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常以诗词歌赋来表达自己的志向。从世代耕读之家走出来的曾国藩，也以诗文表达了他的志向。
在京城时的曾国藩，虽然主要立志于学问品行，但从他的诗文中可以看出，他并不甘心做一个文臣，而是寄望于驰骋疆场，报效国家。在感春诗中，他写道：“征兵七千赴羌陇，威棱肃厉不可当。”又说：“横斩蛟鳄血流川，天子之宝无伦比。”还说：“一朝荷戈西出塞，辜负白铁悔因循。”他还经常以李广、卫青、马援等名将自况，感叹时不我用。
当然，他的志向又不仅限于领兵治军，他要的是文武兼通，出将入相。
“杀贼自是书生事”，要以书生从军，征战杀敌，不学穷兵黩武的武夫，而要做平定大乱，再造中兴的勋臣。他要达到的境界是：既能作诗解文又能经理乱世的治国平天下的“圣贤豪杰”。当时，清朝天下还算安定，曾国藩却已有如此大志。当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发生之后，他振臂一呼，挺身赴战，最终完成了凤愿。倘若没有原来所定的这番大志宏愿作心理准备，他是很难有这股冲劲儿、狠劲儿的。
所以说，“丈夫自谋要深远”！男儿立世，没有大志，没有远见，是无法立得住的。
曾国藩于道光十五年人京参加会试前，在家中无非是读书习字，读“子日诗云”，习帖括制艺之类，既没有宽广的眼界，又没有广博的学识。道光十五年会试报罢，他暂时居住在京师，开始涉猎诗和古文，他尤其喜欢韩愈的文章。
道光十八年，曾国藩入翰苑后，大部分时间都很清闲，他便更加发奋学习、广泛阅览、勤作笔记，并将笔记分为五类，分别是“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草”，亲自作手录和摘记。加上他在京都有不少良师益友，相互间切磋扶持。这样日复一日地学习，使他的学识大有长进。可以说，在京为官十二年，为曾国藩成为一代大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京都这段时间，曾国藩因为日课是读书，月课是作文吟诗，因此写了许多的诗文。现在看来，曾国藩集中的作品，几乎一半以上的诗作和一大批文章都写于这段时间。
这段时期，曾国藩也有几篇文章表达了他的文学观点，道光二十三年正月的《读李义山诗集》、二十四年十二月的《书归震川文集后》、二十五年九月的《送周荇农南归序》这几篇文章正是阐述了这样的观点。《送周荇农南归序》对自汉以来的文学家进行了评述，其中对清初文坛的评述是：“康熙、雍正之间，魏禧、汪琬、姜宸英、方苞之属，号为古文专家，而方氏最为无类。”大概这就成为他后来推崇桐城文学的开端。
在诗这方面，曾国藩在京都期间写了不少。他常常检查自己写诗是否是因为想出人头地、求取功名。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他检讨自己“作诗之时，只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此岂复有为己之志？”十二月，又对自己检讨道“汩溺于诗句之小技”，“多半是要人说好。为人好名，可耻！而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十月二十五日经过深刻反省之后他说：“好作诗，名心也。”十月初十日又写道：“今早，名心大动，忽思构一巨篇以震炫举世之耳目，盗贼心术，可丑！”十一月十六日所作的文章是这样写的：“走何子敬处，欲与之谈诗。凡有所作，辄自适意，由于读书少，见理浅，故器小易盈如是，可耻之至！”可是在同一年的十月二十六日那天，他很得意地在家书中说：“子贞深喜吾诗，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十一月十七日的家书中他的得意之情更是暴露无遗：“近日京城诗家颇少，故余亦欲多作几首。”
