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宦官之所以最后会闹腾得鸡飞狗跳，主要还是因为明朝极端专制的皇权。在封建官家制度中，皇帝始终高踞于权力结构的最顶端。在一大批曾经跟他一起赴汤蹈火的开国元勋被清洗之后，整个官僚集团陷入了一种信任危机。连自己最亲密的战友都不值得信任，还有什么人能够值得信赖？
开国之初，朱元璋虽三令五申，不得重用宦官，但最后他本人带头违反了禁令。朱元璋的外甥李文忠平日喜欢结交儒生，在家中养了不少门客。有一次，李文忠对朱元璋说：“内臣太多，宜稍裁省。”朱元璋愤怒道：“若欲弱吾羽翼何意？此必门客教之。”于是一怒之下将李文忠家中的门客都杀了，随后李文忠也神秘死亡。朱元璋在这里居然视宦官为自己不可缺少的“羽翼”，这种前后态度的转变让人费解，但却给那些重用宦官的皇权继承者们一个理由——谨遵祖训。
宦官本来只不过是宫廷里的服务生，身上不应该披有正式权力的外衣。但另一方面，宦官又是最接近皇帝的人。最接近权力的人，却被正式制度挡在权力的大门外，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于是他们中间有些宦官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从皇帝手中分得权力，就算不能穿上权力的正装，也要捞一件 “权力马甲”穿在身上。世上的“马甲”千千万，这么多人热衷于“权力马甲”，是因为可以借着权力的光照亮自己的前程。一旦穿上“权力马甲”，又没有被人识破。那么穿“马甲“者不光可以获得正式权力的待遇，更能享受到官场利益的分肥。
朱元璋和朱棣父子都是治国的好手，两人可以说是大明王朝最为强势的两大帝王。在他们主政期间，他们也刻意规避皇权旁落的各种风险。在权力的运行中，对于那些接近权力核心层的辅官阁臣，他们可以说是防备再防备。比如说在章奏的批示上，两任皇帝都是亲力亲为，绝不假手于人，只让那些文臣在其中扮演顾问、参谋的角色，并不放权于他们。但是等到洪熙、宣德以后，这种局面就被完全打破了。尤其是票拟制度应运而生，更是增大了宦官专权的可能。票拟制度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皇帝太懒，懒得连大臣们的奏章都不去批阅，然后就令内阁大臣用小票墨书，对奏章草拟出的各种处理意见，贴在各种奏疏的封面上，然后再上报给皇帝，由皇帝审定后，让太监用红笔写出，称为朱批，这就是改变明朝宦官命运的票拟制度。
这种票拟制度为宦官专权打开了方便之门，得到票拟之权的是司礼监和文书房。司礼监是宦官建制中的十二监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监；文书房则是宦官十二房之一。作为宦官建制中的两大权力要害部门，司礼监“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而文书房“掌收通政司每日封进本章、并会极门京官及各藩所上封本，其在外之阁票，在内之搭票，一应圣谕旨意御批，俱由文书房落底簿发”。在明代宦官机构二十四监中司礼监成了权力最大的机构。
按照两大部门的职责分工，他们等于是卡在皇帝和大臣权力通道中间的障碍物。对于大臣们而言，不管是六部进呈还是内阁票拟的奏章，或起草的诏令，在交到皇帝手里之前，都要经文书房的宦官们过目；而对于皇帝来说，他所下的命令，也不能直接送达大臣，必须先经过文书房的宦官之手。这就是说，所有的奏章在经过文书房的宦官们中转后，司礼监的太监不仅能预先知道其中的内容，而且内阁大臣们的票拟，只有通过司礼监的审阅后，认为可以操作，才能送达皇帝的案牍之上。其间，司礼监太监还在章奏中做下记号，即“凡有要紧处，即钤阔一寸许白纸条，覆于本上下空纸处，用指甲捏一痕”。由此可见，司礼监对于皇帝的影响，可谓举足轻重。而太监享有的批红大权，更是明朝宦官得以窃弄权柄的关键。
明朝末年的权宦魏忠贤，或乱批，或假传圣旨，更是到了为所欲为的境地。杨涟在《劾魏忠贤疏》中说：“自忠贤专擅,旨意多出传奉。传奉而真，一字抑扬之间，判若天渊；传奉而伪，谁为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群，勒逼让，政事之堂，几成哄市。甚至有径自内批，不相照会者。假若夜半出片纸杀人，皇上不得知，阁臣不及问，害岂渺小?”
