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革大的前身是抗大，校训为“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校长由刘伯承兼任，是西南党政机关培养干部的摇篮。而民主党派干训班，还具有自身的特色，除学习革大一般课程外，还要学习统战政策、民主党派知识等等。半年的学习生活实在紧张，学习内容丰富多彩，对我来说也觉新鲜，大有振聋发聩、茅塞顿开之感。同学之间充满团结友爱之情，领导和教学管理人员对我们关心备至，革命大家庭的温暖终生难忘。
进城
20世纪50年代初，重庆、成都还有黄包车，我们坐了两天半的长途汽车，在重庆两路口下车。地处大溪沟的西南局统战部没有公共汽车直达，我们只好叫了一辆黄包车拉行李，自己跟在后面走。殊不知重庆是一座山城，坡坎很多，那黄包车从七星坡就走下坡，带着惯性，跑得飞快，我们走惯平路的川西人赶得上气不接下气，所幸到达终点时，没有发生意外，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这大概算是学习的序曲吧。
学习
在革大，首先必须学习革命理论，建立起劳动观点和阶级观点。从小册子中我们学到了“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人”、“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认识到劳动的伟大，进而建立起劳动人民的感情。此外，还学习列宁的国家学说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通过革命理论的学习，大家在思想感情上起了较大的变化，为今后的人生道路奠定了基础。
统战部多次约请党政领导干部和高层民主党派人士到校演讲，提高大家对“三大法宝”的认识。时任重庆市市长曹荻秋、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廖井丹、统战部副部长程子健、西南局组织部副部长陈野苹、重庆大学校长何鲁、考古专家裴文中教授、西南团委书记康乃尔、重庆市委统战部部长杨松青等曾来校作演讲，很受学员欢迎。以后民主党派负责人李紫翔（民革）、楚图南（民盟）、徐崇林（民建）、郭仲衡（农工党）也向我班作了关于各民主党派党史的报告，使大家对中国各民主党派的产生、发展、性质、任务和作用有了一定的认识，这对于我今后做好党派机关工作大有裨益。庆“五一”和“七一”
那个年代的节日游行，对大家很有教育、锻炼作用。在重庆革大学习期间，我们过了一次“五一”节。那天，重庆各单位、街道的群众数十万人，从不同地方出发，浩浩荡荡开到指定地点列队站立，通过有线广播，收听中心会场（解放碑）庆祝实况，完毕后，开始游行。西南革大的队伍有数千人，天不亮就从郊外出发，走到苍坪街附近，就已算是进入分会场了。各色游行队伍、红旗队、彩车队、秧歌队、腰鼓队、狮子、龙灯等蜿蜒曲折，次第通过解放碑，锣鼓喧天，歌声响亮，热闹非凡。重庆的5月初，已是摄氏30多度，轮到我们的队伍游行时，已是下午时分，头顶骄阳，挥汗如雨，既热且渴，但大家心头很乐，始终保持高昂情绪。游行归校时，已近傍晚。整天庆祝活动使人疲惫，但大家都能坚持，不以为苦。
195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30周年的日子，胡乔木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在全国发行，各单位都举行热烈的庆祝活动。西南革大在复旦广场举行大会，校领导给大家传达了西南局书记邓小平的报告，回顾党的光荣历程，其中在谈到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意义时，引用了希腊神话中的一段故事作譬喻：希腊英雄安泰，英勇无比，因为大地是他的母亲，大地给他以神奇力量，使他能战胜任何强敌。但在一次搏斗中，由于对手探知了他的奥秘，在交手时，设法把他举到空中，使其脱离大地，失去力量而把他扼死了。报告用这个故事来警示全党：紧密依靠群众，就能无往不胜；一旦脱离群众，就要招来失败甚至灭亡。这个故事发人深省，历久难忘。“七一”晚会上演出了《白毛女》，故事动人，许多同学为之泪下，散场良久，心中都还不能平静。
校园生活
同延安的抗大一样，革大上课也没有教室，没有课桌。开大会、听大课就在大操场，到时，每人拎个小板凳，夹着记事本，翻坎下坡赶去听报告。小规模学习活动和讲演会就在食堂举行，那食堂实际是一片地上用竹子及篾席搭的凉棚而已。小组会、写学习总结都在寝室里。对这种开放式的课堂，大家很快都习惯了。
革大校舍在半山腰，可俯瞰嘉陵江。每班都有一个用石头砌的蓄水池，抽水机用长长的管道把水汲上坡，蓄入池中备用，供吃用的水都在其中。天气再热，每天早晚，只能用洗脸盆打水洗脸洗脚。要洗澡嘛，没有热水，没有浴室，只好免了。实在耐不住了，逢礼拜天，便到附近小茶馆老板家，花两毛钱，打半盆热水，擦擦身子，凑合凑合。每逢下大雨，江水暴涨，打上来的全是浑浊的黄泥水，洗脸、烧饭、烧开水，也都照用不误。
我班宿舍附近，有一个两亩见方的坝子，可以在此打球、做早操，课外休息时，班上也在那块坝子上组织唱歌、跳舞、打腰鼓、扭秧歌等活动。有同学倡议，我们搞统战工作的，将来联系群众，参加国际舞会也是一项重要交际活动，现在最好学会跳舞。于是能者为师，互教共学，没有音乐伴奏，跟着鼓点子，那穿着草鞋的脚板，在泥地上踏着踏着，慢慢就学会了。我就是在那时被扫了“舞盲”的。
班主任
