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工商联（省商会）筹建于1953年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由全省工商界组成的人民团体和民间商会，是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桥梁和纽带，是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经济的助手，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合法权益的代表。
自四川省工商联成立以来，始终围绕社会主义建设各个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在会员和政府之间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改革开放以后，四川省各级工商联组织切实发挥优势，积极参政议政，维护会员合法权益，深入推进光彩事业并开展各项公益活动，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支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队伍，全力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受到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及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肯定。
截至2012年，四川省工商联（省商会）已经走过了整整59载春秋,。一年一度的6月26日，是四川省工商联（省商会）喜庆的日子，让我们以喜悦的心情，一起来回顾她59年以来比较重要的社会服务和建设大事记。
四川工商业组织的历史沿革
李宗坊 刘文忠 卢树良
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依靠武力，采用政治、经济各种手段，逐渐渗入我国内陆。
1890年，重庆开埠前后，最早出现火柴、丝纺、棉织、玻璃等商品，产生矿业、航运、电灯等行业。
1890年，四川重庆被辟为通商口岸，长期闭关自守的四川自然经济受到冲击，为维护同业、同乡集团利益，各行各业相继成立排他性帮会组织，重庆、成都、万县、涪陵、泸州、自贡、乐山等地相继出现行会、帮会、会馆和公所等帮会组织。
在各地经济行业组织中，地处西南工商贸易的重要集散地的重庆，出现工商业者自发建立的行业帮会组织比较早。如：咸丰年间各业商人自发组织的帮会，粮食商人组织的“财神会”，以及后来粮食商人组成的“米粮帮”，棉布商人组成的“骑行帮”等。清朝末年，重庆已逐步形成糖、麻、花、酒、油、药、烟、干菜八大行帮组织。如药材业有“药七帮”（主帮）和“药六帮”（客帮），合称为“药十三帮”；在成都，也出现五花八门的帮会组织。
1903年，清朝政府设立商部，统一管理全国农、牧、工、商、矿等项事宜。商部拟定《商会简明章程》26条规定：重庆、天津、烟台、上海、汉口、广州、厦门七个全国重要商埠，“均作为应设总会之处”。之后，重庆、成都分别设商务总会。
1905年，川东道贺元彬令各行帮公举“素晓商务、办事稳妥者八人”，会同重庆八省首事，作为重庆商务总会会董。总会会总理、协理各一人。其职责是“保商振商”，并公推重庆商界首富“天顺祥”老板李跃庭（正荣）为总理，陕商杨怡为协理。
同年10月17日，重庆商务总会开会，订立《重庆商会章程》18条，并将负责人名单报川督转商部立案，重庆商务总会管辖川东及下川南地区数县。作为川西政治、经济中心的成都，于1905年成立成都商务总会，盐商候补道员舒涤生为总理，银号商乔英甫为协理。1910年，成都商务总会改选，更名为商会。周祖佑当选为总理。据史料载，此时，四川全省已成立了重庆、成都两个总商会和82个县分会。
1907年，经成都商务总会归口，组有“茶帮”、“船帮”、“烟土帮”、“木行帮”、“金号帮”、“书籍帮”等69个商帮。
1915年，北洋政府颁布《商会法》《商会法实施细则》和《工商同业公会规则》，将总理制改为会长制。
1926年12月31日，按照国民政府公布的《商民协会章程》，成都商民协会由钱业达琢轩、职业彭劭农、棺板业王剑鸣、炭业李献廷、李伯平等人发起筹备，成立成都商民协会。
1927年，国民政府颁布《商民协会组织法》共10章68条，通令各省成立商民协会，代替总商会。随之，成都总商会会员转为成都商民协会的达92个分会。而此时，四川总商会却依然存在，商民协会与总商会各立门户。
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新的《商会法》《同业公会法》，对商会、同业公会的组织、性质、任务及两者的关系作了规定，明令撤销《商民协会组织条例》。
之后，四川对商会组织进行调整，将总商会改为市商会，会长制改为委员制，会长改称主席。至此，重庆市总商会改为市商会，而存在三年的成都商民协会告终。
1930年，成都市商会成立。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决定将沿海一带的民营企业内迁四川。
1938年，国民政府重新颁布《商业同业公会法》《工业同业公会法》，宣布废止《商业同业公会法》，明确同业公会隶属商会领导。
1938年4月17日，“重庆迁川工厂联合会”成立。继后，在四川先后组建了“中国全国工业协会”、“中国生产促进会”和“重庆中小工厂联合会”等，构成战时重庆颇具影响的几大工业团体。
