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官家社会中，商人处于四民之末（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地位是最低的。在春秋战国时代，国君们都知道商贾利于国家富强，所以争相与商人结交，以使“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就连把商人安排在四民之末的管仲，也是通过大兴盐海之利把齐国的经济繁荣起来，才让齐桓公有资格争霸天下的。也正是由于管仲对商贾的了解，才清楚他们的“利害”。
在权力世界里，“利”和“害”始终联系在一起。就因为权力集团知道商人的“利”，所以也就看清了商人的“害”。尽管国家为了敛财的需要，早从秦汉时期就开始和商人做起了买卖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权”。但这种捐纳的官职，并没有多少实际好处，很多时候不过是一项荣誉头衔。商人用钱获取的不过是一些最基本的待遇。对于古代官僚集团来说，商人不过是“取款机”，是官员获取“灰色收入”的管道之一。
对于皇帝来说，商人就是“中央银行”，当国家快要揭不开锅的时候，商人们就要出出血，共克时艰；但是当商人财富越积越多，富可敌国的时候，也就到了皇家翻脸的时候。这就像农民养猪，等猪肥起来，也就该到宰杀的时候了。明朝初年“资巨万万，田产遍于天下”的江南第一豪富沈万山就是鲜活的例子。他用自己的财富不断向新政权示好，可是马屁还是拍到了马腿上，犯了朱元璋的忌讳。说到底还是沈万山的财富触痛了朱元璋，结果落得三次抄家，流放云南。
有人形象地将商人比作权力的“二奶”，这也许是商人离不开官员的主要原因。是“二奶”，就有想被扶正的野心。而在这“二奶”转正之路上需要付出多少艰辛，很多时候还是花自飘零水自流。 商人总是通过一些灰色通道与权力系统勾连在一起，将自己的身份漂白。很多时候，父辈打拼取得的财富就是为了子孙后代能够远离商场，成为权力系统中的一分子。有研究明清商业史的学者，发现在当时除了极少数西化的买办资本家，愿意将自己的商人职业永远干下去之外，中国商人中的绝大多数还是将经商作为旁门左道来经营，作为自己家族未来转型的阶梯。由于和朝廷、官员的深度勾结互为利用，“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垄断与利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商业领域，垄断一旦出现就必然伴随不公平竞争。
官商相助，利益均沾，官员与商人渐渐地形成了撕扯不开的复杂关系。而这种关系，也为商人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官商勾结犹如一个人从娘胎里带出的胎记，记录着财富积累过程中的机缘与特色。下面，我们就拿晋商来对上述买卖关系作一分析。
隆庆四年（1570）的春天，蒙古首领俺答汗的孙子把那汉吉与俺答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把那汉吉一怒之下就投奔了大明。这种事并无先例可查，让明朝的官家集团也不知如何应对？由此引发了在处理把那汉吉问题上的朝政之争。和每次政见之争一样，官僚集团内部大致分作两派，一派主和，一派主战。
以赵贞吉为首的一派主张采取强硬的军事手段，以王崇古、张四维等为首的一派主张议和开马市。
关于在边境开马市，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了。因为在此之前，双方就此有过实质性的接触。
嘉靖年间的时候，在蒙古比较靠近山西的地方地默川地区（今天的呼和浩特一带）出现了一个新的部落土默特部，其首领俺答汗是成吉思汗的子孙。他一直希望能够通过和谈的方式，与明朝政府在边境设立一个“互市”，既可以有所交流，又可以满足生活需求。他在嘉靖十三年的时候，第一次主动向明朝政府提出“封贡”。所谓“封贡”，也就是封他为王，给他一个王的封号，这样自己就可以保证部落民众和军队不骚扰明朝北方边境。俺答汗还提出一个双方在商业上合作的架构：你要和我“互市”，你要为我提供生活必需品，然后我用牛、马、羊和你进行交换。
明朝中央政府却始终不买账，在整个嘉靖一朝，俺答汗每一次的请求都被严词拒绝，就连俺答汗好几次派来和明朝进行谈判的使者都被杀了。
