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磨难此心不改的老一辈工商儒士
鲜琦 鲜翔
966年5月4～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期间，于5月16日通过并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此后，“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
就在这年的春天，鲜英在北京的住宅被抄，鲜英多次被批斗，甚至连睡觉的床也差点被红卫兵抬走；夏天，重庆的鲜宅被重庆大学“赤卫军”抄家，红卫兵掘地三尺，将所有值钱的器物、古董、字画，以及他们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全部查抄封存。1967年，重庆市上清寺街道办要办无线电厂，将鲜氏遗族全部家人赶出达观楼，迁至下半城储奇门解放东路，寄居储奇门至20世纪80年代才返回；1968年6月10日，鲜英在北京因发烧引发肺炎，在医院逝世，享年83岁。
“文化大革命”时期,成都市民建、工商联会务工作被迫中断，其主要领导王彦立等受到抄家、批斗等不公正对待。但王彦立尽管在处境困难的条件下,还时常暗地接济许多受迫害的党内外知名人士,鼓励他们坚信党的领导,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体现出他崇高的品德和情操。
“文革”十年动乱中，年过90的彭劭农，仍不免受到冲击，抄家、挨批斗，导致其精神备受刺激，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
与此同时，李澄、彭塞和彭明先、彭炳坤等均受到程度不等的打击、迫害。
1968年6月22日，彭劭农因脑溢血病逝于成都，卒年93岁。
“长期以来，在漫长、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我都坚持与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亲密合作。党非常信任我，成都刚解放时，便请我出来工作。我为党和人民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可党和政府却给我这么多的关照和荣誉。为此，我深为感激，并决心继续为党努力工作，忠心耿耿对待党的事业，与党亲密合作一生！”这是彭劭农生前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因彭劭农临终时正值“文革”高潮，正遭批斗的其子李澄、彭塞等因是“当权派”、“黑五类”，都不在他身边，人们便遵从他“落叶归根”的遗愿，其骨灰由媳妇彭丹等家属护送回夹江后，投入千佛岩下青衣江龙脑沱中。
更难能可贵的是，尽管彭劭农和他的家人历经磨难、受到多种冲击，但他们仍至死不渝地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这无疑是彭劭农等老一辈工商人、革命者的真实写照！
1970年11月，范众渠（原民国重庆市参议会议长、重庆市艺术专科学校校长、1949年重庆“迎接解放筹备小组”组长，新中国成立后任重庆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因为不堪被批斗和残酷迫害，上吊自杀。
此间前后，蔡鹤年（抗战后期重庆四大钱庄之一，重庆永生钱庄董事长、重庆钱业公会会长、重庆市商会理事长，新中国成立后任重庆临时治安委员会第一副主任、重庆市工商联执委、常委、市政协委员）被打成“反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罗华垓再次被打倒，曾和其他干部一道下车间基层参加体力劳动。 1974年9月，罗华垓因病去世，享年78 岁。
在十年动乱时期，侯策名被抄家、被斗争、被解除一切职务。
动乱中，侯策名虽身受影响，但始终没有动摇他对新中国的热爱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为此，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从内心感激毛主席、共产党把我们民族工商业者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者，我感到无比欣慰。”他还经常以“在生之日，就是我改造之时”的要求来鞭策自己，利用各种机会启发工商界同人，坚决跟共产党走，努力为人民服务。
1977年，侯策名被迫害致死，终年91岁。
父亲不幸，儿孙有幸。罗华垓生前与夫人范天柔养育四子一女，其大多与教师有缘。其中，长子罗齐亮，先后在西南联大和武汉大学肄业，解放前与夫人李慕亲同在罗华垓创办的简阳纪云中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在蜀光中学、自贡师范任教，为特级教师；老二罗齐熹，公私合营后，在大安盐厂、自贡煤建公司任副科长；老三罗齐武，温州化工学院毕业后，在泸州高坝化工厂子弟学校任教；老四罗齐原，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后，任四川石油管理局资中内燃机厂总工程师；五女罗齐昭，乐山中央技专毕业后，任长春市吉林大学副教授；女婿王柔怀，是国际知名的数学家，其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后，曾任国立自贡工业专科学校教员、东北工学院讲师、吉林大学教授、数学研究所副所长，吉林省数学学会第三届理事长。孙辈中的罗亦孝，在中国科技大学核物理系毕业后，任兰州近代物理研究所室主任、党委副书记兼副所长；罗亦弟，在四川大学毕业后，曾任四川工业经济技术开发公司副经理，后派往珠海市筹建与外国合资的新厂；李明嘉（跟随母姓），在南京邮电学院毕业后，任成都邮电部第五研究所工程师。
无独有偶。侯策名的三个儿子，都先后就读于自贡蜀光中学，他们都是享誉全国的学者、专家、教授。其中，长子侯朝炯，是中国矿业大学系副主任、矿压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采矿工程”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国际岩石力学学会会员，曾兼任煤炭工业部锚杆支护及软岩工程两个专家组成员、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软岩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职；老二侯朝焕，是我国著名信息、信号处理和声学专家，中科院院士，国家自然保护基金委员会信息科学部主任，中科院声学所研究员、副所长、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声学学会副理事长、信号处理学会副理事长等职；老三侯朝祯，是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全国高校自动控制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自动化学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
