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之，李宗坊和王光英一起先后被全国青年联合会、全国工商联、全国政协等选为委员、代表，他们之间的友谊、交往一直不断。1999年，时任全国工商联名誉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的王光英，还特地泼墨为李宗坊书写了“桑榆逢盛世，喜迎下纪春”10个大字，以示共勉。
在成都市工商界中，不少人因为拥有很多土地财产，而在土改中被划为工商业兼地主；减租运动时，这些人的日子自然又不太好过。
在减租退押工作中，深入基层、了解收集到许多第一手资料和具体情况的川西区七联协助退押工作组成员李宗坊，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努力对那些开明正直、对解放和建设新中国有过特殊贡献的工商业兼地主者进行妥善保护。
如杜瑞征（开明人士，时任成都市工商联组织科科长），被原籍农民协会来蓉找到后，竟被捆绑在东大街一旅社内，并准备第二天押回当地处理。李宗坊得知后边报告市委加以保护，边立即赶到旅社，艰苦劝说农民协会的代表“不要蛮干”，并劝杜瑞征积极退赔，从而避免了其被押回原籍批斗的危险。
民盟地下盟员范英士虽是官僚、地主兼工商业者，但解放前曾为党为人民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当得知罗江县农民协会派人来到成都，正要押解范英士回去清算批斗的情况后，李宗坊立即向八区区委书记张烈夫（后任西城区区委书记、市工商管理局局长、市计划委员会主任、《成都日报》副总编辑、中共成都市委办公厅副秘书长、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副市长等职）报告，并详细说明“范英士是地主兼工商业者，但他又是地下时期就加入民主同盟会的老盟员，解放前为党为人民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
而张烈夫自然是对范英士的情况早有所闻，便心中有数地说：“你反映的情况很好，根据党的政策，范英士应属保护对象。”由于区委书记出面和区委按照党的政策，加之范英士积极退赔，罗江农协派来的代表很快就被说服回去了，从而使尖锐的矛盾顷刻化解，党的政策得到了贯彻落实。
工商人士受到重视
成都解放后不久，中共川西区党委统战部部长、成都市副市长李宗林，就先后多次登门拜访年逾古稀，解放前曾担任成都市商会会长的进步工商人士彭劭农。
早在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成都工商界就以行帮为基础，成立了成都商务总会。民国初年，商务总会改名为成都总商会，行帮分会改名为同业公会。民国十九年（1930年），成都总商会又改名为成都市商会。
彭劭农(1876～1968)，四川省夹江县云吟乡人。20多岁时参加乡试，考中秀才。先后历任四川省、重庆市议员及洪雅县征收局局长等职，后退出官场，在成都创办“生之”当铺、“三泰长”纸店等实体；1931年后，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集思社”，被推选任成都市商会会长、成都市土纸业商会第一届执委、成都市纸业公会主席，并主办《工商日报》；抗日战争期间，彭劭农有李澄、彭为和、彭为工、彭塞4个儿女和彭明先、彭明全、彭炳坤3个侄儿等远离家乡，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并有彭为和、彭为工2个儿女在抗日战场贡献了宝贵生命，从而被进步人士誉为名副其实、当之无愧的“革命家庭”。
盛情难却。德高望重的彭劭农欣然接受了中共委派的任务，并随即挺身而出，较长时间地担任了领导四川省和成都市工商业的恢复整顿及工商联的筹备建立等相关工作。
1950年春节前夕，在各界人民代表茶话会上，贺龙代表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向在座的彭劭农、黄鱼门、李宗坊等工商人士祝贺。
1950年6月，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三十八次政务会议上，李宗林被任命为成都市人民政府市长，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政治部民运部部长米建书和无党派人士、嘉乐纸厂经理李劼人教授被任命为副市长，李宗坊作为工商界人士代表与马识途等，被任命为川西区成都市人民政府委员。
1950年7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任命及批准任命的各项名单中，四川的著名工商界人士胡子昂（民主建国会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委员、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周钦岳（前重庆《新蜀报》总经理）、邓季惺（女，《新民报》经理）、鲜英、胡浚泉、康心如、张天放（昆明木棉公司协理）、张茂甫（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经理）、黄凉尘（时任重庆宝元通公司总经理）、杨灿三、杨体仁、郑东琴（民生实业公司董事长）、萧松立和起义将领邓锡侯、潘文华等44人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其中周钦岳还担任了副秘书长一职。
1950年7月6日，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任命彭劭农为成都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其儿子彭塞（解放前任中共地下党成都工委书记、成都市委副书记）为成都市民主青年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川西区成都市人民政府委员、青年团(今名共青团)川西区工作委员会副书记等职。
早在解放前，彭劭农、彭塞父子便与马识途相识相交，通过杨耿光的引荐，彭劭农与邓锡侯也有联系，彼此情深谊长。新中国成立后（马识途曾担任中共成都市委组织部部长，邓锡侯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他们三人不仅同为全国人大代表，而且在一起共事，合作多年。
