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人面像的原型是什么？三星堆的奇异人物造型，如纵面人画像，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古代神话中的“千里眼，顺风耳”形象，这会是天外来客的外形吗？或者这些东西是用于天人相通的器物？或者它们就是天外来客的遗存物？
国之重器为何先毁再埋？玉、石器主要堆积在东北角。尤其是玉璋和戈，在出土的器物上都有被火烧烟熏的痕迹。许多变形、残损的铜器、玉石器，除一部分是由于在填上过程中打夯挤压所致外，有的是被火烧坏，还有大部分是入坑前当时人们在进行某种活动时而损毁：如有的铜器一侧或一端烧变形呈半熔化状态；有的玉石器被打碎，出土时残断部分位于坑内不同部位，有的甚至分为五处；有的折为两段而重叠在一起，有的器物端刃或柄残断了，发掘时将填土进行筛过，也未发现残缺部分。这种情况，显然是器物在入坑前
三星堆出土的太阳神轮，正中的太阳心凸出，周围成5束放射型光芒就残损了。那么，为什么人们要将一件件国之重器先破坏再埋掉？
炼铜的铅矿从哪里来？将出土青铜器进行检测，在所有的样品中均未发现锌的存在。自然界中单一的铅矿很少，铅和锌往往是伴生在一起的，冶炼铅常用的矿石也称为铅锌矿。因此在使用了铅的合金中，往往都会发现微量锌的存在。而在三星堆青铜器的成分分析结果是：微量锌是不存在的，在全部样品中未发现锌曾侯乙墓椁室全景
的踪迹。这表明：蜀人用来冶炼青铜的铅矿可能不是通常使用的铅锌矿，而是无锌伴生的铅矿。这与同一时期中原地区冶炼青铜的原料之一——铅矿的产地是不相同的。但这样的铅矿在四川没有被发现，古蜀人如何能得到它？
考古专家解答“七大千古之谜”
从1929年月亮湾农民拨开三星堆遗址的第一缕亮光开始，历经大半个世纪十几次的发掘，但三星堆遗址及其出土文物仍有难以破译的千古之谜。虽然专家学者对其中“七大千古之谜”争论不休，但终因无确凿证据而无法最后定论。
三星堆文化内涵基本确定
据四川省考古队驻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陈德安介绍，三星堆遗址是距今5 000～3 000年左右的古蜀文化遗址。遗址内存在三期面貌不同但又连续发展的考古学文化，即以成都平原龙山时代至夏代遗址群为代表的一期文化，又称“宝墩文化”；以商代三星堆规模宏大的古城和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为代表的二期文化；以商末至西周早期三星堆废弃古城时期为代表的三期文化，即成都“十二桥文化”。
陈德安解释说，三星堆一期文化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有文化交流，这可从成都平原出土的玉器中找到佐证。在商代，三星堆已发展成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中心，即早期蜀国，它代表了长江流域商代文明的最高成就，这也能从周边城邑、青铜冶铸技术等方面找到证明。三星堆二期文化则在青铜文化的主导下，表现出古蜀文明的内聚和外衍的两面性。他认为，三星堆文明作为长江上游地区中华古代文明的杰出代表，比黄河文明还早，这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
遗址居民属何族
目前有氏羌说、濮人说、巴人说、东夷说、越人说等不同看法。多数学者认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与三星堆关系密切，其主体居民可能是来自川西北及岷江上游的氏羌系。
三星堆古蜀国政权、宗教形态如何
三星堆古蜀国不大可能是一个附属于中原王朝的部落军事联盟，根据其出土物品的数量，特别是质量上来看，它最有可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已建立起一王朝的早期国家。而其宗教形态估计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与神灵崇拜兼而有之。
古蜀国何以突然消亡
曾侯乙墓出土漆棺
荒灾、战争、瘟疫或者古蜀人自己的迁徙，这一切就可以消亡殆尽，三星堆发掘现场曾出土贝壳、水生物化石等物，难道不能说一场洪水使之一夜之间彻底消失？
三星堆青铜文化如何产主
人们一直不能最终分辨三星堆是蜀地独自产生发展起来的，还是受中原文化、荆楚文化或西亚、东南亚等外来文化影响的产物。据了解，有关专家提出了历史学的辩证解释，三星堆青铜文化其实反应了古蜀人对“眼崇拜”等的习俗，认为眼睛有通神镇鬼的功能，因此造型独特的纵目面具等就并非那么神秘莫测。而高超的青铜器冶炼技术却也并非不可想像，不要忘记随兵马俑出土的众多精致的青铜器也全是人为，推测三星堆青铜冶炼技术可能与长期和外界交流合作有关。