1942年，国民政府颁布《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按此法规定，商会的执行委员改为理事、监察委员改为监事、主席改为理事长，理事和监事的任期，由两年改为四年，每两年改选半数，不得连任。
1943年10月10日，四川省商会联合会第一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成都市商会大礼堂召开，四川省商会联合会正式成立。按照《四川省商会联合会章程》“凡属四川省依法成立之市、县商会均应加入本会为会员”的规定，此时全省共有商会会员84个单位。
1944年11月，到四川省商会联合会第一届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时，已有160个商会单位。其中包括：成都市、自贡市、华阳（今双流县华阳镇）、江安、忠县、巴中、内江、邛崃、宜宾、江油中坝镇、广汉、江津白沙、乐山、绵阳、蓬溪、丰都、犍乐盐区、灌县、潼南、南充、郫县、简阳石桥镇、合川、新都、彭县、铜梁、开县、璧山、射洪太和镇、温江、彭山、新繁（今新都县新繁镇）、资阳、犍为、新津、江津、剑阁、三台、合江、眉山、崇宁（今郫县唐昌镇）、威远、中江、泸县、成都县（今成都市区部分）、仁寿、马边、长寿、德阳、南川、简阳、彰明（今江油市彰明镇）、安岳、峨眉、盐亭、夹江、大邑、涪陵、金堂、崇庆、富顺、荣县、蒲江、綦江、犍为石溪乡、铜梁安居镇、铜梁平滩镇、金堂淮口镇、丰都高家镇、射洪洋溪镇、黔江、达县（今四川达州）、资中、隆昌、岳池、叙永、绵竹、梁山（今梁平县）、射洪、遂宁、南溪、乐至、广元、名山、江北、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双流、渠县三江镇、青神、巫山、彭水、江北乐碛镇、永川、古蔺、罗江（今德阳市罗江镇）、蓬安、峨边、北碚管理局、云阳、资中球溪镇、长宁安宁镇、理番（今理县）、汶川、奉节、阆中、大邑龙水镇、洪雅、武隆、宣汉、宣汉南坝镇、青川、巫溪、渠县、南部、乐山苏稽镇、松潘、南江、什邡、纳溪、苍溪、古宁（今叙永县一部分）、筠连、江油、营山、广安、茂县、大竹、兴文、安县、井研、巴县（今重庆巴南区）、荣县、丹棱、屏山、雷波、沐川、庆符（今高县庆符镇）、珙县、高县、长宁、酉阳、秀山、石柱、城口、邻水、垫江、武胜、西充、仪陇、梓潼、昭化（今广元市昭化镇）、北川、平武、旺苍、万源、通江、懋功（今小金）、靖化（今金川县）等等。
1947年10月，国民政府公布《工业会法》，宣布废除《工业公会法》，工业团体脱离商会。
1948年5月28日，原中国全国工业协会重庆市分会召集纺织、机器等27个工业行业理事长开会，组成筹备委员会；7月9日，重庆市工业会成立；选出理事25人、监事9人，参加工业会的工业企业有55个业别、206户，工业会内部机构设有调处委员和调查统计委员会。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当年12月，成都获得解放。12月28日，成都市工商界2万余人与全市人民一道，以无比兴奋的心情，自发列队到成都市北郊迎接解放大军入城。
随着长时间困守危城的恐怖气氛一扫而空，各个行业人心大定，共庆新生，并纷纷开门，恢复正常营业。
成都是四川最后解放的城市，敌情复杂。1950年春节前夕，土匪特务与地主勾结在市郊组织武装暴乱，投机倒把分子乘机造谣传谣，哄抬物价，引起人心波动。
在政府指示和军代表的发动下，成都市工商界立即组织原同业公会宣传政策，稳定人心和市场。为了保持节日正常供应，政府加强运输，大力组织货源，国营公司不限量地供应市场需要。
在此关键时刻，诸多私营企业的工商业主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其中，成都人和米厂厂长李宗坊不仅把库存大米和来料加工未运走的大米在市场上抛售，而且他还动员同业中的大户，共同采取一致行动，先后与德阳、罗江、广汉等地有关系的粮商紧急联系，让他们设法迅速运送大批粮食到成都。为此，建成面粉厂、大星面粉厂的负责人王伯静、张再生均按照原价供应面粉；裕华纱厂负责人黄鱼门则仍按与花纱布公司签订的合同规定，不仅将所产棉纱一半交公司，一半照原价自行处理，而且将自产自销的天马白布，全部交公司销售；纸烟业主万树成也按原价在安乐寺市场抛售20余箱纸烟。
就这样，由于成都市工商界各业积极协助政府保证供应，平抑物价，使流言不攻自破，人心安定。与此同时，在解放军的镇压下，土匪特务纷纷落网，社会秩序迅速恢复正常，全市人民欢欢喜喜地度过了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
刘文忠（原四川省工商联副秘书长）
卢树良（成都市工商业联合会宣传处处长）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时期的工商联
李宗坊 刘文忠 卢树良
1950年3月，针对1949年下半年度工商业所得税欠收等问题，成都市政府工商界劝募分会成立并开始工作。经查证核实，由于各工商企业账目都不健全，所以经成都市税务局核定，按各业商号现存存货除去已销售额，即为应缴纳税额的计算依据，开始补缴。据此，成都全市工商业各业共完成税款30亿元（旧币）。
在此期间，国家发行胜利折实公债，经成都市协商研究委员会研究决定，工商界应认购50万的份额（每份合金额2246元旧币）。结果，当年年底便完成了认购额的85%。
由于上海工人失业和江苏、河南、河北突发水灾，导致工人、灾民缺衣少吃。为此，响应政府有关救济粮食寒衣的号召，成都市工商界共完成旧币28亿元的捐赠。
随之，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成都市工商界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积极开展支援抗美援朝捐献和对进军西藏以及福建前线的解放军的慰劳活动。按照原预计，成都市工商界准备捐献用于购买三架战斗机的金额45亿元（旧币）。但到年底，实际捐献入库数超额了16亿5千万元（旧币），并发起了热烈欢迎归国志愿军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游行和签名活动。
