面,湘军逐步夺回了被太平军占领的广大地区;武汉也被胡林翼和李续宾攻克;湖北绿林军和李续宾湘军联合东下;长江上游沿江城镇又被夺了回来。大军来到江西,与曾国藩湘军一部又包围了九江。江西的吉安、瑞州等要地虽还在太平军手中,但也都被湘军包围了。所以,曾国藩说此时返乡,把军队交待给部下也可以放心。

只准三个月假,不允开缺。这是曾国藩到家多日后才收到的从江西转来的皇帝的批复。但是,三个月假期未满,咸丰帝就下旨命他立即返回江西军营。曾国藩再次上奏,要求给假三年。在这个奏折中,他向咸丰帝表白了不愿再回军营的理由。他说:自古带兵者,从未有他的困难大。领兵打仗却没有军权,自己“虽居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权反不如提镇”。湘军总是出力不讨好。虽然负担了两湖、江西的抗敌重任,但却没被纳入正规军,没有自己的编制,领兵人员都没得到武官的实缺。自己要为湘军将领申请个奖赏,还得征得地方官同意,由地方官上奏。并且,湘军无军饷,行军作战,奖功恤死,都得向地方官讨钱。而地方掌握了政权与财权,视湘军为累赘,打击、排挤、陷害者比比皆是,就是无人给军饷。他虽担起了出省作战的命令,并无出省作战的资格,地方官也没接到皇帝给的接待湘军的旨意。军中连个正式印信都没有,湘军在别的省客位虚悬,处处受刁难。曾国藩在折中明确表示了在江西带兵,不给个巡抚实职或钦差头衔是无法维持下去的。如果还像前几年那样,就让江西巡抚和提督、将军去带兵作战好了,他不会再回去了。就让他留在家里尽孝道吧。

咸丰帝看了曾国藩的奏折,见他直接伸手要实权,考虑再三,最终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咸丰帝认为,太平军的势力一天天衰落下去,已经没有往日的威风,没有曾国藩,别人照样能打赢太平军。此时让曾国藩又有军权,又有督抚大权,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咸丰帝顺水推舟,批准了曾国藩在籍守制三年的请求。这样,曾国藩便离开了湘军,开始了乡居的生活。

乡居生活悟玄机

曾国藩的在籍守制三年的请求得到咸丰帝批准后,他就过起了乡居生活。事实上,他并没有守制三年,仅仅是一年半的时间。曾国藩自咸丰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奔丧至家,至咸丰八年六月初七日再度出山由湘乡动身赴浙江,前后总共一年半。这一年半时间,名日“乡居”,实则是曾国藩一生思想、为人处世巨大转折的时刻,就像练武功的“坐关”、佛道的“坐禅”一样。曾国藩经乡居之后,为人处世简直判若两人。

曾国藩回湘乡为父守丧以来,不断地回忆这些年带兵打仗的往事,每一次回忆,都只能多给他增加一分痛苦。一年多里,他一直是在痛苦中度过的。在这痛苦的过程中,他不断地反醒自己在修身养性方面的种种弱点,思考自己处处碰壁的原因。经过这一番痛苦的自省过程,曾国藩终于认识到了自己以前在为人处世上的错误。以前,他对于官场的欺诈、虚伪、无所作为、贪污腐败等作风极为反感,做事丝毫不讲情面。因此处处与人发生矛盾,受到舆论的讥讽。经过这次深思之后,曾国藩认识到,仅凭匹夫之勇,意气行事是不行的。官场多年来行成的恶习已几乎牢不可破,以自己一人之力完全改变这种风气,无异于痴人说梦。所以,一年以后曾国藩再次出山时,就完全改变了以前的处世方式,变得圆滑世故起来。相对而言,他比以前更善于做官了。

自省本来就是一件痛苦的自我解剖过程。认识到自身的弱点,对一个人来说并不是快乐的事。因此。虽然曾国藩这时对自己以前的做法已然悔悟,但他依旧很压抑。

这一年多的乡居生活,与其说是曾国藩想要在家守制倒不如说是出于无奈。虽然说是他自己请求的,而事实上,这并非他的本意。后来,湘军没有他的领导竟然捷报频传,更让他难以忍受。由他一手提拔上来的湘军将领都纷纷升官加衔:胡林翼官至巡抚加太子少保衔;李续宾赏加巡抚衔,甚至连杨载福都官至提督并封赏黄马褂。而原来那个湘军的创始人和最高统率,似乎被所有人都遗忘了。曾国藩醒悟:看来,对付太平军的能人多的是,皇上并不需要自己。

