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召开自新校外学友紧急会议。我当时是这个学友会的主席。这个学友会的成员是20世纪30年代停课进行保卫大武汉巡回宣传的主力，有相当高的爱国热情。这次参会的50多人中，已有20多人被所在乡定为“选手”，群情振奋，形成以下决议：
1.在选票的三个圆圈内尽量多写“王八蛋”；
2.被定为“选手”者，要通过各种渠道取得“选手”资格。
二、针对家父何成壁广交游和有一定社会影响的特点，去他影响力较显著的乡镇如红昕、乐安、上新、万安等地游说与他同龄的铁哥们，串通一气为选“王八蛋”当“国大代表”尽一点力。
为检测成果，三台县选委会唱票那几天，我都挤到听众中聆听，当听到“王八蛋”一票时，不仅听众发笑，唱票员自己也忍俊不禁。结果，徐堪以压倒优势当选，但“王八蛋”也有38000多张选票公之于众。一石激起千层浪，对此，反动当局的心中总会有所思考的。
营救蒋宇姗
1948年深秋，我因事进城住在同学吴刚家。放晚学时，其弟吴英向其兄说：“南城小学的蒋老师被几个军人抓了，说她窝藏大共产党……”我与吴刚先是一愣，但很快联想到在抗日战争时期因独山失守，国民党陪都重庆人心惶惶，吴因此写了“挽不回河山，收不回失地，形同南宋秦桧，恰似东汉阿瞒”的偈语贴在自己门口，不是也被县特委会关禁闭么？于是相视苦笑。但一经沉思，又觉得必须问个究竟。次日一大早，我去到我的小学老师，古井小同乡，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县合作金库主任叶明章家里，向他讲明造访意图后，他表态：“一个弱女子，可经不起折腾啊。”因叶的爱人陈云秀与蒋宇姗同属教师，并且有一面之交，我问他可否营救，叶表示愿意试试。从此我改住叶家。三天以后，叶把蒋被抓的原因向我讲了，说：“来头确实不小。因为军统在川特务头子徐中齐发现了中共地下党川北负责人王叙五（此人解放后任中共川北区党委组织部长）在广元的行踪，得可靠情报已向三台转移，于是派出多辆军用吉普至三台，并查实了王的落脚点是中大东街102号蒋宇姗的家，但包围搜查，却无王的踪影，把蒋家翻了个底朝天，除了一小提箱私人来往信件值得深究外，无任何可疑之处。”我说：“这属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之事，蒋老师可能有救了！”叶进一步说：“最初，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连蒋拘押何处也无从知道，只是在一小提箱私人信件被证实全是青年男女之间的谈情说爱信后，才有了转机。”后来，由叶明章相约国民党三台县党部副书记长谭荣茂具文，蒋宇姗老师终于获释。
事后证实，蒋宇姗家确实是王叙五在三台落脚的堡垒户之一，王叙五当时确实已被包围，但在群众的掩护下，王终于甩掉了敌人的追捕。
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民心的向背，是决定事业成败的源泉。
姜是老的辣
1949年9月下旬，遂宁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李天民，率5个保安中队经古井向成都方向逃窜，古井乡乡长陈特夫，安排李天民夜宿古井中心校长寝室。我与另一年轻中共地下党员谢长怀合计，自恃有40个乡警队人枪可供调遣，准备当夜选10个身强力壮且信得过的乡警队员，挟持李天民做人质，要他同意5个保安中队就地起义。此事为中共老党员老郭同志（中共地下支部领导成员之一，解放后任县公安局看守所长）所悉，立即对我们进行说服，他认为：“挟持李天民是盲动，与党的‘隐蔽精干，聚集力量，发动群众，等待时机’的16字方针不相吻合；李天民是骨干分子，人很顽固，谈判不易成功，即使被迫投降，以我们现有的力量，一旦敌人大兵压境，过早暴露，后果不堪设想。”我们被说得心服口服。果然，两天后，国民党军从古井经过的败兵，如潮水般涌入，时间长达一个多月。我们手中掌握的乡警队，只能在夜幕降临后，利用熟悉的地形、地物，打一枪换一地方，对败兵心理上起点威慑作用而已。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每当忆及往事，我都从心灵深处怀念老共产党员对年轻人的厚爱之情，同时，我更留恋兄弟党之间那种亲密无间关系。
