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解放后, 王彦立便将自己的所有财产，捐献给国家，以用于经济建设，并向中共提出了希望继续自己共产党组织关系的要求。虽然党组织承认王彦立过去为党所做过的事情和他与共产党的历史关系，但却被告知：以此前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以“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的身份从事社会活动，比参加“党的工作”更为有利。
于是，组织上安排他担任成都启明电灯公司经理，并先后出任成都市电业局副局长和成都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
1950年5月后,王彦立参加了民建。从1952年起，中国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也直到这时，人们才想起了先后就读于复旦大学和四川大学，并有着丰富工商经济管理经验的王彦立。随之，党把王彦立安排去从事专职的“统战工作”，让他参加成都市工商联的筹建工作,并在市民建、工商联两会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
从此,在党的领导下,王彦立以极大的热情，团结带动市民建、工商联两会原工商业者认真学习《共同纲领》和进行“爱国,敬业,守法”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继而，王彦立组织会员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参加“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经受锻炼和思想改造，并发动会员积极捐献钱物、救灾济贫、认购公债、参与抗美援朝和协助政府平抑物价，稳定社会秩序。因为兢兢业业、勤奋不懈,王彦立被时任川西区主要领导誉为难得的经济管理人才。
1958年至“文革”以前，王彦立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先后出任民建四川副主委兼秘书长、成都市工商联主委和成都市政协副主席等领导职务。
新官上任三把火。1958年5月，中共第八次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创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后,刚刚担任成都市工商联主委的王彦立便立即动员会员接受政府对私营工业、手工业、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参与两会，协助党和政府做好合营企业清产核资、经济改组、调整商业网点、人事安排、工资改革、定股定息等方面的工作,对促进成都市1956 年1月实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2年10月20日，在民建成都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王彦立被选为主任。
随之,针对工商界部分人士所反映出的思想问题,王彦立主持领导民建、工商联两会成员认真学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进行形势政策教育,以帮助会员提高认识,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截至1966 年,在王彦立的领导下，成都市民建、工商联两会的组织建设工作得到积极稳妥的发展, 仅市民建就由1950年5月审查登记的18名会员发展到606名，并先后建立起工业、商业、机关等23个基层支部,为以后全面开展会务工作,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组织保障。
“文革”时期,成都市民建、工商联会务工作被迫中断，王彦立受到“野鸭子”等“造反”组织的抄家、批斗等不公正对待。
但是,王彦立在自己处境都还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还时常暗地接济许多受迫害的党内外知名人士,鼓励他们坚信党的领导,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从而体现出他崇高的品德和情操。
在那段时间，为了“避嫌”，王彦立与同事、朋友之间的来往明显减少，到他家里来的客人，只有工商联和民建四川的领导罗元俊、陈祖湘、李宗坊等几人。而在解放前，他们都是纯粹的资本家。
责无旁贷。尽管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但王彦立仍然继续忠实地扮演着共产党交给他的“统战”的工作角色。因此，无论是因“反右”受整的王家鼐、文保瑛和“文革”前去世的黄鱼门等，还是四川很有名的民主人士，诸如民盟的彭迪先（王彦立在四川大学的老师）、民革的刘元瑄（原国民党第24军代理军长、中将，解放后任四川省体委副主任、民革中央委员等职）、朱戒吾（解放后任成都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副秘书长、市建设局副局长、司法局局长、民政局局长等职），农工民主党四川省负责人刘云波（著名妇产科专家）等，都跟他相交甚笃，情同知己。他们一生都将王彦立作为自己最为信任的挚友，而不仅仅是“领导”。
1976年10月, 粉碎“四人帮”后 ,在中共成都市委统战部的支持下, 王彦立组织领导市民建、工商联两会临时工作机构,集中精力整顿机关、清理会员,并积极开展学习,进行了一系列恢复工作。随之, 王彦立协助党政有关部门，对两会会员在“文革”期间所造成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全部平反昭雪,从而使广大会员感受到中共的政策温暖。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王彦立更加坚定地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一系列措施，并指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主席的功过,正确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30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指明了今后革命和建设的方向,是一部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重要文献。
