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物质生活极其艰苦，小米饭、熬白菜汤，是抗大天天、顿顿的伙食。大家东一堆、西一堆，就蹲在露天地里吃饭。开始大家吃不惯小米，渐渐地也就习惯了。晚上睡觉，几个、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大土坑上，有时连翻个身都感到困难。而每月领到的1元津贴费，只够理发、买牙膏肥皂什么的。条件虽然艰苦，但大家情绪高昂，精神生活十分愉快和丰富。过去在国统区那种苦闷抑郁、前途无望的情绪一扫而光。当时抗大的歌咏活动十分闻名，操场上、课堂里，白天、晚上，都可以听到学员唱歌。特别是在集会或上大课的休息时间，各个队之间互相拉歌，歌声此起彼伏，十分热烈。大家经常唱的歌是《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游击队歌》《抗大校歌》等等。几十年过去了，李正清还记得那首雄壮、充满激情的校歌。
为了做好上前线和打游击战的准备，抗大还经常组织学员进行军事拉练，他们常以小队为单位，举行爬延安宝塔山活动，并开展比赛，既锻炼了身体，又进行了军事训练。
每天，李正清都是和学员们在紧张、欢快的气氛中生活学习，在延安街头，他们经常可以看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抗大的学员，常常把毛主席围着，和他随便聊天。毛主席平易近人，笑容可掬地和大家交谈。
珍贵的题词
时间很快地过去了，转眼间到了1938年夏天，这一期学员该毕业了。记得毛主席对第三期学员说：你们到抗大来学习，要上三课：从西安到延安徒步八百里，这是第一课；在学校里住窑洞，吃小米，出操上课，这是第二课；现在第二课上完了，但最重要的还是第三课，这就是要到实际斗争中去学习锻炼。同学们都争先恐后报名上前线，投入抗日的战火中去。但非常不巧的是，李正清此时胃病再次发作，吐血不止，身体十分虚弱，但他还是坚持要求到前线去。此事被抗大副校长兼教育长罗瑞卿知道了，就找他谈话，当罗瑞卿询问了他的病情后，就亲切耐心地劝导他说：“目前延安医疗条件太差，你的病这样重，补血的针药在前线都很缺少，这里就更没法找到。你还是回四川去，一方面治病，一方面直接和当地组织联系，做一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不管在哪里，都一样是干革命嘛。”李正清只好答应了。罗瑞卿亲笔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叫他到重庆去找吴玉章。
临行前，李正清多想毛主席给他题词留念啊。可巧就在毕业的前一天，毛主席又一次来到抗大给学员作报告，当报告结束时，李正清和其他几个学员不约而同地把早已准备好的纪念册、笔记本掏出来，请毛主席题词。毛主席很高兴，当即挥笔一一题词。毛主席的题词是：“团结干部，连系民众，是一刻也不应该忘记的。如果这样做，就有了工作胜利基础。”抗大的校长林彪和抗大的老师罗瑞卿、许光达、滕代远、徐以新等也都在李正清笔记本上题词赠言。
苦读马列著作
李正清回到重庆后，吴玉章热情接待了他，对他说：“你现在身体还十分虚弱，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先把身体养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再就是趁此机会多读点马列著作，以便更好地为革命工作。”
当时的重庆，是国民党的陪都，进步青年要想读马列的书，谈何容易。不但难以寻觅到，而且还要冒很大的风险。到哪里去读马列的书呢？他想到了邹韬奋办的生活书店。
邹韬奋，是著名的爱国学者、进步的政论家和出版家，他创办的生活书店，以出版和销售马列经典著作和各种进步书刊而闻名全国，在广大读者特别是进步青年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在那黑暗的年代，它是一个进步的文化堡垒，在它周围团结了一大批进步青年。李正清心想，何不到那里去读马列的书呢！
生活书店坐落在重庆武库街（后改名民生路），店面并不大，但吸引着无数进步青年。每天清晨，当书店门一开，李正清就迫不及待地挤进了书店。那时候，生活书店趁国共合作的机会，出版了大批马列著作，书架上摆满了各种马列著作以及大量进步的哲学和社会科学书刊。特别是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马列、毛主席著作也摆上了书架。看到这么多好书，李正清非常兴奋。但当时他没有职业，没有固定收入，常常是身无分文。吃饭尚且成问题，更何况买书了。他只能天天来书店站着看书。有时站得两腿发麻，还舍不得放下书。时间长了，他的勤苦学习劲头，引起了邹韬奋的注意。