出土的两个坑的年代及性质
年代争论有商代说、商未周初说、西周说、春秋战国说等，性质有祭祀坑、墓葬陪葬坑、器物坑等不同看法。最常规的说法是祭祀坑，发掘中的三星堆文化层的年代在商代左右，所以推测祭祀坑年代大约在商代。
“巴蜀国语”代表什么
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等器物上的符号可能是文字、族徽、图画，或者是某种宗教符号。根据其强烈的宗教信仰来看，最有可能是宗教符号和族徽。
最新发现——三星堆内城发掘出祭祀礼器
2000年12月17日，四川省考古文物研究所对三星堆内城的首次发掘取得惊人发现：从4号灰坑出土了全套石琮、石璧、石瑷祭祀礼器和一件三星堆首次出土的双耳平底罐。
17日上午8时，考古人员在距今约3 000多年前的灰坑中发掘出了一只造型独特的双耳小平底罐。据了解，这是三星堆考古71年来首次发现这类造型的器皿。
随后考古专家又在4号灰坑中陆续出土了石璧、石琮、石瑷残片。据四川省文物考古队队长王鲁茂介绍，石璧、石瑷是古人用来祭天的，而石琮则用于祭地。这批珍贵文物的出土有力地证明了此坑曾是三星堆文化时期的一重要祭祀坑，但与三星堆1986年出土的一、二号祭祀坑相比，一个是“部落级的”，一个是“国家级的”。同时考古专家发现一处有趣现象：石琮是东南地区距今4 000～5 000年的良诸文化的代表器物。此次在三星堆遗址内城区域发现，证明在良渚文化之后的三星堆文明与其他地区文明有着明显的交流。
对于此前发现的人工沟渠排成神秘图案，王鲁茂认为，这一奇特现象估计也与古代祭祀有关。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与编钟发掘记
随县在湖北省北部。在随县县城西北约3 000米的地方，有一个名为擂鼓墩的大土冢。由擂鼓墩再往东南约1 000米的氵厥水河畔、丘陵尽端，突起两个高出河滩平地约20余米的大土包，两土包相距100余米，当地百姓称东边的为东团坡，意思为东边的圆形土包，西边的即为西团坡。这一带依山傍水，从土包上居高环览，视野十分开阔，自然环境良好，符合古代陵墓择地的基本要素。
1977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空军后勤某部的一个雷达修理厂为扩建营地厂房需要，平整东团坡一带的山包，施工人员放炮炸松了这一带的红砂岩，然后用推土机推，结果发现东团坡顶端处有一片呈不规则形的黄褐色和黑褐色软土，再往下则推出了青灰色的膏泥和石板，于是上报上级文化部门。1978年3月，经省地县联合勘察古墓小组认定，这是一处木椁保存完好、墓坑呈不规则多边形、面积达220平方米的大型古墓葬，其中本椁的规模达190多平方米。这是一个巨大的喜讯，因为这样大的木椁墓，在我国境内还没有发掘过，比1972年长沙发掘出土西汉女尸的马王堆1号汉墓大了整整5倍。这就是后来出土编钟震惊海内外的曾侯乙墓。
曾侯乙墓，是建国以来正规发掘的最大的一座战国时期的木椁墓。此墓距今2 400年左右，建于小山岗之上，为竖穴岩坑墓。墓葬平面呈规则多边形，墓口东西最长处21米，南北最宽处165米，规模甚为宏大，仅木炭就有6万千克以上。椁室由171根长条方木直接垒成，东西长197米、南北宽1572米，面积近200平方米，分中、东、西、北四个相对独立的长方形椁室，中有通道沟通。
犹如地下乐宫的中室
四个室中，当然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室。中室里，首先是气势磅礴的编钟就把人吸收住了；其次是南部成组成排的青铜重礼器，也叫人眼花缘乱。让我们来仔细看看中室这些随葬器物的摆设吧。
先看编钟。编钟之所以会格外引人，首先是因为它完整，出土时绝大多数钟仍然悬挂于编钟架上，这在考古发掘史上还从来没有见到过。不论解放前或解放后，在我国北方发掘的一些墓，木质类的东西，通常都腐烂无存，哪还见到如此完整的呢？就拿楚墓来说，出编钟的墓本来不多，少数保存较好的墓，如信阳长台关一号墓，江陵天星观一号墓，出土时编钟架也腐烂或散乱。而此墓的编钟，除少数几件掉下来外，其他均完好如初，这确实是千载难逢。到目前已发掘的数以万计的先秦墓中，也仅此一例。
其次，数量之多，在考古史上也是空前的。此前，出土编钟最多的，一是解放前发掘的辉县琉璃阁60号墓，出土各类钟29件；二是解放后发掘的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各类钟也是29件。而此墓出土编钟65件，比他们的两倍还多。
其三，有的大钟体型特大（最大一件高1523厘米，重2036千克，这也是历年来出土的钟中所没有见到过的。全套编钟上，还有2 800多字的铭文，内容都是关于音乐乐理方面的，这也可以说是创了记录；全套编钟（包括梁架铜构件)总重达4 400千克，这就更是世界上所有乐器的重量之最。
