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冯国瑞离北平返陕，公余之暇，遍阅邢氏遗书，广搜博访编成《守雅堂稿辑存》4卷1册，民国二十七年（1938）铅印。扉页为冯国瑞题字，背面附邢澍给吴修手札一篇。书首有张鹏一、邵力子、孙蔚如、冯炳奎、温天纬5人《序》5篇，景志伊题词《念奴娇》1首，书末有冯国瑞《后序》1篇。卷1为《事迹考》、《著述考》，卷2为《文集》，卷3为《诗集》，卷4为《杂俎》。文集收录邢澍文章30篇，其中《八砖精舍记》一篇有目无文。卷3是诗集《南旋诗草》，有学生张廷济《南旋诗草后序》1篇，并附有诗补7首；卷4《杂俎》，是邢澍与钱大昕、章学诚等人的酬唱之作。此书是目前所能看到的关于邢澍诗文集最早的本子，先生功莫大焉。邵力子曾赞叹云：“邢亻全山在乾嘉诸贤中不愧为卓然大家，岂仅为西北一隅之学者哉？仲翔所辑之著述考，可见其学术梗概，其网罗散佚之功，不可没矣。”1990年，我和王锷受西北师大古籍所之托，整理《守雅堂辑存》。我负责校点诗文部分，王锷负责附录部分。我们在原基础上对篇卷略作调整，卷1《文集》、卷2《诗集》，附录一为《序》、《传》、《考》、《杂俎》、《杂录》，附录二收录了张舜徽先生《清人文集别录》关于《守雅堂稿辑存》的题录，以及李鼎文、赵俪生先生研究邢澍的文章。该书1992年10月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但是体例存在缺陷，不够严谨，尤其把邢澍的部分作品放在附录明显有失偏颇。
（四）《麦积山石窟志》
1941年，冯先生从重庆辞去东北大学教授归陇，第一次对麦积山石窟进行了实地考察。写成《麦积山石窟志》一书，约2．4万字。卷首有刘文炳先生于民国三十七年七月所作《序》和作者于民国三十年六月自《序》各1篇。篇次为：《甘肃诸石窟中之天水麦积山佛龛》、《秦汉间麦积山之史迹》、《西魏大统时之再建麦积山佛龛》、《北魏李允信之建造麦积山七佛阁与庾信之作铭》、《散花楼遗基间之六朝壁画与藻井画》、《造像》、《建筑》、《六朝唐宋明人之摩崖》、《宋明清人之石刻》、《瑞应寺》、《胜迹》、《艺文附录》，共12篇类。
《麦积山石窟志》初印本，1941年由陇南丛书编印社刊印竹纸线装本300册。一出版就引起巨大反响。当时《大公报》、《益世报》、《燕京学报》等都先后作了专题报道。麦积山石窟从此走出闺阁，走进人们的审美视野。1989年《天水日报》社印刷厂又重新铅印线装，由冯先生弟子张举鹏先生标点句读，辑佚补遗。除收原《志》全文外，增加作者有关论文：《天水麦积山石窟万佛洞铭》、《天水麦积山石窟介绍》、《麦积山石窟大事年表》。卷首有麦积山全景图、作者遗像、墨迹、手迹。书末有冯先生长媳周贞吉女士《改版重印后记》，作于1989年12月天水故宅，比较详细的叙述了冯先生考察石窟的经过和成书过程、初版流传情况。1992年台湾天水冯同庆堂印行的精装本，除收录原《志》全文外，增加霍松林教授《序》一、现代艺文附录、霍松林诗两首、靳志诗两首、丁楠《冯国瑞先生发掘甘肃诸石窟艺术之业绩》文1篇；冯国璘重印记1篇，插图11帧。
可以说麦积山遇到冯国瑞是幸运的，没有冯的研究宣传保护，麦积山也许还要沉睡若干年。正是冯先生的不懈努力，麦积山才掀去久蒙的盖头，让世人欣赏到她娇艳夺目的风姿。《麦积山石窟志》1941年出版后，许多专家学者接踵而来。北京大学阎文儒教授曾于1945年和1962年两次前来考察，张大千带领全家人及弟子也前来考察观赏。1952年西北文化部组织以常书鸿先生为首的勘察组专程来访，1953年中央文化部组织以吴作人为首的专家组在麦积山进行了历时一月的考察。冯国瑞先生始终陪伴在他们左右，讲解研究心得。1953年经过冯先生的多方努力，甘肃正式成立了麦积山石窟文物管理所。1961年3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布麦积山石窟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冯先生有功于麦积山，可麦积山的宣传材料几乎看不到关于冯的一点文字，后人实在不该忘记他。
（五）《天水出土秦器汇考》
天水是秦祖先的发祥地，秦先人在秦文公前世居西犬丘。在天水地方史研究方面，冯国瑞先生是利用考古文献探索秦人早期历史的第一人。1919年，天水秦岭乡出土秦公簋，不久流传到兰州，为合肥张氏收藏。1935年又流传到北平，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冯先生于1942年在重庆中央图书馆借合肥张氏拓本，钩摹了原簋图、器内铭文。1944年，他对秦公簋、秦公钟、秦车輨综合进行考证，并同兰州、重庆各地的学者讨论商榷，将商承祚、郭沫若、吴其昌、刘文炳等人研究的论文意见，结集为《天水出土秦器汇考》，1944年由陇南丛书编印社刊印出版。
秦公簋为秦西垂宗庙祭器。《汇考》根据秦公簋铭文，结合《史记》之《秦本纪》，考证秦在西垂经十二王，即：文公、靖（宁）公、宪公、出公、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共公、桓公。桓公之后为景公。此器为秦景公时所制，约在公元前576年。簋高21．8公分，直径30．4公分。器内有铭文50字，盖上有铭文50字，合文1字，重文4字，共105字。盖外铭文18字，共计123字。根据冯先生对铭文考释，器盖铭文释记如下：