西南局统战部派一位科长做我班副主任。他叫王玉琚，约三十来岁，山东大汉，嗓音洪亮，脸上时露笑容，毫无架子，能与学员打成一片，有时还开点小玩笑，因此大家和他特别亲近，肯向他谈心里话。他有时也批评人，是真正的与人为善，使人乐于接受。他算是我生平少见的一位优秀的政治思想工作者了。他的诚恳、坦荡，谁见了都会予以信任，实在难得啊！这位同志不幸于20世纪60年代早逝。他的生命虽短，但他的风范长留人间。度周末
重庆临江门山坡上有一幢小洋楼，那便是农工党重庆市委的办公处（当时叫临工会），每逢礼拜天，都有不少农工党成员到那里聚会，颇为热闹。成渝两地农工党员当时在革大学习的共有10人，逢假日都到那里玩，颇像是回家的味道。川大助教石柱成、丁贻庄两位在革大训练班临近结束时，加入了农工党，临工会为此特别开了一次欢迎晚会。以后，由于教学工作离不开，他们虽未在农工党内干专职工作，但都为农工党、为成都的农工党组织做了许多工作，他们都参加了农工党成都市委组织的整顿工作，并为农工党川大支部的建立与发展，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作者周上明，已故，原系农工党四川省委副秘书长兼组织处长，离休干部。本文成文于1985年）
我经历的多党合作60年
刘静宜
在庆祝新中国60华诞和多党合作60年之际，我感慨万千，心情不能平静。回忆，犹如打翻了多味瓶，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来，因为我一出生，命运之神就将我的人生与统一战线、多党合作紧紧连在一起。
我的父亲刘堃南是张澜先生的学生，受张老先生影响加入了民盟。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父亲就任民盟成都市委副主任委员、省委常委、省财经委员（负责筹集民盟活动经费）等职，长期与共产党合作，为建立新中国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母亲也协助父亲安置被抓捕后营救出狱的盟员及被捕盟员家属，为盟组织开会站岗放哨、送信、做上层军政人员夫人的工作等。为此，父亲也曾两次被特务抓捕，均因我家与邓锡侯的特殊关系而被邓救了出来。
解放前夕，成都也面临战与和的局面，街上修起了准备打巷战的工事。为保留一个完整的成都，使老百姓免受战乱之苦，父亲与其他爱国人士一起，配合中共地下党组织积极争取刘文辉、邓锡侯起义，并亲自引见解放军谈判代表刘练波（后为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任统战部长）与邓锡侯谈判。
1949年12月27日下午，很久未见的父亲回来了，一进院子就甩着帽子高喊：“解放了！解放了！”并双手举起弟弟转了起来，严肃的父亲从没这么高兴过。在成都各界人士庆祝解放的招待会上，贺龙同志还亲自送给父亲四盒雪茄烟。1950年，父亲参加了土改工作，我们家的生活也受到川西中共区委统战部的关照，四个姐姐也参加了革命工作。
父亲还担任了成都市人民委员会委员。由周恩来签名，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公章的任命书一直保留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1955年1月，父亲和母亲双双参加了政协四川省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我至今保存着这次会议的绸面笔记本。以后凡五一、国庆，父亲均要上人民南路主席台观礼。其乐融融的一家成为当时令人羡慕的革命家庭。我的童年沐浴着统一战线春天的阳光。
1957年，正值我小学毕业前夕，整风运动开始了，很快父亲去省政协集中学习不能回家，家里的气氛也似乎不轻松了，母亲常和两个姐姐说着关于父亲学习的事情，原来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长熊扬找母亲和姐姐去谈话了。不久，报纸上也开始大版地登着父亲的消息，终于有一天父亲以“章罗联盟在四川的黑干将”而被定论，被撤销一切职务，降四级工资，调省文史馆做研究员。民主党派也就此停止了组织发展。
母亲在市政协1年的学习中，多次违心地批判父亲参加革命是投机。她说：为了我的儿女们不要再受伤害，我必须这样做。母亲做到了，不但受到了表扬，还保住了市政协委员的头衔。但是家已经不像家了，姐姐们为“划清界限”不再回家，亲朋好友也不敢上门了。不久我们家从宽敞的四合院搬了出来。1961年父亲病故后我们又搬了一次家，直至后来只给我们留下一间房子。父亲走了，家庭没有了经济支柱，市委统战部曾决定由市政协每月发给母亲50元委员津贴，可是在极“左”的环境下，最终没有执行。因生活所迫，16岁的我离开了学校去民盟市委当打字员，挣每月15元的生活费，后来大弟下乡，二弟去修路，留下两个小弟与母亲艰难度日，家破了。我在民盟工作的4年多，总是小心谨慎，认真学习，努力工作，积极劳动。
1965年底“四清”后，我离开了民盟机关被安排到针织二厂当工人，很快“文化大革命”开始，民主党派被打成“非法组织”扫地出门了，统一战线进入了“严冬”。