70年来，邓演达创立的农工党与共产党风雨同舟，在共产党的领导帮助下日益发展壮大，特别是看到农工党与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光荣传统能够继续保持，并发扬光大，心里甚感欣慰。
（作者何树人，已故，原系农工党资中县支部委员。本文成文于2001年）
我参加农工党川北游击队的革命经历
谢震
我的父亲是小学教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江县柏树乡的联保主任。虽然他不是国民党员，但是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和蒋介石的绝对服从者。日本投降后，他由于与地方绅士不和而下了台，这时我的大哥已到外县去当职员了。而我是中江县高中二年级的学生，我和弟弟在假期中一接触我的父亲，就会听见他说：国事莫为呀、民生凋敝呀、政令失和呀、有失众和呀、同室操戈呀、自相残杀呀……在我父亲这位愤世嫉俗的老人面前，我感到家庭生活困苦，加以由小康之家落入贫困，我走上了勤工俭学的道路。1947年暑期，我到三台县后北街去当家庭教师。当时物价飞涨，学生毕业就是失业，青年学生中形成一种自发的反抗情绪，“此路不通去找毛泽东”一类的民谚越来越多。
1947年，敬文温、彭大元两人介绍我认识了民主同盟盟员、中共党员李代斌（仲达），他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向我宣传革命，我们四人由于有共同的理想抱负，自然也就有浓厚的感情了，接受李代斌的指引，我组织50个失学失业青年，等待统一行动的使命。我在中江的中心、龙台镇、柏树小学，三台县的白店子建立了四个点，共计100多人。1948年，李代斌在剑阁失踪后，彭大元认识了农工党中央委员、中共党员罗任一，加入了农工党。彭大元回中江时，带来《中华论坛》以及纪念邓演达的一些文献，叫我们学习；并介绍农工党的政治宗旨及罗任一的身份，动员我和敬文温参加农工党。经彭大元向罗任一汇报，批准我和敬文温为预备党员，并把原来联系的群众和青年学生用“起民社”的名义统一组织起来，作为发展党员的桥梁。后来“起民社”社员就是本党川北地下组织领导的游击队员。
1949年春，罗任一认为川北有了基础，亲自来中江、三台两地发展组织。为了保卫罗任一的安全，彭大元叫我去弄两支手枪，于是我把父亲掌握的两支手枪偷出来，交彭大元使用。
后来我宣誓正式加入农工党，罗任一亲手拟定入党誓词：“我誓愿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接受并完成组织赋予的工作任务。”原来的预备党员都与我同时履行了正式入党手续，有敬文温、向春海、杨克己、何树人、秦延道、许育年、黄绍远、王开丙、向同升、向理标、魏鹤岑、徐既明、秦国安、谢震、石希贤等20多人，成立了农工党川北支部，在罗任一的指导下，选出了党务执行委员：彭大元、杨克己、敬文温、谢震、何树人、向春海。敬文温、彭大元为主任委员，我负责青年工作，协助组织工作，实际上一切情报、联络等都由两个主任委员叫我去完成的。
为了接待我们所联系的群众，我从龙台镇中街高胜茂（起民社社员）那里拿来200个茶碗，与刘成华（成华大学刚毕业）合伙在柏树荣龙港开了一个小茶馆，我们在这里工作，一是接待群众，二是搜集情报。后因走漏了风声，茶馆不是久留之地，于是由谢与久介绍我到三台上新巍顶小学去代课。
1949年6月，川北农学院招生，我到三台县投考，后被录取在先修班。我向罗任一汇报说：“我将要到校学习，暂时放弃农村的党务活动。”罗任一答复我说：“我们加以研究，过几天来决定。”后来罗任一说：“这个学校是徐堪私人投资办的，收的学费很高，师资又缺乏。”他劝我不要上学，继续在农村工作，等四川解放后，保送我上更好的大学，公费学习。当时我觉得几担米的学费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于是我把强烈的求知欲望暂时压下来，把希望寄托在解放后。7月底，在农工党川北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建立了革命武装力量——“川北农民自卫军”，我成为其中的一员。