那是1939年初春的一个上午，李正清照例一早就来到生活书店。这些天，他正如饥似渴地阅读刚出版的《资本论》，常常是书店要关门了，他才依依不舍放下书，怏怏离去。这一天，李正清正手捧《资本论》聚精会神地看着。突然，一个身穿西装，戴眼镜，面带微笑的中年人向他走来，这就是邹韬奋。邹韬奋一连好多天都看到这位穿着单薄、清瘦的年轻人在专心致志阅读《资本论》，觉得有些惊奇，产生了好感。他打量着李正清，和气地对他说：“你天天都来这里读《资本论》，既然这么喜欢它，何不买回去细细读呢？”李正清脸红了，只得抱歉地向邹韬奋说明自己没有职业，没有钱买书，只能每天来书店看书。邹韬奋同情地望着眼前这个勤奋好学的年轻人，从书架上取下一套三本精装的《资本论》，送到李正清手里说：“你喜欢读《资本论》，这很好。你就把这一套拿回去看吧！你什么时候有钱，就什么时候把钱送来，实在没钱，就送给你。”李正清手捧着三本沉甸甸的《资本论》，感动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后来，李正清感慨地说：“这件事对一贯热爱青年、关怀青年成长的邹韬奋先生来说，实在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它凝聚着邹先生对青年的殷切期望。”几十年来，这套《资本论》一直伴着他，不论是在颠沛流离的革命期间，还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月，他都细心保存着。
加入民主党派开展地下斗争
李正清回到重庆后，牢记罗瑞卿在延安临别时对他的指示，在大后方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为了得到组织上的帮助和支持，1945年，经周新民介绍，他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又经郭仲衡介绍，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此时，抗战已胜利，然而蒋介石又大搞专制独裁，破坏国共合作，挑起内战。李正清又投入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去。
1947年6月，农工党重庆市委成立，李正清与王善继、郭仲衡、章培毅、王希哲等8人被选为市委委员，李正清还兼任宣传委员。为了革命活动需要，他到重庆辅仁中学任教员兼高中部主任，秘密联系附近的大中小学的进步教师和学生，进行针对国民党的反独裁、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
1947年，国民党加紧了对民主党派的迫害，不少民主党派成员被捕，李正清没有被吓倒，还参加了营救入狱战友的活动。1947年10月，农工党中央机关迁至香港，11月，民盟总部被解散。为了得到中央的指示，这年年底，他和章培毅（农工党重庆市委负责人、章伯钧之侄）一起去香港，向农工中央总部汇报工作。时任农工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彭泽民热情接待了他们。彭泽民已年过古稀，他家门口挂着“国医彭泽民”的牌子。原来彭老在香港以中医职业为掩护，主持农工党中央工作。他医术高超，在香港享有盛誉，被称为“一代神医”。李正清和章培毅当时都是三十岁出头的青年人，但彭泽民在他们面前没有一点架子，十分平易近人。他详细询问了农工党在重庆的活动情况，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鼓励，并向他们分析了全国的革命形势，认为国民党政权已到了穷途末日，作为民主党派，要和中共一起，为新中国的建立而努力奋斗。彭老鼓励他们多学习革命理论，广泛联系革命知识分子，发展农工党组织，壮大进步力量。
1948年夏，李正清、章培毅回到了重庆。不久，章培毅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李正清担任了农工党重庆市委代理主任委员，他来到青木关中学任教务主任，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当时，国民党末日临近，更加紧了对革命人士的迫害，李正清在学校组织了抗议揭发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志士血腥镇压的罪恶行径。他代表青木关中学，参加了重庆十院校罢课罢教委员会，组织领导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国民党当局将李正清列入黑名单，要抓他。他在同志们的劝说下，安排好农工党重庆组织的工作，传达完中共关于“保护城市、保护工厂、保存物资，掀起护厂、护校运动，迎接解放”的指示精神后，化装成工人，再次到香港农工党中央总部请示和汇报工作。这时已是1949年底，离全国解放已不远了。
重任在肩 不辞劳苦
李正清到了香港，才知彭泽民已应中共邀请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了。李正清在组织安排下，也乘船从香港来到了北京。在北京，他参加了1949年11月召开的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即全国代表大会）。
1950年1月初，李正清受中共中央统战部、农工党中央和民盟中央的重托，回重庆整顿农工党组织，并协助楚图南、萧华清等同志整顿民盟组织。这一年是他一生最繁忙、最活跃的一年，不少活动，清楚地记载在有关的文件档案之中。
1951年，肃反镇反开始后，重庆农工党组织有9名成员被捕（后多数已平反），李正清因为曾举荐过其中一些人而受到牵连。从此，李正清被排除出农工党重庆市委领导层，但逆境并没有使他消沉，从此他开始了新的生活道路。
弃官从教 良师益友