宦官专权带来的是权力结构的异化，这种在权力系统中强行超车的方式等于是架空了内阁势力，将权力所产生的利益直接导向了自己。
穿着“权力正装”的官员动辄就被身披“权力马甲”的宦官们迫害打击，而那些宦官的亲友，或投靠、谄媚宦官的大臣们，则可以在仕途上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太监虽然身体上缺少零件，但是心眼却一点不比别人少。在宫墙内，他们尚且有机会翻云覆雨，如若他们有机会身负皇命，深入地方的话，他们照样也能将官场上那一套分肥原理玩得炉火纯青。作为皇帝的亲信之人，他们打着皇帝的旗号，为自己捞足了好处。
明朝成化十三年（1477年），一场政治闹剧搅乱了江南官场的平静。而这个事件与大宦官汪直有着直接联系。江南官场传出的这个讯息是，大宦官汪直要来江南一带微服私访。消息传出，整个江南官场一片哗然。
这个汪直到底是什么人呢？他是早期侍奉万贵妃的一个小太监，在昭和宫里长年当差，慢慢地升为御马监太监，做了一个管理御马、进贡马骡的七品内官。成化十三年（1477年），汪直提督西厂。这也成了他职业生涯中权势最盛的六年时间。西厂设立于宪宗成化十三年(1477年)，其权力和人数都远远超过了东厂，活动范围也从京城遍及全国各地。太监汪直任西厂提督。西厂成立，本来只是为了替皇帝刺探消息，但汪直为了实现自己升官发财的梦想，开始拼命地罗织大案要案，其办案数量之大、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之多都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汪直也借此陷害朝中的正直之士，培植同党，并用锦衣卫百户韦瑛为心腹，屡兴大狱。汪直每次外出，都前呼后拥，保镖随从成群，那些朝廷的公卿大夫见了都要绕道回避。三品以上的京官大臣，汪直都敢擅自抄家审问。对一般的老百姓，其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慎，就会被西厂以妖言罪从重处置。在这种情况下，西厂仅仅成立5个月，就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
汪直虽然气焰熏天，但是那些官员却能将其为我所用，靠着他升官发财也是有可能的。在汪直权力鼎盛时期，他每次深入各府县，当地的官员都会出城几里跪着迎接，并且想尽一切办法去结交他。汪直对官员的这种表现也是相当满意，他可以当着官员的面质问人家:“你知道头上纱帽是谁家的？”这句话就是提醒那些官员，别拿我这个宦官不当官，我照样可以左右你的官场命运。
这些官员只要能够讨得汪直的欢心，遂得晋升工部户部兵部侍郎，时有谚云“都宪叩头如捣蒜，侍郎扯腿似烧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想巴结汪直的人都能排成队，官员们为献媚汪直都想尽了办法。
听说大宦官汪直一路巡查过来，那些得到消息的官府衙门都提前做好了高规格的接待工作。一些有冤屈的老百姓也都拟好状纸，希望能够通过“钦差大臣”直达皇帝来讨个清白。一时之间，“官民多持讼词往诉，或为之理”。汪直是西厂提督，各级官员对他是又爱又怕，既盼着这样一尊大神能够到来，这样自己就能够得到一个巴结讨好的机会；害怕见到他，是因为担心自己万一什么地方伺候不到位，马屁拍到马腿上，吃不了还要兜着走。
这个汪直视察过江南后，又继续南下，一路搜刮民财。他索要钱财的手段很高明，本人口口声声称要廉洁奉公，手下的校尉却一个劲伸手要钱，就这样一路中饱私囊到了福州。福州的大小官员也是毫不含糊，“自三司官以下，迎候唯谨”，小官吏如果惹恼了汪直，拖出去就是一顿杖责。就在汪直在福建耀武扬威的时候，却出了一桩意外。福州镇守太监卢胜是个细心人，他发现这个汪直口口声声称自己提督西厂，是钦差大臣，可他手里却没有一件皇家信物。经过认真调查后，才发现这个“汪直”是赝品。这个“汪直”以为自己穿上马甲，别人就认不出来了。
