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在重庆成立了重庆行营（西南长官公署的前身），由张群任主任。张委托陆军大学教育长徐培根物色一位主管军事的参谋处处长。徐培根和章培毅商量后，推荐父亲前去。当时，父亲已不愿再为蒋介石效力，正暗中策划去延安。他既不愿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又不愿因立赴延安使担保人受牵连。父亲找到郭则沉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请他为自己拿主意。郭则沉一听，立刻意识到这事非同小可，他没有马上表态，而是迅速向中共方面作了汇报。
几天后，郭找到父亲，要他利用这个机会接受任命。他对父亲说：“还是去好。你不去，总有人要去，蒋介石仍然要打内战，他们还是要请人做计划下命令的。你去了，可以借这个机会到行营内部做预伏工作，利用职务为革命做些事情，比你到解放区去的作用和意义要大得多……这是中共驻渝负责人吴玉章的意见。”父亲遂决定放弃个人的一切打算，接受这项秘密使命，开始了他的“潜伏”生涯。1946年6月，父亲出任重庆行营少将参谋处处长，1949年1月升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中将副参谋长、代理参谋长。
关于情报的传递，最初父亲是与郭则沉单线联系，由郭向党汇报。1947年3月蒋介石电令重庆行营立即关闭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父亲得知这一情报后马上告知郭则沉，郭当晚即转告吴玉章。第二天一清早国民党特务就把办事处团团包围起来，强迫送走全部人员，封闭了八路军办事处。由于情报及时，中共方面提前做好了一切应付准备，重要的机密文件连夜转移，避免了损失和意外的发生。1947年7月的一天，父亲偶然听到徐远举谈到要抓郭则沉，立即通知了郭，郭仓猝离渝，前往上海转去香港。郭则沉临走时，一再对父亲说要坚守岗位，一旦时机到来，就会派人同父亲联系。没过几天，徐远举大喊：“找不见郭则沉了！”
父亲当时感到非常高兴。
郭则沉离开重庆后，父亲与党组织的联系中断。1948年夏，因郭走后一直没有消息，父亲心情沉重，很想离开重庆到解放区去。他找到农工党老同志庄明远，向他吐露自己的心思。庄对父亲说：你是中共预先埋伏下的一颗棋子，要等最后发挥作用，此事事关大局，不可轻举妄动，必须耐心坚守。于是父亲再次打消了去解放区的念头。1949年初，战局已发生根本变化，解放西南为时不远了，父亲急切地盼望中共方面派人同自己联系。他再次找到庄明远，请他去上海找郭则沉，希望中共方面尽快派人来和自己接头。不久庄托人带来好消息，说很快就会有人来跟父亲联系，还告诉了接头暗号、联系办法等。
1949年5月的一天，父亲下班回家，发现多年未见的同乡好友房显志坐在客厅里。一对接头暗号，果然是中共方面派来同自己接头的情报员，同来的还有交通员黄克孝。父亲像遇到了久别的亲人，高兴得几乎跳起来。“
御前会议”诱使蒋介石作出“错误判断”
房显志与父亲接上头后，父亲随即提供了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部队情况，包括战斗序列、人员配备、军队素质、训练程度，以及指挥官的特征和军队部署等详细情报，并提出了进军西南的具体建议。所有这些情报都由负责交通的黄克孝同志送出。同时，父亲趁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报准国防部重新调整部署加强防御的机会，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军事大权亲自制定方案，有意在川东南角留出空隙，为解放军进军西南留出一条通道。表面上看父亲是在为国民党积极出谋划策，实际上是诱使其在情况判断和军事部署上发生错误。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在1949年8月29日使蒋介石作出“错误判断”的那次“御前会议”上，由父亲亲自策划和拟定，并利用国民党内部的各种矛盾故意安排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出面所作的“情况判断”。根据这个“情况判断”，蒋介石决定将防御的重点由川东转移到川西北，从而为解放军进军西南敞开了大门。
1949年8月25日蒋介石由广州飞抵重庆，在西南长官公署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研究四川形势及对策。会议由张群主持，先由徐远举作“敌情报告”，然后由沈策作“情况判断”。当时父亲是副参谋长代行参谋长，按照常规“情况判断”照例应当由父亲来报告，为什么一反常规由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来做呢？其实这是父亲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有意而为的。事前，父亲把沈策请来将“情况判断”向他作了详细说明，并请他开会时出面作报告。由于这是一个在蒋介石和胡宗南面前表现自己的好机会，有获得蒋介石赏识的好处，沈欣然接受。同时，这个判断是把胡宗南摆在主要防御方向上，由沈策出面报告，不但容易取得胡宗南的同意，蒋介石也容易赞同。果然不出所料，沈策报告后，大家一致同意，没有提出任何不同看法，就匆匆结束了“御前会议”。