成都市内原有贯穿市区的金河、御河两条排洪河流，但由于年久失修、不加疏淘，每到雨季，城内低洼处便成泽国。1907年曾经发生的一次大水，造成了全市人民生命财产的极大损失。
为此，人民政府了解到人民的疾苦，急人民所急，立即发动全市人力物力组织淘河工程。
本着人民的事人民办的原则，人民政府对所需经费进行统筹分配。
据此，成都市工商界完成了7200双市石大米的工缴经费任务，并动员会员参加6500个义务劳动日。
很快，在全市军民（包括妇女同志）的协力奋战下，疏淘工程顺利完成，金河、御河多年淤塞的污泥被疏通，水流通畅，恢复了其排洪作用。
1952年8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47次政务会议通过并公布《工商业联业合会组织通则》。
《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以下简称《通则》）指出：工商业联合会是各类工商业者联合组成的人民团体，其基本任务是：（1）领导工商业者遵守《共同纲领》及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2）指导私营工商业者在国家总的经济计划下，发展生产，改善经营；（3）代表私营工商业者的合法权益，向人民政府或有关机关反映意见，提出建议，并与工会协商有关劳资关系等问题；（4）组织工商业者进行学习，改造思想和参加各种爱国运动。
关于工商业联合会会员的组成，《通则》指出：（1）市、县工商业联合会以本市、县区域内的国营、私营及公私合营之工商企业、合作社或合作社联合社为会员；手工业者、行商、摊贩得个别地或集体地加入市、县工商业联合会为会员；（2）省工商业联合会以县、省辖市及相当于县一级的工商业联合会、国营企业省级机构及省合作社联合总社为会员；（3）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以省、中央及大行政区直辖市及相当于一级的工商业联合会、国营企业的全国总机构、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为会员；（4）对工商界有特殊贡献的人士，被邀请参加各级工商业联合会会员。
为此，四川根据《通则》的精神和全国工商联筹委会的要求，在原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行署区工商联筹委会合并的基础上，开始四川省工商联的筹建工作。
1953年1月22日，召开筹建省工商联座谈会，决定成立筹备处，并报请省人民政府立案；2月6日，省人民政府商业厅（省商政〔1953〕80号文）批复，同意筹备成立省工商联，由彭劭农等15人组成省工商联筹备处，彭劭农为主任委员，肖则可为副主任委员。
1953年6月10～18日，四川省工商联筹备处代表会议在成都召开，出席代表433名，彭劭农被选为省工商联筹委会主任委员。筹委会决定，省工商联机关设秘书处、组织宣教处和业务辅导处。
1953年6月26日，四川省工商联筹备大会在成都举行，33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选举产生四川省工商联筹备委员会。设正、副主任委员，常务委员和秘书长，彭劭农被选为主任委员。
之后，四川省工商联筹备处制定了《简章草案》，共7条。
从此，四川省工商联（省商会）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由省工商界组成的人民团体和民间商会，是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桥梁和纽带，是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经济的助手，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合法权益的代表。截至2012年，省工商联（省商会）已经走过了整整59载春秋。
1956年8月21～27日，省工商联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成都举行，出、列席代表928人，筹委会秘书长李伯平作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由165人组成的四川省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出常务委员47人，正、副主任委员14人和秘书长，彭劭农被选为主任委员。
四川省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1956.8～1962.7)
主任委员：彭劭农
副主任委员：温少鹤何仲明肖则可肖松立张尚德黄鱼门黎雪林全九李轩罗筱元洛桑年扎(藏族)陈裕民郑梦麐
第一届一次执委会议决定，省工商联机关设办公室、秘书处、组宣处、辅导处，处、室下设科或组。
与此同时，全省各地相继建立了市、县、区工商联，地方组织170多个，吸纳各类会员近10万个。
20世纪50年代，四川省工商联和各级地方组织在教育推动省私营工商业者遵守政府政策法令，反映会员的意见、要求，维护会员的正当权益，沟通会员与政府的联系，协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支援抗美援朝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