李正清从青年时代起就对马列主义理论有浓厚兴趣。如今革命胜利了，对仕途并无兴趣的他，深感对党派工作力不从心。因此，他要求到学校工作，一方面可以向青年人宣传马列主义理论，一方面可以继续马列主义的理论研究。1950年，他被求精商学院、正阳法商学院聘为教授，讲授“政治学”和“社会发展史”。不久，又担任正阳法学院院长兼教务长。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1952年又去北京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所深造。1988年11月11日，刘重来（右）与李正清（左）出席中国农工民主党第10次代表大会时，在长城合影1952年调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直到他逝世。40多年里，他默默无闻，勤勤恳恳于教学工作，讲授“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近代思想史”等课程。他曾费数年时间，写有一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书稿。
李正清曾先后被选为农工党中央咨监委员，农工党四川省委、重庆市委和北碚区委顾问，政协重庆市委第一至第八届委员和农工党西南师范大学支部主委。但他淡泊名利，从不居功自傲，从不炫耀自己。他十分热心党派活动，严格要求自己，市里通知他开会，不管刮风下雨，他都按时参加。他晕车，只能坐那种车窗都不全的破烂车子。学校的组织生活会，他也是坚持参加，从不迟到早退。对学生，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对青年教师，他热情关心，从不摆架子。因此受到广大师生的尊敬。他身体自小就羸弱多病，为了强身，他几十年如一日，每天用冷水洗澡擦身。
在公众场合，他不善言辞，在民主党派的会议上，他也极少发言，但发起言来，中心思想很明确，那就是时时刻刻要牢记民主党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要旗帜鲜明，永不动摇。说心里话，当年我之所以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也是因为我第一个接触的农工党员就是李正清，他的高尚人品深深吸引了我。我是从他身上开始认识并自觉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的。
〔作者系农工党中央委员、农工党重庆市（直辖）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委、西南大学教授。本文成文于1999年〕
风雨同舟52年
彭伯通
在那国难深重的年代里，我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受爱国心的驱使，寻找救国之道，走上革命之路。我从小爱好文艺，向往五四运动，由于有了寻找救国之道的思想基础，逐渐转向读社会科学书籍。我读了几年私塾才进小学，在小学两年半，读了大量新文艺书刊；在初中三年中，深痛国土一年年沦丧，受《生活周刊》的吸引，读了大量有关国内外时事的文章；在高中两年中，抗日战争开始，救亡运动不断高涨，而重庆联中是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师生政治态度坚定，周恩来、邹韬奋、柳是等都曾到学校讲演，在读革命书籍的空气熏陶下，我又读了大量革命理论的小册子，那种中华民族怒吼了的情景永久难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我考进中央大学。我一进去就有联中同学来找我，因过去有所知，在政治上对我很放心。前来的同学越来越多，已不限联中同学了，到了沙坪坝后，更不限中央大学，也包括重庆大学和省教育学院学生。中央大学是国家最高学府，国民党控制很严，但进步势力也很强大。我同大家一道扩大团结面，并不断读革命书籍，在过去读小册子的基础上读经典著作。
后来才知道，我们这个联络网由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直接领导，为了安全没有命名，称为据点。皖南事变发生后，不少同学离开学校，没有离开的仍在我这里聚会，我这里消息灵通，随时了解大局，对周围同学多了解，不露声色，区别对待，人所不注意，所以比较安全。就是在所联系同学中，讲话也含蓄，心照不宣，彼此理解，习以为常。
在中央大学4年，共产党直接对我教育培养，我学到许多书本上没有的东西。我认识到：革命必然胜利，但还需要长期的斗争，保存、积累并不断扩大革命力量为胜利所必需，一切作长期打算，个人命运寄寓其中。
离开中央大学前夕，借做“满月酒”的名义在我冷水乡的家聚会了一次，互相鼓励在新的环境里斗争下去。离开以后，我时常回学校联系，也直接到南方局青年组，过去联系的同学也经常到我家集中，但我们陆陆续续独立作战了，我虽能适应新的环境，但在财政部工作，那里情况与学校很不相同，不进入上层，感到使不上劲。后来找到同事秦敬先，觉得可以深入一步交往合作，但青年组的周力行说：“不要把关系都拉通了。”我只好作罢。抗日战争胜利了，我离开了财政部。在亲戚黄朋豪家，谈到时局，他对我的话很感兴趣，邀我参加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我对民主党派陌生，便到青年组询问，朱语今、周力行大力赞成我参加，我正苦于使不上劲，就参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