这份极其重要的绝密情报就是在这次“御前会议”后父亲亲手交给房显志，由交通员黄克孝传递给四川省情报站站长李奋，再由李奋传递到中央军委，然后下传到各大野战军首长手中的。
最后的情报
最后一份情报的送出颇具戏剧性。
1949年11月中旬，蒋介石匆匆赶来重庆亲自坐镇，准备以大西南为根据地，作垂死挣扎。这时，蒋介石才猛然发现一个天大的问题：在酉阳、秀山、黔江、彭水一带，原来根本无兵防守。见情况不妙，赶紧调整防御部署。为了阻止解放军乘隙而入，他急令驻扎在重庆附近的徐正纲师，火速开往酉阳、秀山，沿川湘边界布防。然而为时已晚，徐正纲师由副师长陈国璋率领，尚未到达防地，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主力已入川境，该师在酉阳附近的行军途中被包围，全军覆没，副师长陈国璋被俘。蒋介石不甘心他的失败，下定决心要确保重庆，撑持危局，亲自给第4补给区下令紧急抽调800辆汽车，将在川北地区设防的胡宗南部的王牌部队第1军星夜车运重庆，决定在重庆与解放军来一次大决战，以求扭转战局。
这是一个极为机密的紧急命令，除蒋介石、胡宗南外，在西南长官公署内部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高层人物知道。父亲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得知这一情报的。在蒋介石下达命令的那天下午，父亲与第4补给区司令邱渊偶然相遇，见邱渊急慌慌的样子，父亲随口问了一句：“邱渊兄，看你这急匆匆的，好像火烧眉毛了？”“唉！”邱渊满腹牢骚地说，“总裁真是疯了！让我在10小时内紧急调集800辆汽车，你说让我一下子到哪儿去找？就是孔明借箭，也还有3天的期限嘛！何况我还没有孔明那本事！”父亲认为必定有紧急军情，便若无其事地问：“调那么多车干什么？是不是准备撤离重庆？”邱渊低声说：“总裁要把胡宗南的第1军紧急车运重庆。”
父亲立即将这一绝密情报告知房显志，并建议解放军前线部队迅速向重庆挺进，以粉碎蒋介石拟在重庆进行决战的企图。房显志也感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又非常紧急的情报。不巧的是，地下交通员黄克孝刚刚派去解放区传送情报还未回来，而二野派出来渝建立电台的邹逢春还在赶往重庆的路上。父亲急得在房间里不停地走来走去。房显志猛然间想到王昆山，和他曾在一起工作过，眼下正在重庆，是二野敌工部派来重庆警备司令部做地下工作的交通员。按照党的地下工作纪律要求，房显志和王昆山不属一条垂直领导线，尽管两人相识，也不能发生横向联系。房显志仔细斟酌了一下，心想这次情况特殊，只好破例违反纪律了。他马上找到王昆山，王昆山也觉得这个军事情报太重要了，应当立即送出。
为了保证王昆山安全通过道道关卡，父亲设法从总务处处长刘瑀璜手里搞来一张空白护照，填上假姓名和军职，让王昆山化装成一个上尉军官，穿着国民党军服，佩戴西南长官公署的符号，拿着西南长官公署的护照出了重庆城。王顺利越过封锁线，到达解放军前沿阵地，被解放军前线战士当俘虏抓了起来。经过再三解释，将其押送到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第12军军部。军长兼政委王近山听了情况后，立即令电台与第二野战军司令部联系，将这一重要军事情报报告了刘伯承司令员。刘伯承司令员接到情报后，立即下令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主力部队火速向重庆挺进。11月28日，胡宗南部精锐部队第1军刚运到重庆外围一部分，就被第3兵团主力部队和暂归第二野战军指挥的第47军击溃，蒋介石保卫重庆的幻想破灭了。29日，蒋介石率领国民政府由重庆逃往成都。30日，重庆解放。
完成使命迎来解放
由于父亲最后一份情报送出后，刘伯承命令部队日夜赶进，结果到重庆建立秘密电台的邹逢春与进军重庆的解放军先头部队同时进入重庆。邹逢春进城后，来到原来约定的联络地点，很快便和房显志取得了联系。12月2日晚，房显志和邹逢春一起，乘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的吉普车，到沙坪坝把父亲接回市区，将我们一家安排在两路口特园居住。据邹逢春讲，原来的进军计划是在春节前解放重庆，结果11月30日就解放了，比原来的进军计划提前了整整两个月。