〔盖铭〕秦公曰：宏大显赫朕皇祖，承受天命，本华夏族，传十二公，在帝之旁，敬畏天命，长相保秦，慎为夏裔，我小子秉承明德，威威武武，告诫万民。
〔器铭〕：众多贤士，既文且武，明察服靖，不听命者，虔诚恭敬，朕之所祀，作宗彝祭器，肃待驾临，受享厚祭多福，上寿无疆，峻极在天，大享吉庆，奄有四方祭。
秦公簋的出土证实古代陇南地区就是秦人的发祥地，今天礼县大堡子山、圆顶山一带的大量考古材料证明，冯国瑞先生五十年前的考订结论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先秦史研究的重大突破。可惜当时没有引起学者的重视。
（六）《秦州记》
天水古称秦州，刘宋南郡王从事郭仲产曾著有《秦州记》、《仇池记》、《陇右记》、《南雍州记》等书，记录秦州一带山川地理历史风物。《秦州记》大概散佚于清雍正前后，康熙时期《御定渊鉴类函》曾大量引用。冯依据《水经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辑佚旧文，逐条考证，编成《秦州记》一书，民国三十二年（1943）作为陇南丛书刻印出版。冯先生辑《秦州记》不分卷，计1册，封面有于右任题佥，扉页有吴敬恒题字，卷首有冯自《序》1篇。《说文月刊》1944年第4卷出版了合刊本，并在《西北论衡》1945年第12卷第3期发表。
此书共录22条，其中陇西郡11条、南安郡1条、天水郡4条、武都郡4条、金城1条、阳平关1条。主要记载了秦州之山水、物产及地县沿革，书中每条文献均系以笺注，笺注引征典籍或以冯的实地勘察为参考，对原记山川河流、区域沿革、物产名胜，辨其源流，订其讹误。该书是研究西北史地重要文献。比如关于仇池国史料，可补史书之缺。
（七）《炳灵寺石窟勘察记》
1951年秋，冯国瑞先生赴临夏参加土改，陪甘肃省委副书记孙作宾到炳灵寺石窟勘察，撰写了《永靖发现西晋创始炳灵寺石窟》一文，先后在《甘肃日报》、《光明日报》发表。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言：此文的发表“引起了读者们很大的注意”。中央文化部与西北文化部即决定派遣专家，组织炳灵寺石窟勘察团前往炳灵寺作进一步的考察与研究。1952年9月18日，考察团从兰州出发，历时了12天，对炳灵寺石窟做了比较全面细致的勘察。冯先生应邀参加考察，并撰写了《炳灵寺石窟的历史渊源和地理环境》一文。根据石窟题记和有关文献的记载，他认为炳灵寺石窟创始于西秦乞伏氏王朝。最早的造像题记是魏宣武帝大代延昌二年（513）曹子元的摩崖题词。他考订石窟年代为魏窟2龛10窟，唐窟85龛21窟，明窟1龛5窟。其中唐石窟群数量最多也最精美。虽然没有宋窟，但有西夏时期的摩崖和壁画，表明元代八思巴喇嘛教在此盛行。建筑是犍陀罗佛教艺术建筑与中国飞阁栈道建筑的结晶。保存下来的佛教壁画，反映了古代西北地区各民族的精神风貌、文化艺术内涵。
冯先生发现《水经注》中所记的唐述、时亮就是现在的炳灵寺。炳灵寺在寺沟峡，即古籍中记载的积石山中的唐述谷。不久，冯国瑞撰《炳灵寺石窟勘察记》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研究炳灵寺石窟艺术的专著，约3万字，1952年铅印出版。全书共分九部分，资料详实，论证详尽，对炳灵寺作了全面考述，诸如炳灵寺之地理环境、石窟精华、造像、石碑、壁画等。该书将文献中有关炳灵寺的记载全部搜寻囊括，最后根据《法苑珠林》、《水经注》、《太平御览》、《元和郡县志》、《游仙窟》、《解学士文集》、《风雅堂稿》等典籍，考订炳灵寺石窟创建于西晋太始初年（265年左右），在国内诸石窟中为最早者。尤其是陇西秀才王荷泽于康熙十九年（1680）写的《游灵岩寺记》，记载了当时大佛的有关情况，据此推断大佛阁被毁于康熙十九年以后。
冯先生还对寺名进行了考证。名称最早产生在晋初，羌语曰“唐述谷”或“唐术”，即“鬼谷”之义。唐时名龙兴寺，宋名龙岩寺，藏语“十万”曰“炳”，“佛”曰“灵”，“炳灵”为十万佛之义。这一观点今日已成共识。现在根据石窟和有关文献考订，在唐代龙兴寺和灵岩寺两个名称交替使用，并非宋代才称灵岩寺。
据有关文献记述，冯先生著述尚有《陇南金石记》、《成纪李氏族系考》、《陇南耆旧传》、《李广故事》、《诸葛故事》、《赵壹集》、《仇池记》、《羲台志》、《力学庐书目》等多种，1962年郭沫若先生索取遗著50余种，至今下落不明。
冯先生的著述，主要集中在民国时期。1949年以后，随着文化环境和政治环境的变化，使他和很多知名学者一样，才华和勤奋都成为人生的罪过与累赘，好在那个恶梦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我们可以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中和远去的贤人对话，将他们未竟的事业进一步发扬光大。
（《甘肃文史》2009年第2期）