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对“时间生物学”这个概念太陌生，采访话题就从专业开始。王正荣教授说，自然界的生物活动，如候鸟的冬去春来、植物的一岁一枯荣，到人类的生理活动，如血压、体温等昼夜变化，均表现出周期性的规律，这就是生物体自身存在的生物节律在发挥作用。人体各器官都有自己的节律，节律消失就意味着人体的死亡。而时间生物学就是以研究生物体的生物变量的时间结构和生物节律及其应用为主要内容的一门新兴交叉性边缘学科。时间生物学既是医学的基础，又是医学理论研究的工具和方法，对医学的现状和深入发展起着支撑的作用。
时间生物学研究目前在国内外十分活跃，国外许多著名大学均建立了时间生物学实验室，包括美国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而在我国，四川大学华西基础与法医学院则是我国现代时间生物学的发源地之一。而担任这个学院副院长、四川省卫生厅副厅长的博士生导师王正荣教授，与我国时间生物学的发展密切关联。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正荣在华西医大就读生物医学工程硕士研究生期间，一边在本校学习，一边抽时间到当时的成都科技大学选修工科研究生的课程，因为生物医学工程需要用工程学的原理、方法和技术去研究和解决医学问题。回忆起那段攻读硕士学位的日子，王正荣感叹道，那真是没日没夜的苦苦耕种的日子。刻苦努力换来了第一个硕果，1987年王正荣硕士研究生毕业时，就率先在国内建立起一套时间生物学的研究方法和时序数据分析统计方法——余弦法，并在当年率先在国内编程出数据分析的计算机软件。紧接着，他开展了一系列时间生物学研究，并在1988年国际时间生物学和时间医学学术会上宣读了两篇论文，引起国外专家们的高度重视和赞誉，尤其引起大会主席、现代时间生物学之父Halberg教授的特别关注。这位专家在给予王正荣高度评价的同时，主动提出对王正荣给予资助。就这样，王正荣于1990年初，在导师Halberg教授指导下，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做了两年博士后研究。在美期间，王正荣曾任美国退伍军人医学中心和德国马普所的客座教授，从事生物医学工程和时间生物学等研究工作。在国内，他建立的余弦法被同行广泛采用。他系统深入的研究对心血管等疾病防治提供了时间生物学的依据和资料。
多年来，王正荣主持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和卫生部以及CMB等资助的课题15项，“九五”攻关、“973”项目子课题2项，获国家发明专利2项，获科研经费1000多万元；他先后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20多篇在国外刊物上发表，并被SCI、EI收录；主编或参编的学术专著有5部，还担任《生物医学工程》《时间医学》《华西医大学报》等多种杂志的编委。他还培养了硕士15人、博士16人、博士后1人。他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作论文报告10多次，至今他还是Halberg教授领导的国际时间生物学研究合作组成员。
王正荣由于工作业绩突出，两次被破格晋升副教授、教授，是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获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说起这些成就，王正荣不禁想起自己的年少时代。他的家和就读的成都市15中学都离武侯祠不远，于是他常去那里参观祠里的文物，背诵那里的诗词、对联，特别是诸葛亮对蜀汉王朝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心耿耿精神，对他影响至深。这种影响不断积蓄和升华，在王正荣的心灵深处形成了一个坚如磐石的理念，他说，这个理念就是做社会主义四化建设者。怎样实现呢？他概括为32个字：献身事业，淡泊名利；勤学钻研，创新成才；多获硕果，报效人民。
王正荣长期从事医学基础研究和教学工作，从不因医学基础研究和教学工作清贫而移志，也不因其艰苦又不易出成果而退却。因为种种原因，志愿从事基础医学研究的医学院学生为数不多。然而临床医学是离不开基础医学的科研配合和创新支持的。作为从事基础医学专业的专家和行政领导，王正荣深知基础医学在生命科学中的重要性。因此，他除了对自己的这个专业矢志不移，还要教育、说服他的研究生们巩固专业思想。他说，基础医学是有发展前途的，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挑选专业，我仍然选择基础医学。
王正荣按照自己约定的32字的理念前进着，一路求索，一路耕耘，也一路收获。经过近20年的努力，他得以在基础医学上取得累累硕果。
——发现用反义核酸技术能够有效地进行基因治疗达到戒毒。王正荣等在从事生物节律基因研究时发现，生物节律基因在自激震荡过程中参与了中枢奖赏系统的调节过程，而毒品依赖（或心瘾）主要是通过中枢奖赏系统而产生的。所以通过反义核酸阻断节律基因的表达，能有效地打断毒品的心理性成瘾，通过动物实验，证明确有此作用。目前，该技术已申请了国家发明专利，该基因治疗药物也正在开发，有望解决戒毒中的“复吸”这一全球性难题。