成都解放后，黄墨涵曾两次应邀参加人民政府会议。受中共党组织委托，黄墨涵还对地下民建成都分会成员进行审查，并与王彦立、陈祖湘等组建民建成都分会筹备委员会。
1950年上半年，在陈祖湘和黄宪章的介绍下，李宗坊加入了民主建国会（全书简称民建会）。尽管如此，李宗坊内心仍萌发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念头。
50年代末期，李宗坊特意向中共成都市委统战部部长雷汉统等，表达了希望成为一名中共党员的愿望。不久，雷汉统对他说：“您的想法是好的，但党的统一战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的工作非常重要，您留在党外，作为一个非党布尔什维克，比入党发挥的作用还大。党是相信您的，好好安心工作。”从此，李宗坊时刻牢记这一番话，并本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兢兢业业，埋头工作，努力做好中共的诤友。
1951年6月，全国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捐资购买飞机大炮支援志愿军打击侵略者。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捐献活动中，重庆市工商界人士踊跃捐资397亿元（旧币），购买战斗机26架；成都市工商界捐款达60亿元（旧币），购买了战斗机4架，并“雄赳赳气昂昂”地簇拥着飞机，参加了号召成都市民继续踊跃捐献的游行活动；自贡市“红色盐商”侯策名，除带头捐献巨款购买飞机大炮外，还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期间，率先将全部股息的80%购买了国家建设公债。
1951年8月，自贡市工会联合会贡井办事处成立，辖盐业、店员、搬运、建筑、手工业、建筑等八个行业基层工会。同年，国家扶持民营工商业恢复和发展，人民银行共发放贷款8.09万元。
从1951年10月开始，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陈叔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与章乃器（民建副主任委员、新中国首任粮食部部长）、李维汉（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等共同负责筹创全国工商联。
1952年1月7日，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
1952年1月，四川省工商联筹备处成立，彭劭农被任命为处主任。
1952年，当成都工商界有人曾发表错误言论时，彭劭农坚决抵制说：“我只有一个老师，那就是共产党。”彭绍农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始终积极团结教育工商界人士遵守政策，鼓励他们爱国守法和虚心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发挥了工商业者在建设新中国中的作用。
1952年8月28日，自贡市工商业联合会（又称自贡市总商会）成立，侯性涵任自贡市工商联第一届主任委员，并连任第二、三、四届主任委员。后刘镇国任第五、六、七届主任委员，王大贤任第八届主任委员，陈体渝任第九、十届会长，王孝谦任第十一、十二届主席、会长。
工商组织积极参与国家建设
李宗坊 罗功田口述 李彦沣鲜翔整理
953年6月，在成都举行、有330名代表出席的省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上，彭劭农被选为省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廷弼、肖则可、何仲明、黄鱼门、林全九、黎雪、罗筱元、陈裕民被选为副主任委员。与此同时，全省各地相继建立了市、县、区工商联筹备委员会等地方组织170多个，吸纳各类会员近10万人。
其中更富有传奇色彩的是，罗筱元(1891～1966），解放前曾为自贡盐业“新四大家族”之一，担任自贡商会常委，富荣引盐、运盐、商业同业公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自贡自流井盐场生产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市工商局副局长、副市长、市工商联副主任、民建自贡市委主委、省工商联副主任等。不仅与彭劭农是老相识，后来竟成了彭劭农的孙女亲家（罗筱元是彭劭农的孙女彭琪琪丈夫罗照田的爷爷）。作为亲家，罗筱元与彭劭农又双双同是民建党员、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和四川省及全国人大代表，他们经常在一起出席会议、共商国是。
1953年10月，中华全国工商联正式成立，陈叔通（新中国成立前曾任商务印书馆董事、浙江兴业银行董事）被推举为主任委员，李烛尘、南汉宸、章乃器、许涤新、孟用潜、盛丕华、 荣毅仁、傅华亭、陈经畲、黄长水、胡子昂、巩天民、李象九等13人为副主任委员，沙千里为秘书长。
此前的1949年1月，陈叔通离沪北上，辗转到达解放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亲切会见。1949年9月，他以产业界代表的身份，担任了新政协筹备会副主任职务，与中共领导人及各方面代表共商建国大业。10月1日，陈叔通和张澜、沈钧儒等民主人士一起，站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共领导人身旁，出席了开国大典。从1951年10月开始，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陈叔通开始主持工商界全国性组织的筹建工作，并从此连任三届中华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