1978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抓紧复查纠正冤假错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的请示报告》。此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全面展开。
陈铭德、邓季惺的“右派”问题都得到改正，并在当年又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但这时他们都已进入老年，也不可能再做什么工作。改革开放初期，邓季惺打算和几个法律界的熟人一起开办律师事务所，但终因心有余而力不足放弃了。
1978年，上海《新民报》酝酿复刊，成了后来的《新民晚报》，闲了多年的陈铭德、邓季惺对这张报纸特别关心，为了解决报纸发行问题，他们亲自多方联系有关部门。
邓季惺自己生活得十分节俭，但是当别人求助于她时，她从来都毫不吝惜。虽然吃了不少苦，但对国家的忠心不改。1993年中国申办奥运时候，邓季惺不仅捐了钱，还非常关心申办结果。
1995年，邓季惺去世，享年88岁。邓季惺去世后，后人在收拾她屋子时，在一个很小的塑料袋里，发现了一堆寄款单，除了她资助一些亲属的孩子上学之外，还有不少是她寄给过去曾在报社工作，以后遇到困难的同事员工的。
1978年底，自流井盐厂为罗华垓举行追悼会，充分肯定他一生对盐业的贡献。
“文革”后，由于胡耀邦代表党中央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罗筱久之子罗蛰潭迎来了新的春天。后经四川省委批准认定，对其父亲罗筱元过去被错划为右派等问题，予以改正。随之，他应邀出席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被任命为成都地质学院副院长，兼任中国石油学会理事、石油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四川石油学会副理事长、省政协常委等要职，并连续两届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1999年，年逾八旬的罗蛰潭退休，并随即旅居加拿大。2008 年，因病回成都家中休养。2009年10月1日罗蛰潭老人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乘鹤西去，享年90岁。大儿子罗功田，是成都理工大学核技术与自动化工程学院教授；二儿子罗照田，是华西医大1981年届硕士毕业生，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和哲学双博士，美国MD Anderson肿瘤中心教授，并兼任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内分泌科客座教授；三女儿罗润田，1982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是成都市人大代表，成都理工大学侨联主席、致公党理工支部主委，英语系原主任、教授，外国语学院教授、学术、学位三大委员会成员；四儿子罗志田，1981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1987～1989年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攻读文科硕士学位，1989～1993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师从史学大师余英时先生。1994～2003年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3年至今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四川大学杰出教授；五儿子罗雨田，是成都理工大学石油地质学和加拿大渥太华大学计算机双博士，现美国圣地亚哥计算机公司资深主管。
粉碎“四人帮”后，刚刚恢复领导工作的原副省长童少生便积极参加“拨乱反正”，十分热情地为他人平反冤假错案，甚至帮人代笔书写证明材料，帮其落实政策。1977年12月后，童少生历任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省工商联主任、省人大副主任、民建四川省委主委等职。
与此同时，在中共成都市委统战部的支持下, 王彦立（时任民建成都市委主任、省工商联副主任等职）和李宗坊（时任市工商联主任、省工商联副主任等职）等，立即组织和领导市工商联、民建两会临时工作机构,集中精力整顿机关、清理会员、开展学习,进行了一系列恢复工作。并协助党政有关部门，对两会会员在“文革”期间所造成的冤假错案，全部进行平反昭雪 ,使广大会员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1979年，彭塞被平反昭雪，先后调省医药管理局、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持工作。2002年2月3日，彭塞因心脏病猝发逝世，享年81岁。
为此，马识途先后展纸挥毫，以示深切怀念之情：“万里秋风石径斜，泛舟泾口似归家。青衣江上花如雪，峨岭山中雪胜花。”并眼含泪水为彭氏“革命家庭”题写了如下文字：“南征北战年华逝，戎马倥偬，正气长虹，阅尽风流在险峰；老来更觉春光好，绵薄全奉，夕照匆匆，留得丹心一片红！”
周恩来签署的任命状救了我一命
李宗坊口述 鲜琦 李彦沣整理
“文革”中，红卫兵大破“四旧”，对“黑五类”、“走资派”、“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等大肆进行批斗和“抄家”。因为李宗坊属工商界的代表人士，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特殊关系”，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以来，省、市党委暗中不仅把他列为重点保护对象，而且每每通知派出所、居委会派人加以保护。
正是由于上述“特殊关系”的原因，李宗坊不仅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成都工商界就名声不小，而且新中国成立后的名望更大。为此，有不少朋友跟他开玩笑说：“老李，你咋那么经得住整？什么运动你都没倒过？”
面对这样的话题，李宗坊总是笑笑，不作任何解释。其实，他自己最清楚不过，除了忠心耿耿为党为人民工作外，还有个原因，那就是与周恩来的“奇缘”。
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中央决定在重庆设八路军办事处，由周恩来任办事处主任。办事处设在哪里好呢？既要方便工作，又要确保安全，这是很伤脑筋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