1980年1月19日，在民建成都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王彦立再次被选为主任。
1984年3月31日，因童少生突然病逝,由王彦立接任四川省民建、工商联两会主要领导职务。从此，王彦立根据四川省民建、工商联两会自身的特色和优势,推动广大会员及所联系的工商界人士“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在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的服务工作中建功立业,从而走出了过去“配合形势任务,抓思想改造”的旧格局；他组织领导省两会开展经济咨询、工商专业培训、海外联谊、文史资料编撰、参政议政和智力支援边远贫困地区等,使省两会工作不仅走出了新路子、创造了新经验 ,而且取得了新成绩、展现出了新活力。
此期间，全国工商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胡子昂和民建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孙起孟先后有意调王彦立去北京，以备 “接班”，但均被王彦立予以婉拒。
1989年1月，四川省工商联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在成都举行期间，出席会议的328名代表选举王彦立为省工商联主任。
1991年7月,中央批转《关于工商联若干问题的请示》的文件下达后,王彦立积极配合省工商联党组,组织领导工商联实现职能转换和组织结构调整的试点工作。他十分关心各地试点进程情况汇报,并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为推动新时期工商联组织建设,培养起一支拥护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队伍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王彦立是省、市两会有影响、有声望的领导人,他先后在政府、人大、政协、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担任重要职务,尽管社会事务,政务工作繁忙,但是他还经常亲自深入基层视察和调查研究,并就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等方面的重大问题积极参与政治协商,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1993年6月，第六届省工商联会员代表大会在成都举行。鉴于身体原因，王彦立没能出席会议，但出席会议的375名代表仍然选举王彦立为名誉会长。
1993年9月3日，王彦立因病去世,享年80岁。
王宗力（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检总队总队长）
由“阔少”到政协副主席
罗明锦口述 汪一立 岳楠整理
罗元俊，原名罗元浩，1921年7月1日出生于成都一个豪门绅士兼民族实业家家庭，与中共的成立同年同月同日。或许是“纯属巧合”，或许是“命中注定”，在罗元俊的漫漫人生中，其均离不开与中共的肝胆相照和风雨历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重庆国泰影院经理夏云瑚的引荐下，著名戏剧家阳翰笙和“左联”戏剧导演应云卫找到当时正在成都光华大学读书的罗元俊。
他们告诉罗元俊，上海影人剧团准备在成都上演宣传抗日救亡的话剧，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华的残暴行径，从而唤起成都人民的义愤，壮大抗日力量，希望他能说服父亲，为上海影人剧团提供演出场地。作为进步学生的罗元俊，心里十分清楚：当时虽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时期，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骨子里却是根本没有什么改变的，其仅仅是从公开的屠杀转为隐蔽的迫害。因为阳翰笙和应云卫是“左联”的人，如果要为影人剧团提供演出场地，无疑是会给自己招来麻烦的。
然而，抗日救亡，匹夫有责。他顾不上过多地考虑个人安危，便毅然一口答应了阳翰笙和应云卫的要求。回到家中，罗元俊向父亲罗仲麒陈述了救亡的道理后，罗仲麒立即表示欢迎，并将最好的智育电影院交给上海影人剧团使用。
12月11日，上海影人剧团在智育电影院拉开帷幕，欢迎各界人士观看演出。影人剧团中，有我国著名的电影演员白杨、谢添、吴茵、项堃、顾而已、施超、魏鹤龄、章曼等，为成都人民演出了《卢沟桥之战》《沈阳之夜》《流民三千万》等宣传抗日救亡的话剧，观众人如潮涌，盛况空前，在成都各界人士中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
与此同时，配合当时情况，智育电影院还是中共党组织的秘密据点和进步人士公开讲演、活动的场所。冯玉祥将军和当时处于地下的中共成都市委书记侯方岳等，都曾在此进行过多次公开演讲。每当他们在这里公开演讲有关团结统战、抗日救国的宣传内容时，台下的爱国进步师生、新闻记者以及各界人士等，便会反应强烈、群情激愤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
为了使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演讲宣传活动更加安全，罗家父子特别在智育电影院的银幕背后，专门设置了一间开设有三个小门的屋子：一个门通观众席的楼厢、一个门通电影院的办公室、一个门通影剧院后门，其后门直通由罗元俊控股控制的益州旅馆，十分隐蔽、方便。平常时期，他们可随观众一起进场、退场，若遇紧急情况，则可以从后门撤退。当时，中共成华县委和程子健的一些活动，就经常在此屋进行。