在弟弟们面前，他的求名思想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
少年得志中进士
每个人生活在世上，常常感受到现实生活的庸俗，但很多的人看到了这一点却因为更多的原因是缺乏去改变的勇气和信心，更不能为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立下高远的志向，而曾国藩与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仅看到生活庸俗、颓废的一面，并且因为自己所处这样的环境而迅速觉醒过来，为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立下了远大志向。
曾国藩六岁时，祖父曾玉屏便为他请了个姓陈的先生教他识字。第二年，父亲曾麟书在自己家里设了一个私塾，取名“利见斋”，有十几个儿童入学读书，曾国藩也就随父读书了。
曾麟书因为自己天分不高，求取功名没有希望，于是便把满腔热血都灌注在儿子身上。他在读书方面也没有高招，只是在儿子身上用苦功夫。从早到晚不停地督促、指导，就连吃饭、走路、睡觉都嘟嘟嚷囔，爷俩相互提示，背诵诗书、议论文义。
在父亲的苦心教导下，曾国藩也苦下功夫，他的天资很高，记性也好，到九岁时就读完了五经，开始学做八股文。读到十四岁时，在当地的读书人中已很有才名。那年，父亲的好友衡阳廪生（资历高的老秀才）欧阳凝祉（字沧溟）到湘乡来看曾麟书，见到了曾国藩所做的诗文后大加赞赏。欧阳氏是衡阳、湘乡有名的学者，尤其诗文作得好，功名虽不高，但平日自负得很，值得他称赞的实在不多。为了试一试曾国藩的才学，欧阳凝祉当场出题考问曾国藩。曾国藩对答如流，据题赋诗，使欧阳凝祉大为惊奇，认为这孩子将来一定大有前程。当即与曾麟书议婚，成就了曾、欧阳两家的儿女亲事，欧阳之女便是后来曾国藩的结发原配。
曾国藩十六岁时，父亲让他参加长沙府举行的童生府试，他考取了第七名。是年为道光六年（1826年）。曾麟书看到儿子小小年纪竟有如此的才华，再看看自己，连考多年秀才未中，如果让儿子跟着自己读书，怕误了他的学业，不如给孩子另请名师。于是，曾麟书跟父亲商量找个教书先生。听说衡阳唐氏家塾有个汪觉庵老先生，八股文教得极好，可以送去就学。于是，曾国藩在十九岁时赴衡阳读书。天资聪颖的曾国藩在衡阳只读了一年书就学完了该校的课程，又回到本县的涟滨书院就读。
经过学习，随着年龄增长，曾国藩渐知自己过去各方面的幼稚，许多想法也不对，必须从新做起，奋勉不懈，才能真正有长进。为此，在涟滨书院读书期间，特为自己取“涤生”为名号，即有洗涤过去，从新做人之意。
道光十三年（1833年），曾国藩二十三岁，父亲于前一年考取了秀才，也让曾国藩参加秀才考试。于是一举成功，中了秀才。这一年，家人为他与订婚已九年的欧阳小姐成亲，二十三岁中了秀才才结婚，这在当时是突出的晚婚了，也见得曾家对曾国藩的读书和功名要求极严格，没有功名不成亲。
考上秀才后，曾国藩于1834年到长沙岳麓书院学习。清代岳麓书院，是湖南的最高学府，藏书宏富，名人辈出。岳麓书院在湖南全省范围内招生，其山长（相当于校长）、主讲是名声很高的欧阳厚钧，他是嘉庆四年的进士，曾任郎中、御史等官，以母老告归主讲该书院。他为书院主讲长达二十七年之久，前后教出当时知名的学生三千余人，因有“弟子三千”之称。在校学生须按月课试，月课分为官课、馆课两种。官课由学政、长沙知府等高级地方官出题，有时甚至巡抚亲自出题。由此可见，岳麓书院对学生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官府对岳麓书院也相当重视。据曾国藩的年谱说，当时曾国藩以“能诗文，名噪甚，试辄第一”。
曾国藩在该校系统地学习了儒家著述，掌握了儒家思想的精髓。