大约是在1949年8月，农工党川北支部派我到南充联络民主同盟盟员、中共党员陈西虞。我初次到南充，不曾见过陈西虞的面，按照敬文温告诉的方法去寻找。我到南充凤仪街摆地摊的皮匠那里去访问，那皮匠带我到武胜路陈西虞家，面会了陈西虞和他的爱人龙玉（南充市小学教员），得到当时时局的最新消息。他们告诉我，川东已打开一个缺口，可能重庆不久就要解放了，同时告诉我《约法八章》的全部内容。我步行来去共8天时间，回柏树乡向农工党川北支部汇报，听到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大家深受鼓舞，士气高涨。这时，因工作需要，罗任一转移川南，他向支部交代说：“战争时期一切服从解放军，在一定的时候，我再和你们联系。”罗任一指定杨克己主持支部一切决策。彭大元发出了《告川北同胞书》，并到处书写《约法八章》，控诉国民党罪恶，鼓动民众不纳粮、拒当兵，打垮蒋介石，为解放四川出力。
大约1949年10月，国民党军队向后方败退，农民自卫军游击队分点在柏树乡、上新乡、古井乡等地活动。国民党一个警卫部队停留在柏树乡附近，农民自卫军游击队员暗地监视他们的行动。有一天，游击队员发现有军官拿着自己的手枪寻找老百姓换饭吃，我们分析国民党军队得不到军饷补给，势必引起灾难。经彭大元同意，由我带了一个柏树乡的游击队员到柏树小学找到杨克己、敬文温和敬浑如，商量驱散国民党。我和敬文温都建议：“用历史上张子簧吹散项羽八千子弟兵的办法，以语言引动他们思乡的情绪。”当即由敬浑如写好十多份公开信由这位游击队员向国民党军散发。公开信的内容是：“各位官长、各位弟兄，我们同为炎黄子孙、同胞弟兄，各有父母妻子、亲戚侣眷，离乱之年，渴望团聚，古人说：‘月是故乡明……’贵部官兵，如能放下武器，各归故乡，我们当迎之以礼。此刻，我们略备薄酒，敬请各级官员，来集贤饭店共议后事。”并在溃军周围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展开政治攻势。
公开信发出以后，陆续有国民党的军官来柏树集贤饭店谈判，农工党川北支部便准备了酒肉热情款待，请他们号召各自的部下放下武器，前来柏树小学的操场里领取干粮，农民自卫军游击队已准备了花生十多担、大米十多担以及红苕等食品。这个消息传出，张家沟和钟家柴山及大湾等地的国民党军队纷纷放下武器，前去柏树乡领粮，彭大元、我、向春海、秦国安、彭天文等组织了起民社社员及群众数百人，乘此搬走军队丢下的武器，遣散了军队，使老百姓免遭兵灾之苦。
过了几天，解放军镇江支队46大队前来追击这股国民党军，农工党川北支部派人报告国民党军已被遣散的消息，并迎接解放军到柏树乡。镇江支队的大队部就设在农工党川北支部办公处集贤饭店。我们给解放军供应了茶水，并发动群众，陆续将所缴获的武器交给他们，他们感到非常满意，支持我们公开挂出农工党川北支部招牌正式开展工作。
这个战役完毕以后，解放军镇江支队46大队把我们缴获国民党的武器、战马以及望远镜等开了清单，写了工作证明。他们离开柏树乡时我和彭大元商量，准备把游击队原有的武器全部交给46大队，解放军政委说：“现在不等于太平了，你们还要保卫自己的支部和地方秩序，我们只收战利品，不能收兄弟部队的武器，你们的武器将由当地政府处理。”
1949年12月22日，农工党受中共中江地下工委的邀请，与中共地下工委配合接管中江县。黄大成（民主同盟盟员）通知我们带游击队做县城保卫工作。我们带了80多名游击队员到县城，中共中江地下工委书记刘平安排我们住宿在北门外师范校，伙食由他拨给我们，我们在这里无论白天黑夜荷枪实弹站岗放哨，防止敌特的破坏，一共坚持了十几天。中江县大队成立后，游击队的全部武器便交由黄大成清点接收。
后来，由黄大成介绍，刘平安排我在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秘书室工作。工作一月左右，常习之建议派我到兴隆，清理积谷和搞点预借粮供应起义部队。临去时，常习之向我交代了情况，他说：“我们虽然接管兴隆的征收处，但是粮食已经不多了，那里的留用人员曾敬候是个50多岁的老头子，只能写中式账。一天，突然来了一师多军队，逼着他要粮，他没有办法，向我告急，这个问题如不处理好，恐怕要扰乱县城，所以我派你去，需知这次任务不可等闲视之，必须当成又一次地下工作，你到了那里必须用手腕，拉拢伪乡保人员，剩下的事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