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后，慢慢感觉到了“春天”的气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雷驱散了中华大地天空的乌云，邓小平等第二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总结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开始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父亲的政策落实了，母亲也被安排为青羊区政协终身委员，1984年市委统战部又出面将民盟老成员希志河家的两间住房协调给母亲居住。1999年母亲过世，中共青羊区委统战部、区政协的主要领导人都亲自前来吊唁。
1979年4月，因落实政策我调到农工党成都市委工作。经历了寒冬的人倍感春天的温暖，我非常激动，怀着满腔的激情，热血沸腾地向中共党组织写了入党申请书（最终我还是加入了农工党），工作起来总觉得有使不完的劲。度过“严冬”的我很能体会农工党老成员们那种劫后余生、心有余悸而不敢来参加组织活动的复杂心情，只要工作需要，我一定不分白天晚上奔走于成员所在的单位、家庭，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各种关系去做成员的工作，依靠统战部和成员所在单位中共党委做好落实政策的工作，想方设法将他们的问题解决得更好些。我从这些老知识分子身上看到了他们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不计前嫌，热爱自己专业、认真工作的优秀品质，他们那种日月荏苒心未老的精神也感染和教育着我，如杨云书、周福田、肖涤余等老同志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在工作中也与农工党成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有一次支部联络人调整，我要离开两个支部，他们便请一位擅长书法的同志为我写了一幅“统战一枝花党心送万家春风绿大地香气漫天涯”的条幅送给我，这是对我最高的奖赏。
我是民主党派老同志的后代，又是拨乱反正后的第一代党派专职干部，用我的努力去实践、去维护、去宣传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做好我分内的工作是我的责任。在工作中，我认真学习有关政策，加强与成员及成员所在单位中共党组织的联系、沟通，和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和私人关系，组织支部结合形势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寓教于乐的组织生活等，我所联系的农工党医卫综合支部、成都中医药大学总支、成都市防疫站（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支部都多次被评为全国、省、市先进集体，并在全国和省民主党派、工商联为四化服务经验交流会上发言。
在农工党成都市委，我任咨询服务处处长的时间最长，我努力按照农工党中央关于“发挥优势，服务社会，开展智力支边”精神的要求，数十次组织医疗卫生、科技方面的专家教授，深入甘孜、阿坝、凉山民族自治州和汉源、石棉、北川等十多个省级贫困县去讲课、会诊，开展手术示范教学，抢救危重病人、捐资、助学等，使那些大山深处的老百姓第一次听说了“统一战线”、“多党合作”、“农工民主党”这些新名词。为此，我们农工党成都市委也被省、市政府授予“四川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成都市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称号，我也作为先进集体代表出席表彰大会，我还被评为成都市级机关先进工作者。
我的成长、工作的进步，是依靠不断完善的多党合作政治制度培养教育，是农工党组织和广大成员对我的帮助、关怀、鼓励的结果。我对这一切充满着感激之情。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尽管这些年在工作中也有很多困难、委屈和无奈，但我热爱统战工作，热爱农工党组织，热爱我们农工党的广大成员，更热爱统一战线发展的大好形势。能在这么大好的形势下为我所热爱的事业付出我的劳动，这是我最大的幸福，困难、委屈都是微不足道的。回想起几十年的工作，我无怨无悔，尽管我能力很小，但我尽了自己所能，我也就无愧于我所热爱的事业。
60年，我伴随着多党合作的风风雨雨走到了阳光明媚的太平盛世，从幼儿成长为一名退休的老统战干部，我万分珍惜如今这来之不易的美好时光，我也欣喜地看到农工党年轻的领导班子是具有高知识水平、广泛的代表性、较强的参政议政能力、努力向上的工作班子，我坚信农工党的工作会做得比过去更好。
我深深地祝福祖国更加繁荣昌盛！多党合作的阳光更加灿烂！
（作者系农工党成都市委副巡视员，已退休。本文成文于2009年）
关于农工党成都市级组织恢复时期工作情况回忆
钟光鋆
1966年冬，在“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狂潮中，农工党成都市级组织机关被红卫兵打成了“反动组织”，被砸牌封门，随即被中共成都市委统战系统的“造反派”强迫交印，并批斗机关中层以上的负责人。从此，组织瓦解，完全停止活动，机关干部亦被扫地出门。
1976年10月，“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党的统一战线逐步恢复，并进行了拨乱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