曾国藩在岳麓书院学习不满一年时，于1834年秋天参加了省城乡试，得中举人。两年连中两级，成了“举人老爷”，这对曾家来说，已是破天荒了。
全家喜庆尚未结束，曾国藩便打起行装，前往北京，准备参加来年的进士会试。
第二年，曾国藩就到北京参加会试，但是没有成功。可巧，道光十六年（1836年）适逢皇太后六十大寿，照例增加乡试、会试的恩科考试一次。曾国藩为了节省路费，减少舟车劳顿，决定在北京等一年。于是，曾国藩写信回家说，湖南至北京，千里迢迢，往返一次太困难，路费也太多，不如留住北京，等着来年的恩科会试。家里回信勉励他不要灰心，也别太节省了，多多保重，好好准备。于是他住在北京的“长沙会馆”，那里住着不少湖南的举子，花销不大。
在北京等候考试的这一年里，曾国藩除准备功课之外，还目睹了京华文物名胜，大开了眼界，不再是蛰居湖南山乡的寒门儒生了。就在这段时间里，他喜欢上了号称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的文章，从此终生不变。年谱说他“留京师读书，研穷经史，尤好昌黎韩氏之文，慨然思蹑而从之，治古：艾词自此始”。曾国藩的文章写得好，不仅文词华丽，对仗工整，而且有雄奇之气，读来有如长江大河，滔滔而下。虽然他后来爱好桐城派文章，但作文的基础恐怕至少此时就奠定了。再一年，1836年的恩科考试，曾国藩又名落孙山。一个乡下小财主的儿子，在京师读了一年书，此时已是囊空如洗，只好打道回府。就在回家的路上，他到了金陵这个日后与他的政治、军事生涯有重大关系的城市。
在金陵，他在书肆里见到《二十三史》，爱不释手，但是没有钱，就向一位在江苏任曹的同乡借，又卖掉了自己的衣服，终于拥有了一套自己的《二十三史》。回到家里，父亲问明原因，不仅没有责备他，反而鼓励他说：“你借钱典衣买书，这不是坏事，我只望你细心研读，能把此书认真圈点一遍，就算对得住我了！”曾国藩牢记此语。自此清晨起床，一直读书到夜半，整整一年足不出户。曾国藩研究历史的兴趣就是在那时培养起来的。
又过了一年，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又是举子们进京会试的年头。
曾国藩要上京城参加考试，可是家里却拿不出足够的路费，只好向同族和亲戚家借贷。曾国藩携钱三十二缗上路，到了京师，只剩三缗。曾国藩年谱的作者感叹写道：“时公车寒苦者，无以逾公矣！”
三月春榜发布，曾国藩取得礼部会试第三十八名进士。接着又连续进行殿试、朝考，成绩越来越好。殿试取得三甲第四十二名，朝考取得一等第三名。朝见皇帝之后，钦点了翰林，授翰林院庶吉士。红翰林，是科举试途中的巅峰了，中央的极品大员、地方的封疆大吏，绝大多数是从翰林里选拔的。
曾国藩成功了！
点翰林那年，曾国藩虚岁才二十八。一般的幸运翰林，由秀才、举人、进士，一阶一阶地爬，熬到这一阶少说也得四五十岁，而多数士子根本摸不上翰林的边，有的中个举人就已是两鬓苍苍。就说曾国藩的父亲吧：数十年考上个秀才，已是四十多岁了。相比之下，曾国藩确实是少年得志，平步青云了。
在曾国藩生活的那个时代，像他那样贫寒的出身，又降生在一个偏远闭塞的山村里，要爬到社会的顶层，要施展自己的抱负，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考科举。由秀才而举人，由举人而进士，考中进士后做官，然后博得个封妻荫子。然而，这条路实在是太难了，每年中进士的读书人只有几百个，这对于有四万万人口，有成百上千读书人的大国来说，实在是太少了。因此，真正能通过这条路爬上去的人很少很少，它的可能性是千分之零点几，甚至还达不到这样的比例。后来成为曾国藩死对头的洪秀全，生于1814年，比曾国藩小三岁，当曾国藩在科举的路上奋斗的时候，洪秀全也在这条路上艰难奋斗。洪秀全十三岁就开始考科举，与曾国藩头一次考科举恰好是同一个年龄，而后却屡战屡败，最后连秀才都没有考上。愤世嫉俗的洪秀全终于走上了扯旗反清的路。但是，曾国藩是幸运的，经过二十年的奋斗，他终于成了曾家第一个进士！