出土时，还有两件粗大的撞钟棒依架而立，另有6件“T”字形钟槌在编钟架附近，说明这些棒槌是和编钟配套使用的工具。
在中室西壁编钟架的对面，即靠近中室的东壁，放置青铜鼓座并树建鼓一件。
在建鼓之北，紧贴中室东壁有一对青铜联禁大壶，即两件大壶同置于一个禁座上。
在中室的北部，与南架编钟相对，出土有编磬。编磬架座由一对青铜铸造的怪兽组成，怪兽由龙头、鹤颈、鳖身揉合为一体，非常奇特而别致。磬分上下两层悬挂，每层各16块，共32块。
在编钟、编磬和建鼓以及鉴缶等所构成的中室北部空间之内，还出土有瑟7件、笙4件、排萧2件、篪（形似竹笛)2件、小鼓2件，此外还有少量的漆杯等。
这一套摆设，实际就是一个古代的地下礼乐宫。钟、磬在古代为高级贵族享用的必备之乐，所谓“金石之声”或“金声玉振”，在宫廷中更是不可少，或又谓之宫廷之乐。此墓这一套钟、磬等乐器以及酒器的陈设，正是真实地反映了古代宫廷中统治者饮酒作乐的镜头。
中室的南部，青铜礼器成组成排，宛如刚下葬时一般，一丝也没有挪动。9件升鼎上，各用竹编织的盖子盖着。5件盖鼎上，各有1对鼎勾，整整齐齐摆在其上，正当中有1对大鼎，每鼎的鼎耳上，各倒挂1个鼎勾。还有1件长柄青铜勺，搁于2件鼎的口沿上，表明这件铜勺与这2件鼎是配套使用的。还有9件小鬲，共附2个小匕。其他配套在一起的有盘和，这是专供盥洗的用具。还有炭炉、漏勺和箕三件烤火套具，其设计别出心裁：炭炉烧木炭烤火，两边有环链，提起挪动不会烫手；漏勺可把炭灰尘和不宜烧的碎炭筛下去；而箕则可以撮灰。就是在今天也有实用价值。
中室礼器这一整套摆设，首先可以看出顺序，如9件鼎摆在最前面，8件簋居其次。“九鼎八簋”是显示墓主身分的，按周礼，只有天子、国君才能用九鼎八簋；再次是小鬲、小鼎形器；最后是盖鼎和盥缶等。其二可以看出主次，以升鼎、大鼎居最中，依次是簋和盥缶等。其三可以看出组别，同类的东西如九鼎、八簋、四盥缶或四等都分别集中在一起。另外，配套使用的情况也十分清楚。在考古发掘中，如此明晰地摆列着的器物，实在是罕见！
放置墓主棺和金器的东室
东室的中部偏西贴近西壁为墓主棺，长32米，宽21米，高219米，呈正南北向放置。当时，一般的大棺长不到2米，宽、高不过07～08米，和这口墓主棺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其实，这是墓主棺的外棺，制作也极为特殊。它为铜木结构，盖上伸出12个铜钮，底下有10个圆形兽蹄形足，足上有10根铜立柱，立柱之间用木板嵌装。在铜足、立柱和木板之上，都是漆为地，上施朱彩。棺身上共施20组图案，每组以阴刻的圆涡纹为中心，周边饰以朱绘龙形蜷曲勾连纹；铜立柱外表施朱、黄结合的花瓣纹，铜足上施鳞纹。这种奇特形式和这种铜木结构的棺，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发掘到。考古队员最先只是见到它的大，觉得它是庞然大物；待水抽干，细细观察它的花纹与结构，却很精巧细致，叫人惊叹不已！下葬时，也许因为棺太重把握不住重心，或者因下棺的绳被拉断，致使整个棺身向西倾斜，因此快到墓底时，盖上东南角钢钮斜插入南椁壁板内，使整个棺不能全部落地，仅棺的西边四个铜足着地，并把椁底板压出圆形足窝；而东边及两端当中铜足却没有落地，并造成东边的棺盖与棺身没有盖严，留有8厘米的缝隙，从缝隙里能窥视到里面有一具比外棺更漂亮的内棺。
正因东边的棺底翘起没有着地，放在棺底下的几件黄灿灿的金器很快就跃入人们的眼帘。这些金器有带盖金盏一件，盖中心有一个圆形柄，边沿有三个等距的外卡。器身腹部有两环耳，下有三矮足，呈倒置的凤首状。全器重2156克，是已出土的先秦金器中最大、最重的一件。盏内附一把金漏匕，重5645克。另有带盖金杯一件，重789926克。此外，还有两件金器盖，一件比金杯盖稍大，一件比金杯盖略小，这两件器盖却没有器身，这就留下了一个谜。
一般的器物都放置在椁室或墓主棺之旁，惟独这几件金器放在墓主棺下，这究竟说明是墓主对它们偏爱或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内棺的特色是上漆极为考究，花纹极为繁复。它的盖和两侧壁板呈弧形，全长25米，宽125～127米，高132米。尽管经过了2 400年，出土时，内棺的漆色、漆质仍保存十分完好，花纹也非常清晰、艳丽。棺盖表面的图案由136条龙组成，共4行，每行17组，每组2条龙，首尾相接。在棺的头、足及两侧都是由一些龙、蛇、鸟、神组成的一组图案。内棺一打开来，就发现腐烂的丝织物包裹着人骨架，不再有小内棺。尸体入殓时，似是用丝棉被包扎捆缚着的，但丝带腐烂太严重，如何捆缚已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