——治疗高血压微囊化转基因细胞的研究。高血压是人类常见病多发病，其危害十分严重。人体自身有许多生物活性肽具有抗高血压作用，其中心房肽是一种。但心房肽的半衰期短，目前无法制成药在临床上应用。另外，病毒载体的安全性始终未能解决，使心房肽转基因治疗未能在临床上应用。王正荣等针对心房肽应用存在的上述问题，将心房肽基因重组于病毒载体上，转染永生化细胞，使其表达产生心房肽，用一高分子微孔材料将其包裹起来，制成微囊，植入动物体内能有效治疗高血压。这种微囊化转基因细胞能持续产生心房肽，克服半衰期短的缺点。同时，微孔能只让分子最小的心房肽释放出来，而不让病毒载体释放出来，克服了病毒载体对人体的影响。这一成果，已经申请了国家发明专利。
——发现一种抗肿瘤的天然药物，现正在准备申请国家专利。王正荣经常说：他的运气比较好，自己不搞肿瘤，也不搞肿瘤药物研究，却能意外地发现天然抗肿瘤药物。
其实，这哪里是偶然发现啊！如果没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没有一年中无节假日的苦心钻研，机遇早就与他擦肩而过了。正如他的学生所说：“王老师的科研成果是用他的勤奋、智慧、时间，更是用他的心血和忠诚栽培出来的。”而王正荣对笔者说，要做好学问，就肯定要与劳累、辛苦、清苦结下不解之缘。选择了基础医学，就是选择了磨砺，就是选择了奉献。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也选择了甘甜，选择了成功。只有这样，我这个普通知识分子报效祖国的理想才能实现。他说他欣赏一句格言：苦其心志志不移，劳其筋骨骨更坚。
（作者系《华西医科大学学报》记者。本文成文于2002年）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回忆韦思琪同志的片段
李琳
1922年3月9日，思琪出生在浙江东阳吴宁镇。因为家庭贫困，生活拮据，思琪凭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金华中学师范科的公费生。后考入贵州安顺陆军军医学校大学部药科第25期。1943年，思琪以毕业成绩第一名的资格留校当助教。两年后，思琪来到重庆一个小厂帮忙。新中国诞生的那年，我与思琪相遇、相知、相爱，风雨同舟54载，直到2004年思琪去世。
1958年秋，因“比例”不够，思琪被补划为右派，受“三降”处理：降工资、降技术职称、降行政职务。思琪没有因为在复杂的斗争中受到误伤而气馁，他总相信历史会有正确评价的。因此，他一直保持良好的生活规律，不抽烟、不喝酒，积极锻炼身体，抓住每一分钟时间来学习，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技术、学习外语，用学习来充实自己，而且同时还教工人学技术、学文化，并受到了工人们的尊重。
1979年春天，是思琪终生难忘的春天。就在那个幸福的春天，组织宣布：“韦思琪同志在受到错划为右派分子后的20多年里，始终勤勤恳恳为党工作，不计个人得失，不计个人恩怨，从各方面为工厂的发展，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在1958年整风学习中向党支部和个别领导人所提批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那次，思琪失声大哭了：“划右派时我没有哭。这次流下眼泪，是一个曾被错怪了的孩子，重新获得慈母钟爱时喜极而泣的真情倾泄。”此后，组织给予了思琪许多荣誉，同时不断给他加担子，以进一步发挥作用。在他担任江北区副区长期间，加入了农工党。很快，他又先后担任了农工党重庆市委第五、六、七届主委，农工党四川省委第五、六、七届副主委，1982年2月被选为重庆市政府副市长，后曾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工党中央第九、十届中央委员，农工党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常委，重庆直辖后，思琪先后担任农工党中央常委和重庆市委主委、名誉主委，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第一届政协副主席。思琪常说：“党对我的培养和任用充分体现了统战政策‘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1983年和1984年，我两次以重庆市副市长和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身份出访美国，我不失时机地向外宣传我国已开始推行的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政策。经过我的现身说法，华侨们得知中国各级政府已选任一批党外知识分子参加领导工作时，他们都由衷地赞叹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都深信祖国前程似锦！”
思琪身上最让人敬佩的是他敢于坚持真理、讲真话、建诤言。思琪在担任第七、八两届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期间，他以对党和人民的挚爱之情，提出真知灼见，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如20世纪80年代，科协组织离退休的老年高等教育工作者办科技进修学院，教委有异议，不让办。思琪却大力支持，认为让青年人进校学习总比在社会上闲着好，同时也发挥了老年科技工作者的作用。当然，决不能滥发文凭，一定要保证质量，可以搞宽进严出。历史证明这一做法是对头的，如今重庆好多乡镇企业的管理者就是那时培养起来的。再如天然气问题，当时规定天然气首先要保证工业用。思琪大力支持以民为本的思想，认为天然气应首先发展民用，然后才是工业原料、燃料。结果他的意见得到于市长支持。