但是我们不要只被眼前的政治诈骗案蒙住了双眼，其实更应该关注的是骗局背后隐藏的现实问题。诈骗案只是一场意外，参与交易者不会因为一场意外而收手。官员们希望能从身穿“权力马甲”的汪直那里捞取好处，而他们只想着在官场规则中各取所需，根本无暇分辨穿“权力马甲”的人到底是真还是假。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会有那么多人削尖脑袋想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只要做了皇帝身边的红人，就可以分得皇帝的权力。这些身穿“权力马甲”的宦官下去走走，下面的官员都视同皇权代言人。如果能够巴结上，日后的前程也自然远大。
像假汪直这样的江湖骗子都知道口衔“天宪”，可见确实有“天宪”存在。就算有官员持怀疑态度，他也不敢站出来核实。按照正常的权力习惯，汪直这样的宦官发了话，有哪个吃了豹子胆的官员，敢证实这些是不是皇帝的意思？
如今是谁这么大胆，居然敢假冒汪直来个全国巡回诈骗？很快事情就被查了个水落石出。假汪直其实真名叫杨福，是江西人，曾经在崇王府里当过内使，到过北京。后来，他逃了出来，想回老家。路过南京时，杨福碰到一个熟人，熟人发现杨福长得很像权倾朝野的大宦官汪直，于是杨福心生一计，决定冒充汪直骗些钱花，那位熟人就扮作他身边的校尉随从。两个“混搭”的骗子先到芜湖敲了一笔，见没有露出破绽，于是他们大着胆子沿江而下，再顺着浙江沿海南下。由于杨福在北京城混过，对朝廷礼数略知一二，所到之处居然没有人怀疑唱着双簧的二人是山寨版的。
如今东窗事发，假汪直案传至京城，轰动朝野上下，案犯自然是罪不容赦。成化十四年（1478年）七月，假汪直（杨福）被处死。
假汪直死了没几年，真汪直的命运也随之急转直下。宪宗皇帝身边有一个名叫“阿丑”的小太监。有一次阿丑奉命表演节目逗宪宗开心，他就现场表演了一个喝醉酒的小太监撒酒疯。小太监喝醉了酒，正撒着酒疯，旁边人告诉他说：“皇上来了。”小太监装作没听见。旁边人又说：“汪太监来了。”小太监赶紧作匆忙躲避状，一边躲一边念叨：“今人但知汪太监也。”
接着这位极具表演天赋的“阿丑”小太监又扮演汪直，操着两柄“钺”来到皇帝身边，说：“我带兵全仗此两钺。”旁人就问：“你的钺是什么钺呀？”阿丑说：“王越、陈钺。”半真半假的笑话博得宪宗皇帝开怀一笑，可笑过之后，皇帝也发出了一声叹息。因为笑话中提到的王越、陈钺，实际上不过是交结汪直的两个大臣。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带兵远征的汪直请求班师回朝。对汪直已经不感冒的宪宗皇帝却叫他继续御敌，但不久后，又命令军队全部撤回。之后，宪宗皇帝又派汪直到南京担任御马监，西厂也被撤销。此后汪直终老南京，再也没有回到皇帝身边。
尽管假汪直死了，真汪直也被削夺了权力。但是继汪直之后，借着东厂或者西厂、锦衣卫的名义，假充特务的事件依旧层出不穷。嘉靖年间，竟有强盗冒充锦衣卫，到县衙门绑架知县大人的事件发生。假冒锦衣卫的强盗直接闯进滑县县衙，绑架了知县张佳胤，并索要巨额赎金。这位张知县也算临危不惧，说自己没钱，不过可以让县里的大户们先凑一凑。然后他给强盗打了个“白条”，上面写了十个大户的名字，让强盗拿着“白条”去找大户索钱。强盗不可怕，就怕强盗没文化。大字不识几个的强盗，真就拿着那张“白条”找人要钱去了。实际上，张佳胤在“白条”上，写的都是县里捕快的名字。看到知县大人的亲笔文书，捕快们立即出动，强盗落网，知县脱离险境。
“假作真时真亦假”，假特务吓怕了各级官员，以至于有时候连真特务站在面前也不敢认。嘉靖四年，有锦衣卫到广东侦查，副使孙懋和按察使张祐怀疑是假的，捉住锦衣卫一通审问。等到真相大白，孙懋和张祐也就只有坐牢了。
宦官得势时，可以搞乱天下，但是他们的命运，是完全操在皇帝的股掌之间。皇帝一旦发现宦官已经不中用，那就需要另换看家狗，或者觉察到他们有野心、构成对皇权的威胁时，皇帝一翻脸，一挥手，这些宦官就会从权力的巅峰摔下来，跌个粉身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