在明清时代，翰林院是储备人才的总机关。翰林平时要为皇帝皇子讲书解书，充任经筵讲官、春坊庶子，因此他们必须成为最有知识、最会读书、最会做学问的人。翰林还大多担任纂校殿阁秘书，这更是直接与书打交道的活，他们需要编纂大型的类书、丛书、政书，上自皇帝御览，下至士子阅读，其质量高低，更是对翰林的一种实际而全面、重要而普遍的学识与能力的考验。所以，自明清以来，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而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更是非翰林不任。清代自康、雍以来，名臣大儒大多从翰林而起。
曾国藩人了翰林院，自知前途无限，更有锐意进取之意，决心要做一个藩屏国家的忠臣。此时，他已摆脱了科举的桎梏，转而认为读书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志大人之学。为此，曾国藩曾给自己定下了这样一条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耕耘，只问收获。
曾国藩常常在诗歌中抒发自己高远的志向，希望有一天能成为国家的栋梁。其中《感春六首》最能表现他的雄心：群乌哑哑叫紫宸，惜哉翅短难长往。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响。……虹梁百围饰玉带，螭柱万石从金钟。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
曾国藩立志要成为圣贤之人，要成为藩屏国家的忠臣，因此，他无论做人做事做学问，都是严格地按照此志去努力发奋的。而且，一辈子矢志不渝。因此，他能取得极高的地位，就理所当然了。
曾国藩少年立志，决心要做圣贤，因此一生孜孜以求，持之以恒。到晚年时他已位极人臣，身名俱泰，仍然矢志不渝，初衷不改。其立志之坚定，持志之高远，足以垂范后世。
千金难买真知己
曾国藩一生因学问而结识的朋友很多，如同属于湘乡理学派的李棠阶、吴廷栋、何桂珍，另就是罗泽南。罗泽南既是曾国藩好友，也可以说是他的引路人，他虽只比曾国藩年长四岁，但学问很好，写过好几部书，如《西铭讲义》、《太极衍义》，尤其以研究周敦颐和朱熹著称。
不过，被曾国藩视作一生挚友的却是另外两人，一个是郭生郭嵩焘，另一个则是刘子刘蓉。如果郭嵩焘可看作是曾国藩这只人生航船的强劲桨手，刘蓉则无疑就是思想启蒙者了。
日日怀刘子，时时忆郭生。
仰天忽长叹，绕屋独巡行。
这是曾国藩在北京做官时写给郭嵩焘的诗。“刘子”指的是刘蓉，“郭生”就是郭嵩焘。这首诗里生动地表达了曾国藩对刘蓉和郭嵩焘的深厚情谊。没有朋友的人生肯定是非常孤独惨淡的，然而人生交朋友也有多种。有仅靠金钱或利益维持的朋友，这种朋友最不可靠，当金钱散尽或其中的一方已无利用价值时，朋友也就做到头了，甚至可能反目相向，落井下石；有同生死，共患难，决不会因地位、社会的变故而改变相交初衷的朋友，这种朋友会使你的精神、人格、志向得到升华，即便你的事业没有成功，但你的精神会是富有的。就像曾国藩在1860年5月日记中所写的：“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但要好师、好友、好榜样。”
曾国藩是幸运的，在他还没有从他那偏僻的山乡真正走出来的时候，就交上了两个好朋友，两个后一种类型的好朋友。他与两位好朋友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互相鼓励，而刘蓉、郭嵩焘两人在曾国藩日后的事业中，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