当时国家确定四川省为教育改革试点，省人大常委会曾提出将每年教育经费支出在财政支出中占比2%。思琪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研。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后，他基于教育事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居于基础和全局的地位，以及我国教育经费支出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事实，他大胆在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上建议，将每年教育经费支出在财政支出中占比明确为3%。经过讨论后，最后采纳了他的建议，而且这一标准很快被国家采纳，全国财政预算统一口径，教育经费支出在财政支出中占比为3％。思琪还开展了许多课题研究，如“科技兴市的内涵及其对策研究”、“增强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对策研究”、“转变政府管理职能的研究”、“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等，主持推出了全国第一个《科技市场管理条例》。他提出的长江中上游水污染防治问题，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蒋正华的重视，专门组织多个部委前往实地考察。后来中央拨专款200多亿元用于长江上游水质污染的整治。
总的说来，正如像思琪自己说的那样：全靠中国共产党对他的教育培养，他才能正确面对国内外复杂的政治斗争，立场坚定，是非分明;才能够联合党政部门的同志和社会各界人士，围绕中心任务，不断开展各种软科学研究，集思广益，向党献计献策，披肝沥胆，与党风雨同舟，做一个合格的民主党派党员。
（作者系农工党员、离休干部、重庆鸿恩书画院院长，曾任农工党四川省委妇委会副主任、农工党重庆市委妇委会副主任。本文成文于2012年）
做法医学的领跑者——采访第三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农工党成都市委主委侯一平
刘雁
2007年8月，四川大学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法医学获“国家重点学科”称号。教师节前夕，该院院长、法医学重点学科带头人侯一平教授荣获第三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称号。经过多次联系，我终于有机会采访侯一平教授。
我：很高兴能采访你，侯教授。就我所知，你个人已经得到了很多荣誉，对此，你怎么看？
侯一平：这是法医学所有老师共同努力的成果，这个荣誉不属于我个人，而应属于我们的团队。
我：能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工作吗？
侯一平：法医学基本的任务是提供医学依据。近10年是本学科发展最快的时期，“法医物证学”的教学改革反映了新世纪的主要研究方向，而不应再是20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流行的论题。因此，从90年代初期，我开始从事DNA技术的研究，并将该技术引入课程体系，即以DNA分型，而非法医血型血清学为中心内容。经过多年实践，“法医物证学”已成为国家级精品课程。事实证明，“法医物证学”主要是由DNA分型推动的，而不再是单个血型、酶型或血清蛋白水平的研究。许多学习“法医物证学”的大学生在他们今后的职业生涯中都会涉及DNA证据。如果授课的目的是为他们将来的职业生涯做准备的话，现在就应该向他们讲授DNA分型的知识。当然，高等学校的任务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形成正确的思维方式和做人的原则，使学生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与科技进步。因此，需要反复强调教学过程也是体现科学思维及技术实践的过程。
我：你上学的时候肯定也特别优秀，可选择的专业应该很多，你是怎么走上现在这条医学之路的？
侯一平：我是1978年从四川自贡水利机械厂考入四川医学院（原华西医科大学前身）医学系，1983年毕业。我一直就想当一名好医生，但留校后却被分到学报编辑部做编辑。有一段时间有点失落，后来我从检索文献的过程中，对法医学这门医学学科中的“年轻”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85年，我考上了我国著名法医学家吴梅筠教授的研究生。当时吴梅筠导师刚从美国考察回国，带回了“精液p30鉴定技术”最新科研课题。我参与了导师的这项研究工作，这为我高起点做科研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88年，我获得了法医学硕士学位，并留院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