明朝当时的国策就是坚决对蒙古草原实行经济封锁，但实际上这种封锁是封而不锁，因为民间是禁不住的。王崇古在就任宣大总督以后早就把这个事看得很透了，这个时候需要的是一个贯通双方利益的契机。要使明朝的中央朝廷改变国策，作为一个镇守边关的总督，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作为官员他只能执行这种国策，也就在这时候出现了俺答汗的孙子降明这一事件。
俺答汗一怒之下陈兵大同城下，王崇古无意与其开仗，他想把这个事情圆满地解决。
这样一件偶然的边境事件在王崇古看来却是解决蒙汉争端的最佳良机，他马上上书朝廷，建议“封俺主要推动者，连《明史》都承认：“贡币之议崇古独成之”。
作为一个边境官员，王崇古这么卖力难道仅仅是为了消除边患？其实这里面有着商人的利益计算。王崇古出生在晋商之家，祖籍蒲州（山西省永济县）。他的父亲王瑶是一名非常成功的山西商人，还曾经做过学正这样的小官，可是所挣的薪俸无法满足自己宏大的财富梦想，所以他很早就从公务员队伍里辞职不干了，与哥哥王现迈入了商旅生涯。
地贫人多使得当时很多山西人不得不从土地中走出来，在经商的交换和流通中取得维持生存的必需品。我们知道在一个区域内长期困顿压抑的人，如果有一天突然获得了自由与财富，他自然会将这种获得财富的途径无限放大。王崇古的父辈们亦是如此，他们深深相信：与政治力量相结合会保持自己获利的持久性与丰厚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商人就是以盈利为目的。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能够保证利益的最大化，那么这个渠道将是他们极力推崇与维护的。
王崇古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作为一名官商，他的很多亲属大多是山西的商界名流。他比谁都清楚：政府制定和实施的政策对商人的经营活动有着根本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他需要做的，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山西的商业活动与明朝官家的权力结合，或者以财力通过各种方式结交官宦，从而影响政府做出有利于商人进行经商盈利活动的政策。而政府也把商人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饷供应的工具。就这样，商人与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依托关系。官商勾结，实现各自的利益诉求，在这一点上，晋商的百年兴衰史就是最为真实的写照。
到了隆庆五年（1571）三月，以王崇古为代表的议和派终于在这场政见之争中占据了上风。明朝政府也做出决定：与蒙古议和，封俺答为顺义王，允许与蒙古通商贸易。也就是说，每年一次在大同、宣府、山西（偏关）三镇的长城以外开设马市。后来发展到在陕西、宁夏二镇也开马市，每月一次在长城的各关口同时开设小市场。没想到的是，交易市场异常繁荣。交易商品除了布帛、菽粟、皮货外，还有服装、针、线等日用百货。
王崇古与其外甥张四维等在议和开马市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更应该看到，推动这一政策还是以晋商为代表的商人势力。王、张虽然身在官场，可二人均为晋商家族。王崇古之父王瑶、伯父王现、长兄王崇义、从弟王崇勋、舅父沈廷珍、姐夫沈江等都是商人。张四维之母是王崇古的二姐。张四维的父亲张允龄、叔父张遐龄、弟张四教、岳父王恩、妻兄王海等也是晋商。可见王氏、张氏均为大商，此时扩大与蒙古地区的贸易，将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商业利润。
当时像王、张这样有着“商人胎记”的官员在当时不在少数，这种官商合体家族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商人势力的不断扩充，必然引发商人参政议政分享政权的愿望和可能。在明中叶正德、嘉靖年间，一些参与国家重大经济活动的商人，他们的子弟通过交结地方官吏以郡县学籍参加科考，一部分商家子弟由此步入仕途，而官府对此并不明令禁止，这就打破了长期以来不许商人子弟仕宦为官的成例。卿相出自科举是明代的定制，商人子弟入仕做官，提高了商人家族在社会上的地位，同时商人家庭借此利用其政治地位巩固他们商业上取得的成就，这就是出现官商一体化家族的最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