第二野战军司令部进驻重庆之后，情报处副处长魏锦国立即前来看望父亲，随后，情报处处长柴成文又专门拜会。几天之后，第二野战军参谋长李达专门宴请父亲。随即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和李达参谋长等首长又接见了父亲，称赞他为解放大西南作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12月，父亲被聘任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暨西南军区司令部高级参议、西南人民检察委员会委员、川东行署委员，并颁发进军西南纪念章。这期间他对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肃匪反霸、整编国民党起义部队等，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50年底，应时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之邀，父亲调到南京军事学院工作，先后任军事学术研究室、战役战术教授会、合同战术教授会副主任。刘伯承在南京军事学院的会议上，向各位高级将领介绍父亲时说：“刘宗宽同志对解放战争是有重大贡献的，特别是解放西南所起的作用胜过十万雄兵，堪称第一功！”
（作者原系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重庆市总商会经济部部长，已退休。本文成文于2009年）
关于和平解放广
安林雅
1949年上半年，李正清与杜性源到北碚相辉学院来找我，传达农工党中央指示，章伯钧之侄章培毅到西南来，要我们多搞策反工作，策应解放大军，缩短解放进程。我向他们表示：我可以在华蓥山地区，特别是在广安搞策反，因为我弟弟在那里当队长。
1949年暑假期间，我去了一趟广安，先吸收我弟弟林治国加入农工党，由他引我与李朝铖见面。李朝铖是广安当时的实权人物，任西南长官公署华蓥山站副站长，其兄李朝信是杨森手下师长。“八一三”淞沪之役，部队被打光后，回家做寓公，赋闲在广安，很有实力和威信。李朝铖在家中请我吃饭。饭后，只剩我弟兄二人与李密谈。我先阐明形势，后晓以大义，要他和平解放广安，他回答道：“起义事关重大，我不能做主，需与我哥商量，明日明确答复你。”
次日，李来对我说：“我哥已同意。”李氏弟兄与我在密室会谈：一、起义时间由重庆方面决定；二、须派一位懂军事能指挥者来具体掌握；三、以信背面画“十”为证。
我回渝后，即向李正清报告广安策反工作已布置妥当。1949年11月，我去找李正清，但李已去香港，我又去找黄朋豪，遇李如苍在座，两人皆大力支持。李带我去棉花街李绍涵家，将冉庭栋介绍与我。旋即冉将刘伦介绍与我，说：“刘是青年军营长，很能干，正合你的要求，且为广安人。”我将书信交他促其早归，并嘱咐他，须与地下党取得联系！
刘伦到广安后，促进了广安的和平解放，摧毁了国民党在华蓥山打游击的阴谋，使许多土豪恶霸劣绅主动投降，缴获美造全新枪支8000余支、子弹百余万发，交与解放军四野王正木部。
但刘伦却自封司令，委派县长、局长、区长、科长等，并在万寿宫召集万余民众举行庆祝和平解放大会。四野王正木部拘押了刘伦，刘即派人来重庆送信，要我党设法营救他，我当即报告罗任一、黄朋豪，由吕一峰引我面见统战部程子建部长，由程部长介绍去二野政治部，吕部长接见了我，我说：“刘伦是我党新成员，没受过党的熏陶，是以飞扬跋扈，犯下错误，我们用人不当，首先应该检讨，不过他亦有不少功劳。”要求吕部长将刘押来重庆，交我们领回，以便进一步对之进行教育。吕部长回答：“行。”不到三日，电话通知我们去领人。后来，组织上送刘伦去西南革大学习，结业后分配了工作。
（作者林雅，已故，原系农工党重庆市委离休干部。本文成文于2007年）
我在重庆迎解放
尹明孝
1949年10月，农工党广西地下工委为避免遭受敌特迫害，保存实力，迎接解放，决定张国岑同志负责留守桂东等地区的农工党组织，保持联系继续开展斗争，其他主要负责人如张纯之（特派员）、朱清烈（组织部长）、唐逸云等同志经柳州分头去香港、重庆，一方面听取本党五干会议精神，一方面和先期到渝的马明龙等商洽解放后的工作。我和马纵然、朱北希等到渝后，住在马明龙家。
马明龙是1949年夏抵达重庆的，他和重庆中共地下组织书记易难早已取得联系，并参加了解放前夕以护厂为主要任务的工运活动。马明龙和我们谈到这些，谈工人们为迎接解放和与敌特进行坚决斗争的情况。他带我们和易难同志见面，并组织去工厂实地参观。
我和当时在国民党外交部任职的李光斗有过多次接触，他是我初高中时的同学。那时他和我谈到将要去台湾的事，他爱人对此很踌躇，曾找我商谈去留。通过这些接触，我知道国民党当局已下令要其所有单位迁往台湾，而绝大多数国民党党员则是人心惶惶。李光斗幻想到东南亚当个外交官员，但他的家人却举棋不定。李光斗的弟弟在国民党联勤总部一电台任中尉报务员，也奉命迁移，他也无所适从。当我把这情况和马明龙、朱清烈等谈了后，大家要我尽可能做些工作，让他们把电台留下，不要迁台。我多次向他们讲形势，保证他们在解放后必可受到既往不咎的对待，工作上有出路。这年11月中下旬，随着形势的迅猛发展，他们保留了电台和密码，也通过马明龙和易难的联系和中共地下组织接上了关系。
朱清烈由广西柳州去香港和本党组织联系后来到重庆，他告诉我们负责重庆市工作的是黄朋豪同志。1949年12月3日，重庆解放后的第三天，我们由广西转移到重庆的许多同志，搬住蓝家巷特七号，即本党重庆市工委会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