在中华全国工商联正式成立期间，全国工商联筹委会委员彭劭农、温少鹤、童少生作为四川工商业代表，被选为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1954年12月25日，在成都市工商联召开的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上，代表们选举黄鱼门为主任，钟云鹤、李宗坊、陈国恩、王彦立、李仲书为副主任，罗元俊为秘书长。
1955年2月16日，重庆市政协召开了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重庆是召开全国旧政治协商会议的所在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1月，召开了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产生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这是重庆市政协的前身。
此届市政协由市委书记曹荻秋亲自担任主席，李唐彬等10人为副主席，丁道衡等42人为常委，有汪云松（重庆早期商会会长、民族资本家，邓小平、胡伦等四川大批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资助者）、汪文竹（裕华纱厂经理）、朱己训（大明纺织厂厂长）、吴修辅（药友制药厂经理）、陈叔敬（重庆牛奶厂经理）、鲜伯良（复兴面粉厂厂长）等实业界人士，有杨粲三（聚兴诚银行董事长）、康心如（美丰银行董事长）、陈诗可（和成银行总经理）、杨成质（民生轮船公司）、黄明安（强华轮船公司总经理）、邓燮康（合众轮船公司总经理）等工商界人士，有肖华清（民盟）、夏仲实（民革）、周钦岳（无党派）、黄墨涵（民建）、徐崇林（民建）、税西恒（九三）等一大批在民主革命时期与党共同奋斗的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参加市政协，并担任相关领导职务。而国民党起义高级将领裴昌会、陈离则被选为市政协副主席。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重庆市人民委员会组织工商界人士努力发展生产，保障供给；举办商贸展会，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活跃市场；协助政府平抑物价，稳定金融，协税入库；维护市场秩序，实行明码标价，对恢复国民经济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重庆市人民委员会积极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引导工商界人士走公私合营道路。工商界人士以“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为行动准则，掀起了公私合营的热潮。宝元通实业公司在全国商业企业公私合营中走在了前列；民生轮船公司在交通运输行业成功地实现公私合营，被称之为“公私合营的典范”。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的完成，中国进入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
1956年初，重庆胜利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成为全国公私合营中走在前列的城市之一。1956年1月16日，重庆市人民委员会批准本市私营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
1956年8月，在成都举行、有约500名代表出席的四川省工商联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彭劭农再次被选为四川省工商联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温少鹤、何仲明、肖则可、肖松立、张尚德、黄鱼门、黎雪、林全九、李轩、罗筱元、洛桑年扎(藏族)、陈裕民、郑梦麐被选为副主任委员。大会期间，时任四川省副省长的邓锡侯不仅亲自到场祝贺，而且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1956年12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工商联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朱己训、李华伯、林全九、罗筱元、洛桑年扎、胡子昂、康心如、陈叔敬、陈裕民、张尚德、温少鹤、彭劭农、黄鱼门、郑梦麟、萧松立、萧则可作为四川工商业代表，被选为第二届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
与此同时，彭劭农先后历任全国工商联常委、川西行署商业厅副厅长、川西行署财经委员、川西行署监察委员、省人民委员会(政府)委员、成都市和四川省工商联筹委会主任、省工商联主席、民建四川省委常委、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1957年2月10日，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在省委书记李井泉与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陪同下，莅临重庆市工商联，亲切接见了出席工商联代表大会的代表温少鹤、肖松立、徐崇林、童少生、汪云松、杨灿三、康心如、杨受百、王文彬、陈叔敬、徐伯图等工商界知名人士和康心远、王絮茵夫妇。
1957年2月，公私合营的久大盐业公司加入国营自贡市制盐工业公司，过渡为国营。
由于罗筱元在自贡工商界有较大的代表性，在恢复生产和减租退押中，能响应政府的号召，曾先后担任自贡市工商局副局长、自贡市政府副市长。在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中，罗筱元先后担任中国民主建国会自贡市支部主任委员，民建四川省工作委员会委员，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省工商联副主任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