长期以来，地下党组织一直在智育电影院活动，而一直没有被国民党当局察觉。罗家父子还经常为地下党组织提供活动所需的经费，尽心竭力为革命事业默默地做贡献。
与此同时，智育电影院还为地下党领导程子健等资助经费，从而使程子健和罗仲麒家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情。在与程子健密切的交往中，年轻的罗元俊深受其影响，不仅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而且思想觉悟得到很大的提高，使他从幼年时对国民党的不满，经过潜移默化、较为理性地走上了与共产党风雨同舟的道路。
1940年初，因为罗仲麒年老体衰多病，便要求罗元俊从成都光华大学辍学，继承父业，专事经营成都智育电影院。
罗元俊正式接替父亲后，由于经营有道，在短短几年之中，便通过投资控股，先后经营掌握了五家电影院和一家戏院，即原来的智育电影院、蓉光电影院（原人民电影院，现西南影都）、华瀛电影院（现杂技团原址）、春熙电影院（现人民银行原址）、国民电影院（原提督街解放军电影院）和锦屏戏院（祠堂街8号，现四川电影院地址），第一时间上演了昆仑影业公司拍摄出品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和《乌鸦与麻雀》等进步影片。
1946年6月10日，成都市影剧商业同业公会改选，25岁的罗元俊被选为常务理事长。这在当时的影剧业中，堪称是首屈一指。
1946年7月11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过了4天，7月15日，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又被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
他们两人都是因为反内战、争民主而被杀害的。他们的死，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纷纷集会抗议。为此，罗元俊冒险为成都各界人士追悼李、闻大会提供蓉光电影院作为会场，并赞助了大会活动经费。
开会当天，在青年党主席李璜代表各界民主人士致悼词以后，即由张澜代表民盟及李公朴、闻一多家属致谢词。这时，台下的特务纷纷敲打桌椅，制造噪音，并撕去悬挂在会场上的挽联，将74岁的张澜打伤。
甚至，罗元俊还接到特务的恐吓信，说要杀死他。不久，智育电影院楼厢便发生了一次爆炸事件，幸好当晚观众少，只轻伤了几人。为此，罗元俊被迫隐姓埋名、避居他处，一时未敢回家。
1950年1月1日，成都解放后的第三天，罗元俊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和喜悦，赶到军管会文管处，把成都影剧业的情况作了非常详细的汇报，并针对当时黄色影剧充斥成都的情况，建议军管会对各影剧院上演的影剧进行审查。
随之，罗元俊以成都市影剧业同业公会理事长的身份，召开了同业公会会员大会，以帮助政府作说服、教育工作，劝导同人继续正常营业，不要偷税，不要抽资，要上映进步影片和戏剧。同时，罗元俊还大力宣传共产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城市经济政策，在影剧界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罗元俊对政府布置的每件工作都积极带头，如捐寒衣、补交1949年下半年的所得税，使全行业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为了早日完成任务，罗元俊还有意识地多分担一些税收任务，对确有困难的工商业主，他还用自己的资金帮助解决，从而为稳定局势和巩固人民政权，做了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
从1950年5月成都市工商联筹委会成立起，罗元俊就担任了常委兼文教委员会主任和副秘书长的职务。而罗仲麒，则被特聘为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
此期间，为国所想的罗仲麒、罗元俊父子一起自愿带头捐献了其所拥有影剧院的全部资产、股份，并放弃了他们自己应得的一切定股、定息。为此，罗家被评选为成都市的七大“开明绅士”之一，而被社会广泛认同。
1950年秋，罗元俊作为成都工商界的杰出代表，接受邀请到北京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召开的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
1950年9月25日，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开幕。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朱德、张澜、李济深等中央领导出席会议。会议由朱德主持开幕式，政务院副总理陈云致开幕词，毛泽东致祝词。会议期间，罗元俊等在怀仁堂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照相留念。9月26日下午6点，会议组安排劳模们在北京饭店参加国庆宴会。在宴会上，罗元俊代表成都人民，满怀激情举杯向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敬酒，以表达紧跟共产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十一”这天，罗元俊等兴高采烈地登上天安门前观礼台，参加了国庆观礼。10月2日，大会闭幕时，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罗元俊等464人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罗元俊压根没有想到，党中央、中央政府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会对私营工商业者如此关怀备至、优遇有加，为此非常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