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军队让别人驱使着,成为别人显身扬名,建功立业的工具,曾国藩不仅有被冷落的感觉,更有被别人利用、愚弄的感觉。然而,在籍守制是自己的请求,自己这是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这样一想,曾国藩的心情愈发烦闷。

与此同时,社会舆论对他的攻击也随之而来。曾国藩以前与人相处,每遇到意见与人不同时,对人家总是连加讥讽、嘲笑不已。这一次他却是委军奔丧在前,伸手要权于后,权未到继而坚卧不起。这就与他自许理学家的身份很不相称,更与往日忠君报国的言词大相径庭。因此,他的行为招来了社会上不同人士的责难与报复,成为众矢之的。其中,最让他难以忍受的,就是老朋友左宗棠的攻击。左宗棠听说曾国藩不待皇上批准,就匆匆回籍奔丧的事后,毫不掩饰地肆意谩骂曾国藩自私无能,临阵脱逃,说他以前自我标榜的忠敬诚信,全是虚伪的谎言。左宗棠带头如此攻击简直成了批判曾国藩的催化剂。一时间,长沙官场哗然和之。这消息传到蛰居在家的曾国藩耳中时,他因为自知心亏理短而无词可辩。这给他本就憔悴不堪的身心又一次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遂得不寐之疾。夜夜失眠,噩梦不断,让曾国藩痛苦不堪。正因为如此,曾国藩对左宗棠一直耿耿于怀。曾国藩与左宗棠虽然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问题上能够同舟共济,相互配合,但个人感情上却嫌隙甚深,无法泯灭。

不知不觉中,盛夏已经悄然进入湘中,火热的南风像从巨大的火炉中喷射而出。午夜之后,仍有令人心焦的蝉鸣,蝈蝈也无休无止地叫着,好像有意同彻夜不眠的曾国藩过不去。他时而躺在床上,时而在室内外踱来踱去,时而又辗转反侧,反复而痛苦地回忆、检查自己的前半生。自入仕途,他以孔孟人世救世,对自身的修养严厉酷冷,一丝不苟;对社会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胸怀。持身严谨,奋发向上,关心国事,留心民情,因而赢得君王信任和同僚的尊崇,十年京官春风得意。正是抱有这种信念,以一文官而白手建军、治军,五年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出生入死。但是,为什么皇上反而不信任自己?为什么上至枢垣,下至府县,都那么忌恨自己?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又日夜苦读,重阅《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希望能从这些书里找到解决问题的诀窍。然而,这些书他已读得烂熟了,重新翻读,只能找到自己过去的思维印迹,并未发现新东西。

据说,在百思不得其解之时,曾国藩曾想要走人空门。然而,深厚的儒家根基使他终于拔不出尘世间的双腿。但因为他要遁人佛门,使他认真阅读了以前看过,但并不相信的《道德经》、《南华经》等老庄的著述。这些书虽讲得是出世之学,但曾国藩重读,却为他的立身处世指点了迷津。同样的处世之学,孔孟主张直率、诚实;而申韩(申不害、韩非)等法家却主张以强碰强,硬对硬;老庄则主张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河所以为百谷之王者,以其善下”。下反而是王,弱反而能强,柔则是至刚。把老子的言论对比自己过去的行事,曾国藩发觉自己处处直截了当,用的是儒家的至诚和法家的强权,表面上痛快干脆,似乎是强者,结果处处碰壁,实质上是失败者,是弱者。到头来弄得上上下下处处是敌人,前前后后处处是障碍。过去也知道“大方无隅”、“大象无形”、“大巧若拙”,但一直没有真懂,所以自己的行事恰好似有隅之方,有形之象,似巧实拙。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是无形无象、鬼斧神凿的。“大柔非柔,至刚无刚”太妙了!读到这里、想到这里,曾国藩如同从黑夜里一下子走进了光明世界,豁然开朗。

自此之后,曾国藩行动做事,由前时的方正,变为后来的圆通。他自己承认,“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已、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曾国藩这里把家居的两年自称为“大悔大悟”之年,他自认为前后行事“迥然不同”了。

曾国藩大彻大悟后的巨大改变,使他的朋友都有所感觉。胡林翼就说他“无复刚方之气”。出山之前,他对清廷上下的官场习气很是反感,“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而再次出山之后“改弦易辙,稍觉相安。”其中原因人多不知,只在他的至亲密友中私下告知他自己学问思想方面的变迁,行为处世方面的变化。曾国藩个人对自己的“大彻大悟”既是痛苦的,又是满得意的。苦在被迫放弃了自己前半生的信仰与行为,得意在毕竟发现了做人处世的“真正”秘诀——“大柔非柔,至刚无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